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統治的鬆動
在中世紀長達一千年的時間裡，歐洲幾乎被天主教會支配。人的一生被教義規範，思想、學問都以「侍奉上帝」為目的。到了13、14世紀，教會內部腐敗、權力鬥爭頻繁，例如教皇與皇帝的對立、阿維尼翁教廷事件等，讓許多知識分子對教會失去信任。
他們開始思考：人生的價值是否只能由宗教定義？
中世紀晚期最核心的權力鬥爭在教皇原本掌握宗教權力，但逐漸想干涉政治，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則希望控制教會，這場拉鋸導致長期的政教衝突，本質上都是人類希望有更大的權力所導致。
叙任權之爭
最著名的是11～13世紀的「叙任權之爭」（Investiture Controversy）。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與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爭奪主教任命權，最後皇帝被逐出教會，只好到卡諾莎城向教皇下跪懺悔。雖然那是更早期的事件，但延續到13～14世紀，教皇仍試圖以宗教名義干涉國王，導致政治上越來越孤立。
「叙任權」（investiture）指的是國王或皇帝任命主教、修道院長等教職人員的權力。在中世紀，主教除了是宗教領袖，還擁有大量土地與政治影響力。對皇帝來說，能任命主教等於能控制地方權力，對教皇來說，這是侵犯神權。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有「神授的權威」，衝突因此爆發。
格列高利七世與亨利四世的權力鬥爭
格列高利七世主張「教皇高於皇帝」，甚至發布《教皇敕令》（Dictatus Papae），宣稱教皇有權廢黜皇帝。亨利四世當然不服，召開會議宣布廢黜教皇。結果教皇立刻把他「逐出教會」（excommunication）。在中世紀的歐洲，信仰與政治緊密結合。一旦被逐出教會，代表你不再是「上帝認可的統治者」。結果德意志的諸侯趁機叛變，因為他們可以說「我們不能效忠被逐出教會的皇帝」。亨利四世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西元1077年為了挽回局勢，亨利四世被迫親自前往義大利北部的卡諾莎城（Canossa），向教皇請求赦免。他在雪地裡等了三天三夜，穿著麻衣、赤腳懺悔，教皇最後才願意解除他的逐出令。這一幕震撼全歐洲，成為象徵皇帝在宗教權威面前低頭。
格列高利七世雖然赦免了亨利四世，但帝國內部的貴族仍不信任亨利，另立對立國王魯道夫（Rudolf of Swabia）。亨利四世為了奪回皇權，被迫再次開戰。這場內戰持續多年，使亨利決心徹底擺脫教皇的控制。
1080年，格列高利七世因為支持魯道夫，再次將亨利四世逐出教會。但這次亨利不再低頭，他集結軍隊南下義大利，直攻羅馬。同年，他在德國主教的支持下召開會議，宣布廢黜格列高利七世，並自行任命新的教皇克雷孟三世（Clement III）。
在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主教往往同時擁有政治與經濟權力。他們掌控大片土地、收稅、甚至可以徵兵。這些主教的任命，幾乎都由皇帝操控，因為是皇帝給他們封地、權力與保護。
因此，這些德國主教本質上是「皇帝派」，他們的忠誠多半不是對教皇，而是對亨利四世。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即「教會改革運動」）強調主教只能由教皇任命，不能由國王或皇帝干涉。
但亨利四世與一批主教堅持，主教的職位包含封地與行政權，屬於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皇帝有任命權，這就是整個衝突的根本矛盾。
教皇選舉法導致了教皇與國王的衝突
西元1059年，《教皇選舉法令》（In Nomine Domini）由教皇尼各老二世（Nicholas II）頒布。
這份法令規定教皇的選舉權由「樞機主教團」（College of Cardinals）負責，不再由羅馬貴族或皇帝主導。
