原標題：20181219今日不選股(三)-成長的疼痛與量化管理
新標題：
在新搬來這個Blog後我上一次寫今日不選股的系列是談柯文哲的市長選舉，今天用一個人當起頭，這個人是柯文哲在選戰時上遍各大節目的“大學姊”:林筱淇。今天假設你是柯文哲，你會不會用你選戰的大將來擔任市府的要員？在政治的世界就是這麼複雜，我所說的政治其實不是你看到的柯文哲、蔡英文、政治在你的生活中無孔不入，政治實際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再說簡單一點，廣義一點的政治就包含職場、婚姻、職場代表一個人向外求生存的發展，婚姻代表一個人向內求溫暖的舒緩，再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林筱淇在選戰表現得很好，為什麼找不到一個位置給他做？
其實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但我要問的是如果你是柯文哲在你選舉過程幫忙你的人，且被大眾認為是有效且有能力的人，你會不會排除萬難給他一個位置坐？
我們從位置的角度來看，原本的副發言人轉觀傳局長，發言人又已經都有原本的市府團隊，等於選戰團隊的人在選後要去跟原本市府的人競爭，那如果你把原本市府團隊的人給調走，讓選戰的人進駐，人家會說你無情，但不給他位置坐又說你無義，其實台灣以前也很討厭酬庸這件事情，也就是選戰幫了你以後你就要給我一個局長做，這次一反常態可能是大眾看林筱淇在選戰表現太好，所以希望他能出任重要的公關職務。
今天我要談的就是酬庸這件事情，在一般人的觀念裡酬庸這種利益交換是官場腐敗的象徵，但實際他來自非常簡單的補償心理，但這種補償心理只要用錯了就會異常慘烈，所以回到重點還是當你是一個管理者，永遠要排除萬難不要把一個位置交給你內心覺得不適合的人，這個職位的安排輿論都覺得不適合，你覺得適合還是可以安排，但要你內心真的覺得他的專長與資歷或有人格特質符合才這麼做。
今天來談談清朝的海關，海關是一個充滿慾望與肥水的地方，這一點就算在今天的許多開發中國家也還是一樣，在清朝當然皇帝也很理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但為什麼清朝皇帝常常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任官員隨意拿取非官方的各種雜費，原因在於你要先簡單理解清朝的財政收入狀況。
清宮劇常常提一個單位叫做內務府，內務府基本上是為皇家私人所設，處理的就是皇帝的小金庫，乾隆晚年的時候人老了利令智昏，與他早年的英明有很大的差距，當時中英的鴉片戰爭爆發前實際上爭吵的就只有一件事情-貿易，轉折點就在英國的史臣馬嘉爾尼，他是英國皇族的親戚，為什麼英國人大費周章來到中國拜見皇帝，因為在當時乾隆為了管理方便，只開放廣州作為通商口岸，但只開放一個港口並不是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當時外國人要與中國做生意要透過一個非官方的機構稱為十三行，十三行實際上就是十三家中國的商行，簡單說就是外國人賣給十三行，十三行再往內銷中國，就是一種強制代理制度，外國人不能直接在中國做生意，在現代社會聽起來一定很荒謬，但現在很多非洲國家也還是這樣做，外資賣給我，我在高價賣給人民，這樣才能控制這群國內的奴隸。
所以中國只要是外貿物品的高低都由十三行控制，而十三行因為有這種特許權，自然都出一些芭樂價跟外商採購，然後再高價賣給國內，早期電子商務不盛行的時候，台灣的代理商橫行現在報關和國際採購越來越簡單，代理商未來在台灣也會逐漸式微，自由市場的基本精神就是只要工具與渠道被建立了，市場就會往更低成本與更高效率的方面走，代理商的優勢就變成如果可以在地維修等才有被考慮的機會，而可想而知，海關與十三行接觸自然也收受大量的油水，但你不能把這些油水都當做貪污。
