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質財經】20250210(一)-為什麼美國可以在2022年的高利率下打擊通膨?歐洲央行卻不行

作者:納蘭雪敏



圖為Robert Triffin,他於1993年2月23日過世,享年81歲, Triffin Dilemma 時至今日30年過去,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長期貿易逆差的問題上預測正確。美元無法同時滿足「全球美元需求」與「維持美元價值」的矛盾,矛盾將導致國際貨幣體系的危機。

2022年3月開始,美國創下1980年代以來最快的升息速度,2022年3月17日開始從利率0%開始開始升息,2023年的2月2日,利率走廊已經從0%上升到4.5%-4.75%,美國則從2024年9月19日開始降息。

2022年7月21日,歐洲央行才開始升息,2024年6月5日歐洲央行開始降息,歐洲以主要再融資利率(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 MRO)、存款機制利率(Deposit Facility Rate, DFR)
、邊際貸款利率(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 MLF)做為主要的三大利率。

主要再融資利率(MRO)——基準利率是商業銀行從歐洲央行借錢的主要利率,被視為「基準利率」。市場一般會將MRO視為歐洲的「官方利率」。

存款機制利率(Deposit Facility Rate, DFR)是銀行將多餘資金存入ECB的利率,相當於「超額準備金」的利率,銀行間拆借利率(EONIA、€STR)會參考這個利率,銀行同業隔拆利率是一種無風險利率的指標,DFR降低會使得銀行降低存款到央行意願而釋放資金到市場。

邊際貸款利率(MLF)是銀行在ECB借短期資金(隔夜貸款)的利率,MLF是銀行出現流動性危機時跟央行拆界的利率,通常是貨幣市場利率的上限。

以2023年9月14日為例,MRO當時為4.5%,MLF為4.75%,DFR為4%,超額準備金利率(DFR)因為是多餘的資金利率,所以最低,邊際貸款利率(MLF)因為是資金不夠時動用所以最高。

FED與ECB的對照

美國的基準利率是有效聯邦資金利率(Effective Federal Funds Rate,EFFR),機構進行隔夜無擔保拆借資金的利率水準,而歐洲銀行間拆借利率(EONIA、€STR)會參考存款機制利率(Deposit Facility Rate, DFR),但不會完全跟DFR一樣。

美國的FED利率走廊一開始設計是使用下限是超額準備金利率(IORB, Interest on Reserve Balances),這與歐洲的存款機制利率(Deposit Facility Rate, DFR)一樣,但QE以後,導致非商業銀行的資金無法存入超額準備金帳戶,聯邦資金利率長期低於超額準備金,翻譯白話一點就是商業銀行的同業拆款比超額準備金利率更低,所以完全同業拆款利率更低,所以大家都把錢存在了FED。

這樣的狀況會使得同業拆款後將錢存在FED獲得套利空間,所以後來隔夜逆回購利率(ON RRP)提供給非銀行機構(貨幣市場基金、保險公司等)做為閒置資金可以存入FED的帳戶,但歐洲存款機制利率(Deposit Facility Rate, DFR)沒有提供給非銀行機構。

ON RRP 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提供非銀行機構(如貨幣市場基金)一個無風險的存款選擇,確保市場利率不跌破政策範圍。當市場資金過剩消失,ON RRP 的需求自然會下降,所以ON RRP 可以看做是一個流動性的指標。

量化緊縮(QT, Quantitative Tightening):FED減資產負債表,從市場回收資金,導致超額準備金下降,銀行更願意支付較高的隔夜利率,讓非銀行機構轉向銀行市場,而非存款於 ON RRP,如果短期美國國債(如 1 個月 T-bills)收益率上升,貨幣市場基金(MMF)會更願意投資短期國債,也不存入 ON RRP,目前正處於可能回歸傳統準備金機制的狀況。

FED傳統的準備金機制上下限

超額準備金利率(IORB, Interest on Reserve Balances)會重新變成上限,市場隱含的最低借貸利率(取決於非銀行機構與銀行的資金流動)成為下限。

商業銀行的最安全投資選擇是存款於FED的IORB,因此它們不會願意支付高於 IORB 的利率來借款,比如IORB給出5%的利率,假設銀行之拆借的EFFR有5.1%,IORB只有5%,拆借給別家銀行顯然更划算,比如B銀行願意以5.1借款,A銀行5.1%借他,但此時IORB只有5%,C銀行就會用5.08%借給B銀行,於是EFFR利率隨著銀行競爭下利率變低。