樞機主教首先選出候選人，再由其他神職人員與信徒承認。新教皇的任命仍須考慮政治因素，但象徵上「教皇來自教會，而非世俗權力」。這就是今天教皇選舉制度（樞機主教選舉制）的起源。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在1073年當選教皇，因為制度不穩定，而且格列高利七世的當選仍帶有「過渡期」色彩。
當時他原名希爾德布蘭（Hildebrand），是教會改革派的核心人物。教皇亞歷山大二世去世後，羅馬民眾與神職人員立即在聖若望拉特朗大殿（Lateran Basilica）自發推舉他為新教皇。
形式上這違反了新法令規定的「由樞機主教團正式選舉程序」，但由於他深得改革派與教士支持，樞機主教團隨後也確認這個結果。
樞機主教團是怎麼產生的？
當時羅馬教會分為幾個行政區，每區有一位主教（bishop）或司鐸（priest）負責。這些人就是「長老會議」（presbyterium）的成員，後來演變為「樞機主教團」的雛形。
後來9-11世紀，隨著教會擴大，教皇身邊逐漸形成三種主要神職人員群體，樞機主教（cardinal bishops）是來自羅馬周邊七個教區（suburbicarian dioceses）的主教，樞機司鐸（cardinal priests）羅馬城內主要堂區的神父，這就類似於中國古代皇帝也有所謂的禁衛軍（例如唐代的「神策軍」、宋代的「禁軍」、明清的「親軍」）是直接受皇帝節制的軍隊，不受地方節度使或文官體系指揮。這些軍隊通常駐京城，是皇帝的「最後防線」與「權力基礎」。
正好可以對應到司鐸／樞機司鐸在教皇體制中的角色，他們常駐羅馬，是教皇身邊的「核心神職圈」，掌管禮儀、教義與行政，是教皇的精神禁衛軍。另外還有樞機執事（cardinal deacons）負責教廷行政與慈善事務的神職人員，是在羅馬七個慈善行政區的執事，一開始也是只在羅馬，但後來樞機執事逐漸在世界各地都有，這種名號叫做 titulus（堂號）或 diaconia（執事區名號），中世紀以後就不一定了。
1080年的亨利四世的再次勝利
前面我們已經說到，格列高利七世雖然赦免了亨利四世，但亨利四世在1080年重新捲土重來希望壓制教皇，但這一場奪權要先說到，1076年亨利四世被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逐出教會後，德意志諸侯趁機造反，1077年推舉魯道夫·馮·施瓦本（Rudolf of Swabia）為對立國王（anti-king）。兩人因此爆發在西元1077年到1080年爆發長達三年的內戰。
我們要回說亨利四世的身世，亨利四世出身於「薩利安王朝」（Salian dynasty），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核心王室之一。他的父親是皇帝亨利三世（Henry III），母親是匈牙利公主阿格尼絲（Agnes of Poitou）。他在西元 1056 年繼位，當時年僅六歲，繼承父親的王位。
因為加冕典禮在德意志境內舉行，他的正式頭銜是：Rex Romanorum（拉丁文：羅馬人的國王）中文通常譯作「德意志國王」或「羅馬人的國王」，這個稱號代表他是日後神聖羅馬皇帝的繼承人，但尚未獲得教皇在羅馬的正式「加冕」。所以在1070年代「叙任權之爭」爆發時，他的身份仍是德意志國王。
羅馬皇帝到底是誰？
如果你稍微有讀過歷史就知道，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76年滅亡，之後只剩下東羅馬帝國。
此後西歐沒有皇帝，只有各地的國王，西元800年，法蘭克國王查理大帝（Charlemagne）征服了大部分西歐，被教皇良三世（Leo III）在羅馬為他加冕為：Romanorum Imperator（羅馬人的皇帝），這個舉動象徵「羅馬帝國精神的重生」，但其實他的領土在今日的法國、德國、義大利，不在羅馬本身。所以「羅馬」這個詞已經不是地理意義，而是「合法性」與「普世基督教秩序」的象徵。
查理大帝死後，他的帝國分裂成三部分：法國、西義大利、德意志。到了10世紀，東法蘭克（也就是德意志地區）的國王奧托一世（Otto I）重新統一德國諸侯勢力，並在西元962年由教皇加冕為「羅馬皇帝」。神聖羅馬帝國才正式誕生。
西羅馬帝國以後真正意義上的地理羅馬是誰統治?