我在台灣看過很多企業，老闆對採購的收賄行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開始我很納悶懷疑老闆是不是也有勾結，後來我發現原因在於假設把採購職位的薪資大幅拉高，那會讓整個薪資結構都必須做調整，但你把重要與信任的人事安排在採購，然後放任他們去外面索賄，公司用比較高價的價錢購買產品，除非價錢很離譜，否則通常這都是屬於採購的“人事補貼費”，而且有的是整個高階主管甚至總經理都是這個利益團體。
清朝的做法就非常類似這樣，而且是連皇帝都知道這件事情，因為奉行低薪的官僚體系，所以這種從上到下以"非官方"雜費的方式去補貼薪資的做法在清朝是一脈相傳，但正是因為這種作法無法做到透明公開的制度與他的不穩定性，從中要多拿多少還是因為某一個環節的大官貪心起來，對外商的貿易行為就有極大的損害，整個中英貿易的衝突就在於這裡，實際上鴉片戰爭也是一場貿易戰爭，是一場英國希望中國開放市場的貿易戰爭。
在歷史課本都會寫的可歌可泣好像英國人欺負了中國人，但實際上是乾隆皇帝與清朝長期以來對外商的欺侮，導致最後英國用最原始的手段對中國動粗，但這場動粗以後，掀起了連現代中國海關可能都自歎不如的管理效率，這段海關管理的故事每次都是我在管理一家企業或者跟在當老闆的朋友只要認識比較久都會分享給他們，後來有當主管和有機會介入管理的高層，我也每每都用這個故事來分享，因為我希望企業和組織不要再淪陷中國1792年乾隆叫馬嘎爾尼跪下的那個充滿優越感的場景，如果乾隆知道再過40幾年他的子孫會被英國的砲打的屁滾尿流，或許當年他至少會多少能體諒一下外商的困境，人與人之間往往就是少了一份溫暖的體貼才會釀成後面的悲劇。
這個英國人是Robert Hart，中文翻譯叫做赫德，他在中國管理了中國總稅務司半個世紀從1861年到1911年，這段期間的海關狀況可以堪稱所有組織與企業的表率，營收大幅上升，薪資也瘋狂式的大躍進，更重要的是貪腐案件五根手指頭伸得出來，總稅務司延伸至今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的關務署，首任的司長是李泰國，基本上都是由外國人擔任，因為在鴉片戰爭以後，關於貿易事務最可笑的是反對由中國人接任海關高層的是中國人，充分反映了中國人最了解中國人，因為這是由中國總理衙門的大臣文祥所反對，他認為要由外國人接手才能徹底改變海關的陋習，文祥後來也是自強運動的推動者，由此就可知他對洋務的體認一定比普通的中國文官更深。
中國人對貪污深惡痛絕，那你說美國對貪污就不深惡痛絕嗎？其實不是，這是法律制定上的差異性，美國對於許多在中國違法和併購的事情都有相應的制度，要送錢給官員可以，針對利益的輸送很多就像是美國總統退任後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企業邀去演講等等給高額的顧問費？
所以根本不用偷偷摸摸地貪污，他們直接把這些貪污合法化，讓利益輸送是正大光明的，所以你感覺這沒有貪污其實是因為貪汙很大的一部分都被合法化做政治獻金等等，但至少在赫德與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他們都有很清楚的一點認知，要提高廉潔就要給高薪，這是首要的第一步，在赫德改革以前，中國海關的粵海關督是二品的高官，一年的年薪大約只有155兩，換算台幣大概就在155000左右，因為清朝物價起伏也不算小，畢竟當時沒有中央銀行，資訊不流通，但大約抓平均一兩白銀就是現在的1000元台幣，這是一年的年薪，由此可知當時的薪水低的有多離譜。
在清朝的海關時期，一年的人事費用大約是1萬兩，但赫德接手後，人事費用暴增75倍變成75萬兩，而且因為金銀比的失調，為了讓薪資是以白銀做單位的人事費用可以符合比例，後面最高的人事費用更是高到316萬，我們先把現在一年合理裡的薪水做個估算，現在一個員工一年的薪資大概是40萬左右，而當時我前面說過一個二品大官也只有155兩，現在增加75倍，薪水直接變成1162萬以上，但當時定義的最高官的稅務司年薪9000兩換算當時的年薪是810萬台幣左右，現在連台灣總統都沒有這樣的薪水，由此可知公務員的薪資或許還是太低，但當時赫德不是只有做這樣的改變，他主要做了以下三點的改變