EFFR 最後降回 5.00% 或更低,套利機會消失,市場利率穩定,IORB 設定了市場利率的「上限」,確保銀行之間的利率不會長期高於這個水準。

傳統的準備金機制是沒有下限的,在2015年有ON RRP以前,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下限,是
直接由市場決定下限,因為非銀機構不能存在IORB,ON RRP 之後,FED提供了一個確定的市場利率下限,確保市場利率(EFFR)不會跌破這個水準。

沒有ON RRP的時代

以非銀機構為例(如貨幣市場基金 MMF、保險公司、投資機構),假入找不到適當的投資標的時,過去他們無法存款於FED準備金帳戶(不像銀行可以獲得 IORB),銀行之間的拆借利率 EFFR = 4.75%(低於 IORB),MMF 有大量閒置資金,他們會把錢借給銀行(即使利率低於 IORB),投資短期國債(如 T-bills),投資短期回購協議(Repo Market),MMF還是會接受EFFR利率以下的利率。

借款需求不足情況下,EFFR 可能持續下降,最終的市場下限由 MMF 願意接受的最低利率來決定,這通常比 IORB 更低,因為 MMF 沒有存款於IORB的選擇。如果短期國債收益率(1 個月、3 個月)很低,非銀行機構可能會選擇在市場借款,而不是買國債。
例如,假設 1 個月國債利率 = 4.60%,那麼 MMF 可能願意接受4.65% 的市場利率,因為比買國債好。

引入ON RRP時代

引入ON RRP就是為了確保市場利率不會過度下滑,FED將吸收市場多餘的資金,避免跌破利率走廊,市場資金過剩會推高資產價格,例如股市和房地產泡沫,因為資金沒有更好的投資選擇,當有了ON RRP,MMF就會存入FED,不會接收低於FED的資金報價。

現在的狀況(歐洲的寬鬆時代)

FED = 
IORB(FED自訂的超額準備金利率上限) -- EFFR(同業拆款) -- ON RRP(FED自訂的市場下限)

ECB = 
MLF(ECB的緊急貸款利率) -- 主要再融資利率(MRO)-- €STR(歐元短期利率, Euro Short-Term Rate)--DFR(ECB的超額準備金利率)

ECB在寬鬆時期,MLF很少動用,因為銀行之間拆借容易,市場利率(€STR)通常低於 MRO(主要再融資利率),MLF 的利率通常高於市場拆借利率(€STR),所以銀行不會輕易動用 MLF,在寬鬆時期,銀行對 MRO 的需求也會降低,因為市場上已經有足夠的流動性。

€STR 很難長期低於 DFR,因為當市場利率低於 DFR 時,銀行有套利機會,會選擇將資金存入 ECB 而非借給其他銀行。

美國有大量非銀機構,但歐洲沒有,MMF規模很小,所以無法影響市場利率,歐洲市場的資金流動主要受到銀行行為的影響,而銀行可以選擇存款於 ECB(獲得 DFR),確保市場利率不會低於 DFR,所以歐洲沒有ON RRP的設計,DFR已經足夠。

為什麼美國可以打敗高通膨?

解釋完了整個歐洲與美國央行(FED)的差異後,回到主題,美國的金融市場高度市場化,房貸、企業貸款、信用卡利率與市場利率(如 10 年期國債殖利率、聯邦基金利率)高度相關,FED升息以後,市場利率快速傳導。

但歐洲的銀行主導信貸市場,不像美國那樣依賴市場融資,升息後銀行貸款利率調整較慢,對企業投資影響較小,企業貸款通常與銀行內部利率掛鉤,升息影響也比較慢,消費貸款受銀行影響較大,升息後調整較慢,歐洲由銀行主導的利率傳導因為資金來源比較單一傳導速度就比較慢。

在2022年全球通膨高漲主要是烏俄戰爭,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擁有豐富的頁岩油氣資源,相對歐洲無法能源自主,大量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烏俄戰後,歐洲能源成本暴增。