這個問題就非常的冗長了，實際上西羅馬最後一位皇帝是年僅16歲的羅慕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西元476年，日耳曼裔將軍奧多亞塞（Odoacer）發動政變，廢黜他，向東羅馬的拜占庭皇帝致敬，名義上承認對方為唯一的羅馬皇帝。實際上，奧多亞塞自己在義大利建立政權，成為義大利實際統治者。
所以這時候到西元493年都是日耳曼裔將軍奧多亞塞（Odoacer）統治。
這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第一階段的統治。
東羅馬皇帝芝諾（Zeno）後來派東哥德族首領狄奧多里克大帝（Theodoric the Great）去討伐奧多亞塞，結果狄奧多里克殺了奧多亞塞，建立了東哥德王國（首都在拉文納），成為義大利的新統治者，雖然他也是日耳曼人，但他聰明地維持羅馬的行政制度、法律與文化。他尊重羅馬元老院，保留拉丁文行政，並與教會合作。
因此在狄奧多里克時期（493–526），羅馬城的生活仍然相對穩定。
這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第二階段的統治。
西元553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發動「再征服運動」，派名將貝里薩留（Belisarius）與納爾西斯（Narses）征服義大利。經過漫長的哥德戰爭（535–553），拜占庭軍最終擊敗東哥德王國，羅馬與義大利重新歸入拜占庭帝國的控制。但戰爭摧毀了義大利經濟與人口，羅馬這時幾乎成為半荒廢的城市。
這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第三階段的統治。
西羅馬帝國因此被光復了？
但這就講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東羅馬既然連羅馬這個當初失去的城市都拿回來了，為什麼西羅馬帝國不算光復了？因為這件事在當時人眼中，並不是「羅馬帝國滅亡」，而是「權力重新整合」。奧多亞塞把皇帝的權杖與帝冠送到君士坦丁堡，向東羅馬皇帝芝諾（Zeno）表忠，說：「義大利不需要兩個皇帝，我願意代表您治理這裡。」
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法理上，羅馬帝國依然存在，只是統一於東羅馬皇帝之下。對拜占庭人來說，他們一直是唯一的羅馬帝國，從未分東西。當查士丁尼（Justinian I）在6世紀派軍再征服義大利時，他自己與人民的說法是：「我們在恢復帝國的疆土。」（renovatio imperii）。
他認為自己是「羅馬皇帝」，收復義大利是理所當然的「內部修復」，而非「光復另一個滅亡的帝國」。
但是西羅馬帝國滅亡是後來的歷史學家，尤其是近代歐洲史學回頭看時，認為476年是「西羅馬帝國滅亡」，原因有三個：
民族轉換： 義大利與西歐被日耳曼王國取代，羅馬公民的政治身份消失。
文化中心東移： 君士坦丁堡成為唯一的帝都，拉丁世界轉向地方封建化。
雖然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在位527–565）有強烈的「羅馬復興」夢想，他用的口號正是：Renovatio Imperii Romanorum（羅馬帝國的重生）。
他的軍隊收復了義大利、北非與西班牙南部。在他看來，這是「重建羅馬帝國的統一」，但現實上這些地區戰後經濟崩潰、人口銳減，無法再恢復古代帝國的繁榮，所以後來歷史學家認為這是短暫的「形式統一」，而非真正的光復。
西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帝國內所有自由人都成為羅馬公民，這讓「公民身份」成為全帝國統一的法律象徵。
在古代羅馬，成為「公民」（civis Romanus）代表你受羅馬法律保障（例如財產權、訴訟權、婚姻權），你可以服兵役、納稅、在地方議會投票，你是「羅馬帝國的成員」，不論你住在高盧（法國）、西班牙、或義大利。即使西羅馬帝國末期動盪，羅馬法律仍在運作。元老院（Senatus）名存實亡，但地方議會、稅收與行政體系還能維持。也就是說，「羅馬公民」仍有法律上的權利，雖然政治上幾乎沒有自主性，因為此時羅馬皇帝才是真正的權力中心。