- 會計制度的變更
- 審計制度的稽核
- 人事制度的改革與考試制度的改革
在這些過程中他都是漸進式的去變更，要有一個基本概念，英國人是非常現實主義的赫德基於這種傳統，他很清楚什麼事情會太快觸及到利益集團，什麼事情可以先晚點，當時的會計制度變更後馬上查出了有將近三分之一都是漏報給朝廷的稅費，而且因為有英國財政部的協助，讓帳目更容易查詢和清楚記載各種短期現金，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很鼓勵投資人一定要學會看懂公司財務，因為這是現代化管理一家公司和看出一家公司好壞的量化標準，我也一直都用這種標準在做投資，這項偉大的發明很大一部分也是東西方實力的差距，但有了會計制度還要有審計制度，審計就在於替記帳的錯誤和虛偽造假做查核，我記得之前我有一篇文章就再說一家公司的老闆要看他經營如何就去看他的倉庫，因為倉庫就是完成細節最基本的要件，審計就有這種精神，赫德有一個專門的審計部門，他會隨機去查詢帳目是否有更新到最新，實際的金庫與帳目數量是否相合，因為是隨機抽查且不定時的抽查，海關人員很難事先準備造假，所以就養成他們隨時保持這樣的習慣，這才是真正的稽查就是隨時都能查，隨時都及時改正缺失，而且因為審計部們得到充分的授權，只要查到有問題的帳目當事人會被勒令停職，但這些會計與審計的基礎都還是要有雄厚的人力資源，所以赫德最根本的源頭在人力資源上他採取公開考試，這讓許多關說被杜絕，台灣之所以今天還有不錯的公務人員體系就在於這種公開考試系統。
你不要覺得台灣的公務人員很爛，台灣的公務人員分為兩種，一種是政務官，選舉產生以後直接任用的，一種是事務官，是考試擔任的，基本上單位的害蟲都是政務官，由國家考試系統上來的公務員都具備有一定的水準，公務員的錄取率是非常低的，當然再退休金被大砍後，現在已經衝得非常高，以前的錄取率都是低於1%，1000個人去考只取不到10人競爭程度完全不輸給大學聯考，所以這些中產階級很多公務員的子女都是醫生、律師、會計師、老師等中產階級，因為本身台灣事務官的頭腦就不差，很多時候是被政務官的命令害死，因為選舉出來的政務官的權力與官位更大，就逼著很多基層會做很多蠢事，蠢事做多了做久了，自然就身心疲憊，民眾來也沒熱情，這相信在職場做過五年十年，甚至短一點你就能體會有一個蠢主管和蠢公司，多麽的令人身心疲憊，公務員體系也是如此，他們也跟民營公司完全沒有不同，公務體系內也是有非常高效率的組織與機關。
但它們的共通點就是要由公平的考試制度來選拔人才，因為考試不看名字不看身份地位，只看答案與能力，所以不要覺得大學聯考不好，制度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可能是不更改的教材，還有考試的方式，而不是考試這個制度本身不好，不考怎麼知道你能力好不好？就失去量化的標準，雖然量化的內容可以討論，但不代表量化的制度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公平的讓每一個人不會受到任何影響的可以有一個階級流動的機會，不然你會希望台灣到處都是吳音寧這種連營收都念不出來的"總經理"嗎？
這就是很典型沒有經過考試選拔產生的悲劇，能力變成各說各話而不是定義一個標準公平的讓所有人可以競爭這個職位，台灣到今天還是很多位置靠關係，靠利益輸送，這就是到2018年還存在官僚體系的悲劇，要打破這個悲劇就要習慣什麼都要考試，而且選拔要公開透明，赫德自己的朋友也想靠關係結果也被赫德說先去考試吧，結果考試沒過一樣不錄取，這套制度不管你是誰，你是連勝文還是吳音寧都沒有用，因為他只看冷冰冰的分數。