美國的非法移民帶來充沛的勞動人口,川普目前的反移民政策可能也帶來勞動力通膨,即使沒有這個因素,美國裁員與調整薪資比歐洲更有彈性,歐洲許多工資是透過勞工合約談判,這些合約可能是 1-3 年期,甚至更長,歐洲的工會勢力較強,政府通常不會允許企業大規模裁員,使得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壓力更大。

美國政府的財政刺激措施(如疫情補助、社會福利)多為一次性,隨著開始上升財政支出減少,就減少對通膨的刺激,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財政政策拉鋸戰,使得額外的財政刺激較難通過,進一步減少對通膨的壓力。

但歐洲國家財政赤字較高,政府透過發債支撐支出,導致市場流動性仍然充足,降低貨幣緊縮的效果。

當時歐元因為升息太慢,歐元大貶下,歐元貶值導致進口商品(特別是能源)的成本上升,進一步推高歐洲的通膨,但歐盟主要貿易還是可以呈現貿易順差,

美元避險地位使得出口競爭力難以上升

美元做為全球儲備貨幣,這就代表全球資金會一定程度持有美元,1975年以後美國不曾達到貿易順差,在此前,1950-60 年代,美國汽車業(如 Ford、GM、Chrysler)主導全球市場,大量出口至歐洲和亞洲,1970 年代以前,美國石油幾乎可以自給自足,依賴進口能源的程度較低,現在美國石油達成自給自足,但工業外流。

1980-1990 年代,美國企業開始將製造業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國家(如墨西哥、亞洲),進口增加,貿易順差消失,2001年後中國加入 WTO,美國從中國進口大幅成長,製造業進一步外移,美國進口商品遠超出口,美國消費者越來越依賴便宜的進口商品(如亞洲製造的電子產品、家電、服飾)但這也繼一步壓低了美國的通膨,信用卡和貸款普及,刺激消費增加,消費越多,就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越大。

2024年12月,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至984億美元,創下2022年以來的新高,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的報告,截至2021年,美國在10個主要商品類別中,有9個類別呈現貿易逆差,僅能源相關產品(如天然氣)有貿易順差,2024年,美國農業貿易逆差達到39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農業進口的也明顯成長,2024年12月,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至984億美元,主要原因是資本貨物(如電腦和工業機械)和工業用品(如金屬和化學品)的進口增加。

美元本身就是一種出口產品

Triffin Dilemma 是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 Robert Triffin 在 1960 年代提出的理論,描述全球儲備貨幣(如美元)與貿易平衡之間的矛盾。這個困境可以說明為何美國長期處於貿易逆差,而且很難維持全球美元需求的同時實現貿易順差。

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元必須充足地流通在全球市場,讓各國能夠使用美元進行貿易、投資、儲備等,當美國從世界各國進口商品和服務時,它必須支付美元,這使得美元流入全球市場,滿足國際需求,若美國貿易順差,美元反而會回流美國,導致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美元供應減少,可能引發國際金融不穩定。

美國繼續透過貿易逆差供應美元給世界,但這將導致國內經濟失衡,可能出現債務增加、製造業衰退等問題,如果美國努力降低貿易逆差、甚至轉為順差,全球市場上的美元供應將減少,可能導致全球流動性危機,影響國際貿易和經濟成長。

所以美元幾乎被迫以貿易逆差供應美元給世界,所以美元的貨幣本身就是一種出口的產品,當全球貿易上升的越厲害,需要的美元就愈多,而美國希望維持美元霸權下,不能接受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的重要角色,美國的貿易逆差與財政赤字有關(雙赤字問題),如果美國能夠減少政府支出,改善國內儲蓄率,可能減少對外部資金的需求,降低貿易逆差,歐元則因為歐盟內部政治不穩定,歐元區無法形成單一財政政策,限制歐元的影響力。

貿易以外的美元需求來自金融,購買美國國債、美股、美國科技公司投資使得美元仍然回歸美國,美國可以透過加強對外投資、限制資本流入、影響國際金融機構來部分調控美元流動,而不只是完全依賴貿易逆差來供應美元。

但美國經濟又過度依賴消費和政府支出,所以目前川普希望高科技、能源出口、製造業回流,來降低貿易逆差,但這不是短期可以轉型的狀況,所以川普訴諸於關稅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不需要直接顯性的加稅而可以隱形的抑制進口,隱性的增加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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