不過西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這只是希望處理稅收問題，因為原本只有公民才叫繳稅，但「非公民」則多屬地方自治區，不受這些稅制約束。卡拉卡拉因為長期軍費與建築開支龐大（例如他修建了著名的「卡拉卡拉浴場」），帝國財政極度吃緊。因此他藉由這道敕令，使所有自由人都成為課稅對象，也就是「全面課稅、擴大財源」。
在羅馬社會有幾個種類，公民（cives Romani）有完整羅馬公民權，可以結婚、擁有財產、上法庭、服兵役、參政（早期）。拉丁人（Latini）原本是義大利半島的拉丁族群，後來包括部分被征服的地區居民。他們有部分權利（例如貿易、居住權），但不能投票或擔任高官，很類似現在取得各個國家永居權的人，不能參與政治活動。非公民自由人（peregrini）是「外邦人」，不是羅馬公民，但也不是奴隸。比如商人、被征服民族、移居者。他們有「自由」的法律地位，但只能依地方法或條約受保護。最低等的就是奴隸（servi），他們是「他人財產」，完全沒有法律人格。
而所謂自由人有下列基本特徵可以自主結婚（婚姻被法律承認）。可以擁有財產。可以出庭、立契約。不會被人買賣。但公民權主要分公民、拉丁人、外邦人來決定，在羅馬社會裡，奴隸可以由主人釋放（稱為「解放奴隸」libertus）。這些人一旦被合法釋放，就成為自由人，
但他們的自由有一些限制雖然他們可以工作、結婚、繼承財產，但他們仍對前主人有義務（如尊敬或支付部分收益）。他們的子女才會成為「完全自由的羅馬公民」。所以「自由人」這個概念在羅馬法律裡非常嚴格只要你不是奴隸（不管你是公民、拉丁人、外邦人、解放奴），都算自由人。
而西元212年最大的改變就是只要你不是奴隸不論你原來是希臘人、敘利亞人、埃及人、非洲人、拉丁人你都自動成為「羅馬公民」。他把整個帝國內所有「非奴隸」的人統一為同一法律身分。
但羅馬帝國在西元前27年之後，屋大維（奧古斯都）就算是建立羅馬帝國了，因為羅馬的政治制度雖表面上還有元老院與公民會，但實權已全部集中於皇帝（princeps）一人。皇帝控制軍隊、財政、立法權與官員任命，公民雖然仍然是「羅馬公民」，但已無法參與實質政治決策。「公民」身分更像是一種「法律身份」可以依法繼承財產，可以合法結婚，可以在法庭上受保護，但已經沒有政治權力。
在之前羅馬共和時代是可以選舉的，當時的「公民」就是「政治的主人」，比較類似於現在的民主體制，帝國時代以後，帝國時期仍保留元老院（Senatus）與地方議會（curia），但他們的職能早已被皇帝取代。元老院只能批准皇帝的決策，而非討論政策。地方議會只負責稅收與公共工程，沒有自主立法權。
之後帝國更進一步更專制，戴克里先（Diocletian, 在位284–305）與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在位306–337）徹底建立起「專制君主制」（Dominate）皇帝是「上帝在地的代表」。公務員體系龐大、階級化，軍隊效忠於皇帝，而非公民或國家。在這樣的體系裡公民不再被是國家的主體，而是國家管理的對象。特別是西元380年基督教成為國教後，政治權威逐漸「神聖化」，皇帝成為「上帝的僕人」，統治不再需要公民授權。信仰取代了公民義務，政治的「公共參與」變成了宗教的「服從」。
東羅馬帝國拿回羅馬後又失去了轉變成教皇的統治
553年之後，羅馬仍屬拜占庭帝國，但拜占庭的首都在君士坦丁堡，距離太遠。到了568年，日耳曼的倫巴底人入侵義大利，占領北部（米蘭、帕維亞等地），拜占庭只能控制中南部（包括羅馬、那不勒斯、拉文納），這些地區被稱為「拉文納總督區」（Exarchate of Ravenna）。拜占庭勢力逐漸削弱。羅馬城內的主教（也就是教皇）開始代行行政、司法與慈善職能。教皇從宗教領袖，慢慢變成實際的地方統治者。
751年，倫巴底人滅掉拜占庭在義大利最後的據點拉文納。教皇史提芬二世（Stephen II）向法蘭克國王丕平（Pippin the Short）求援。丕平擊退倫巴底人，並在754–756年間把奪回的土地「贈與教皇」，這就是著名的「丕平獻土」（Donation of Pippin）。
教皇國正式誕生
自此，教皇正式擁有自己的領土，教皇國（Papal States）誕生。羅馬從此不再屬於任何帝國，而是由教皇直接統治，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千多年，直到1870年義大利統一。