從科學管理的角度先用考試量化能力選拔進來以後，用會計和審計量化績效，這全都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根本，所以為什麼要學總體經濟？要學公司財務，就是在量化你的投資讓你的投資理性化，才不會隨著題材起舞，在這麼高的薪資環境下最諷刺的事情發生了。
赫德離職的時候，原本490萬倆左右的稅收，已經變成了3020萬兩，超過六倍以上的成長，請注意，費率是固定的，所以收入完全靠管理和總量增長，而不是靠以前清朝的隨意加收，海關稅收當時以經到了清政府的25%左右的財政收入，在鴉片戰爭以前關稅額度在150萬兩，但僅僅因為貿易開放的稅率正常化，馬上就讓稅額當年立刻超過200萬，意思就是這場仗根本是一場愚蠢的戰爭，因為優越感堅持不開放港口的乾隆和清政府狠狠的打一巴掌，至今的中國海關在2000年也有多個海關長官因貪污被判處死刑，現在的中國海關因為沒有記取過去赫德的經驗還是在泥沼中持續掙扎，甚至現在的中華民國又走回了將近200年前的路，忘記了考試與高薪聘用人才的重要性，這衍伸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最近的法拉利事件，一個睡眠不足的輟學生撞到了四台法拉利，但受財產損失最嚴重的那群人即便是違停但在疲勞駕駛撞擊靜止的四台車，卻遭到社會的大肆撻伐，其實這與公務員的批鬥和年金問題一樣，因為你拿不到所以社會就謾罵，但卻沒辦法看到一個高薪的公務體系對社會整體外部成本的降低有多大的助益，今天中國政府也還是很信奉清政府那套，台灣政府也是低薪控制成本，甚至民間企業也非常愛這套別人給低薪我也給低薪。
我雖然沒經營過大企業，但在經營企業我還是盡量都給比市場行情至少高3000-5000的水準請基層員工，勞健保都合法承保，光是勞健保合法比起高薪低報的企業一個個月的成本至少多出3000-4000元，對於中小企業這是非常龐大的壓力，因為中小企業還沒有大企業的那些補助與減免，至少這樣的福利和薪資已經足以挑選非常多優秀的履歷，每次有朋友問我為什麼找不到人才，我都問他是老虎的從來不會待在貓窩，你要當一個能承擔的老闆就必須是隻老虎，給出老虎的薪水，給了老虎的薪水沒有老虎的表現可以給資遣費直接開除，但不要養一堆病貓在公司不只養不出老虎連老闆都會被吞噬，所以寧可關閉公司，我也曾經因為經營不下去把公司賣出關閉，或是與股東在人事意見不和，但我的堅持是至少給比市場行情高的薪水才能找到比市場能力好的人，鼎泰豐就是這樣做，所以培養了龐大的競爭力，那一顰一笑和廚師的一把鹽巴一把醬油，都是代價換來的，有時候一間企業和政府越來越爛越來越腐敗，就是有令人無所適從的方向感，現代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最強調目標，活著就要有目標，而管理的下屬不知道你的目標，無所適從，你又完全站在自己的利益去操弄人事與財務，自然國毀家亡公司倒閉，所以為什麼我在前一篇的今日不選股對財政紀律這麼重視，不管柯文哲做得怎樣，說了什麼，講了什麼幹話，至少他努力還債，並以此為榮，我需要的就是一個此還債和控制財政的首腦，因為唯有這樣才能釋放出財政的壓力，靠著赫德的管理當年的清朝敗亡其實你稍微讀過歷史就知道，是因為立憲運動的失敗皇權釋出的困難，他與傳統那種因為吃不飽的起義與革命不太一樣，太平天國之亂也順利評定，歷史上的清朝雖然敵不過外邦，但在國內的治理還沒有病到那種程度，他的衰敗某種程度上是重大決策的錯誤，從甲午戰爭延續過來的，與財政並沒有太嚴重的關係，這一大部分都要仰賴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居於稅務司的努力，希望這一段故事有機會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或者擔任任何管理職的人省思。
已經2018年快要2019年了，我們還落後赫德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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