但教皇國它並不是像後世那樣有穩固國界與常備軍的國家。羅馬城內是由教皇掌握宗教與象徵權威，但貴族家族（如Tusculani、Crescenzi）仍控制地方武裝，義大利中部其他地區： 由地方主教、封建伯爵、貴族割據，教皇的實際掌控有限。外部名義上受法蘭克（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保護」，皇帝常以此為介入藉口。教皇國更像是一個鬆散的宗教封建聯盟，沒有現代意義的國防體系。
亨利四世重回羅馬
1077年推舉魯道夫·馮·施瓦本（Rudolf of Swabia）為對立國王（anti-king）。兩人因此爆發在西元1077年到1080年爆發長達三年的內戰，1080年這時候亨利在魯道夫戰死後重掌帝國大權，於是決定南下義大利，直接推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1081–1082 年亨利第一次率軍南下義大利，未能攻破羅馬，1083 年羅馬城內部分貴族與市民厭倦教皇與皇帝之爭，轉而支持亨利，城門部分開放，亨利控制城外與部分區域。1084 年 3月他第三次南下，這次羅馬民眾迎開城門。格列高利七世退守聖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
亨利在羅馬城內安置了自己擁立的教皇克雷孟三世（Clement III），並在1084 年 4 月由他在拉特朗大殿為自己舉行加冕禮。從這一刻起，亨利成為名義上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這在形式上象徵了皇權壓倒教權亨利看似完全戰勝了格列高利七世。但是格列高利七世並沒有投降。他仍在聖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中頑強堅守，並向南方的盟友南義的諾曼人國王羅貝爾·吉斯卡爾（Robert Guiscard）求救。羅貝爾是諾曼征服者家族出身與征服英格蘭的威廉世同族），他在南義建立了強大的軍隊，雖然與教皇關係緊張，但最終仍以「保護教宗」為名北上救援。
羅馬雖然驅逐了亨利四世但換來了慘痛的代價
當諾曼援軍逼近時，亨利四世知道自己無法同時對抗德國境內反叛與南方強軍，因此在1084 年 5 月選擇撤出羅馬，帶兵北返德意志，他雖保留了皇帝頭銜，但對義大利的控制非常有限。羅貝爾·吉斯卡爾率軍進入羅馬後，成功解救格列高利七世。但是他的士兵幾乎全是傭兵，在羅馬城內大肆掠奪、焚毀、姦殺，羅馬市區遭到嚴重破壞，居民死傷慘重。
這場事件被後世稱為「羅馬大劫」（Sack of Rome, 1084）對教皇威信是一場毀滅性打擊。羅馬人民因憤怒而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不敢再留在城內，被迫與諾曼人南下，逃往薩勒諾（Salerno）。後來他在這場劫難後隔年1085 年 5 月 25 日去世，享年約 70 歲。
兩個教皇的時代
在亨利四世撤出羅馬（1084年5月）之後，教皇的位置一度陷入雙重教皇並立的局面。亨利四世扶植的教皇克雷孟三世（Clement III）是亨利在1080年的「布雷薩會議」上推舉出來的「對立教皇（antipope）」1084年在羅馬為亨利加冕後，就留在羅馬城內。由於他掌握軍隊支持，在實際控制上是羅馬的教皇。當時亨利撤退的是他自己的德意志主力部隊，但留下一批義大利地方盟軍與駐軍來維持局勢。而帶走的德意志主力部隊要回去鞏固自己的政權。在亨利進入羅馬的過程中，他得到不少「皇帝派」（Imperialist）義大利貴族支持，尤其是羅馬境內反對教皇的貴族家族（如Crescenzi、Tusculani家族）。這些人本身就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在亨利離開後仍然控制城內部分區域與城防塔樓。克雷孟三世是亨利扶植的教皇，他的安全與地位需要軍事維持。亨利在撤軍時留下了部分士兵作為「守備隊」，一方面保護克雷孟三世，另一方面確保帝國派在羅馬仍有存在感。中世紀戰爭中，傭兵常常被留下來守城或為地方貴族效力。這些人拿錢辦事，只要亨利或克雷孟三世能繼續支付軍餉，他們就會留守。
格列高利七世被救出後重新進入羅馬，但他看到的是一座被洗劫的城市、居民對諾曼軍極度憤怒、而城內仍有帝國派貴族活動。這使他無法重新穩固統治，最後被諾曼人救出後流亡薩勒諾（Salerno），仍被教會改革派與西歐多數主教視為「合法教皇」。雖然他在世時無法重返羅馬，但名義上仍是教宗。
格列高利七世的繼承者
格列高利七世到南義的薩勒諾（Salerno）後，臨終時，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回羅馬，也知道教會改革禁止俗人任命主教、強調教權高於皇權不能斷。
根據當時記載，他留下了兩句最有名的話：
“我愛正義，恨邪惡，因此我死於流放。”
（拉丁文：Dilexi iustitiam, odi iniquitatem, propterea morior in exilio.）
他把教會改革的火炬交給了自己最親信、最忠誠的門生烏爾班二世（Urban II）。改革派的樞機主教團依照他的精神路線，先推舉出一位過渡教皇維克多三世（Victor III, 1086–1087）
原名德西德里烏斯（Desiderius），是蒙特卡西諾修道院院長。他一開始不願接受教皇職位因為局勢危險，但在1087年短暫執政後過世。
根據格列高利七世的遺志與改革派一致同意烏爾班二世（Urban II, 1088–1099）接任教皇，他出身法國克呂尼修道院（Cluny），是格列高利七世最忠實的追隨者。他延續「格列高利改革」（Gregorian Reform），強調教權至上、反對皇帝干預教會，並在1095年於法國克萊蒙召開大會，發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使教廷威望達到高峰。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來臨
1095 年 11 月，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克萊蒙（Clermont）召開大會。他在眾多主教與貴族面前發表演講，呼籲基督徒武裝朝聖、「收復被穆斯林玷污的聖城耶路撒冷」。
當時耶路撒冷與中東地區由伊斯蘭勢力控制。最初阿拉伯帝國（倭馬亞、阿拔斯）允許基督徒朝聖，但到了 11 世紀末，耶路撒冷落入塞爾柱突厥（Seljuk Turks）手中。這個政權對基督徒朝聖者更為嚴苛，並且進攻拜占庭帝國領土。
拜占庭帝國在 1071 年「曼齊刻爾特戰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慘敗給突厥人，大量土地失去，皇帝阿歷克修一世（Alexios I Komnenos）急需援助，因此向西歐的教皇求救。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II）此時剛繼承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精神，希望提升教廷威望、統合歐洲基督教世界，同時修補東西教會（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裂痕。
於是宣稱：「這是上帝的旨意！（Deus vult!）」
這句話成為十字軍的口號。參戰者會在衣服上縫上紅色十字（crux），象徵他們是「背負十字架的戰士」，因此被稱為「十字軍」（Crusaders）。
第一次十字軍並非由一個國家發動，而是歐洲貴族聯合行動，法國貴族為主力圖盧茲伯爵雷蒙四世（Raymond IV of Toulouse）、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諾曼人貴族來自南義與西西里，由波希蒙德（Bohemond of Taranto）率領。神聖羅馬帝國與英格蘭貴族也派部分軍隊，拜占庭皇帝阿歷克修一世提供後勤與部分軍事協助。
1096 年群眾十字軍由平民組成率先出發，但缺乏組織，多數在途中被殺，後來1097–1098 年 正規十字軍穿越拜占庭領土，奪取尼西亞（Nicaea）與安條克（Antioch），尼西亞（Nicaea）是現在土耳其的İznik（伊茲尼克），安條克（Antioch）則是土耳其現在的Antakya（安塔基亞）。
這段過程非常的辛苦，安條克（Antioch，今土耳其Antakya）是通往巴勒斯坦的咽喉要地，城牆堅固、糧草充足。十字軍從1097年10月開始包圍，整整七個月陷入飢餓與疾病。許多士兵逃亡、甚至吃馬肉維生。1098年6月，一位亞美尼亞守將暗中與波希蒙德勾結，半夜打開城門。
十字軍突入城中，爆發激戰，最終奪下安條克。但隨後穆斯林大軍又反攻包圍他們十字軍再度被困在城中。就在絕望時，一名僧侶聲稱夢見「耶穌顯靈」，指示他在聖彼得教堂下埋有「刺穿耶穌身體的長矛」。挖出鐵矛後，士氣大振，十字軍鼓起勇氣衝出城外，竟然奇蹟式擊退敵軍。
他們相信這是上帝的神蹟。
奪取安條克後，十字軍繼續南下經敘利亞、黎巴嫩沿海地區，經過的城市有阿勒頗（Aleppo）、的黎波里（Tripoli）、提爾（Tyre）。部分城市與十字軍簽下通行協定，以免被洗劫。
1099 年 6 月抵達耶路撒冷。此時聖城由埃及的法蒂瑪王朝控制。十字軍因糧食短缺，甚至把木橋、梯子改造成攻城塔，在7月15日，他們終於突破城牆，屠殺穆斯林與猶太居民數千人，血流成河。戰後選出布永（現在比利時南部）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為領袖，但他拒絕稱「國王」，自稱「聖墓的保護者」（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耶路撒冷王國正式成立，並在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舉行彌撒。他賣掉自己的土地與財產（甚至抵押領地給教會），親自率領來自洛林與法蘭德斯的騎士與士兵參戰。他的軍隊紀律嚴明，信仰虔誠，在整個東征過程中獲得許多盟友尊敬。
空前威望的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II）
他延續前任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精神，使「教權高於皇權」的理念更加牢固。不過在歐洲本土，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混亂仍然沒有結束。
亨利四世雖然攻入羅馬、擁立對立教皇克雷孟三世，但教會並未承認他。十字軍勝利後，教廷威望反升，他在政治上再度孤立。他的兒子亨利五世在主教與貴族支持下，於 1105 年發動政變，逼父親退位。西元1106年亨利四世死於流亡。父子之爭使帝國內戰持續近十年，中央權力嚴重削弱。
從1070年代起，亨利四世與薩克森貴族、教皇、對立國王魯道夫的戰爭持續了幾十年。德意志地區被戰火摧毀、稅收崩潰、封建秩序混亂。許多地方貴族與主教認為亨利四世的統治只帶來無止境的混亂。為了籌措戰爭經費，他沒收教會財產、強行徵稅、甚至任命自己人當主教。結果主教群體認為他「侵犯神職特權」，但同時他又沒有真正保護貴族利益等於兩邊都得罪。
到 1105 年時，亨利四世已被內戰拖垮。他的兒子亨利五世年輕、有教養、外表莊重，而且在表面上表現出「尊重教會、願意改革」的姿態。對主教與貴族而言，亨利五世代表新的開始、結束內戰的希望。許多主教其實在精神上仍認同教會，只是現實被迫支持皇帝。他們希望新皇帝能與教皇談和，恢復秩序。亨利五世最初確實表現出溫和、虔誠的態度。
貴族厭倦被亨利四世強徵軍費與控制地方封地。他們期待亨利五世即位後能「還權於諸侯」。因此紛紛倒向王子陣營，希望藉此削弱皇權。教會宣傳說亨利五世「不是弒父，而是拯救父親靈魂」。他以「阻止父親繼續與教皇為敵」為名，聲稱這是上帝的旨意，要結束流血。這給了教會與主教們道德上的理由去支持政變。1105 年，亨利五世藉口與父親和解，趁機在一次會面中軟禁他、迫使他退位。次年亨利四世在流亡途中病逝。
虛情假意的亨利五世
政變成功後，亨利五世表面上與教皇修好，但很快又回到父親那一套，強行干預主教任命、進攻羅馬，許多曾經支持他的主教與貴族感到被欺騙。在當時的制度裡，主教不只是宗教職位，也是封建領主，他們控制大片土地與軍隊，因此「誰任命主教」等於「誰控制土地」。
格列高利七世改革以來，教廷強調「主教的靈職（spiritual authority）應由教會任命，
而不是皇帝賜予戒指與牧杖。」但亨利五世堅持舊制，認為主教是帝國貴族，應向皇帝效忠並由他任命。
西元1111年歷史重演再度回到羅馬
亨利五世率軍進入羅馬，逼迫教皇帕斯卡二世讓步。1099年烏爾班二世（Urban II）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結束的幾週之後過世，隨後由帕斯卡二世（Paschal II）接任，帕斯卡二世（Paschal II）也是支持改革教會應該完全獨立。亨利五世原本答應尊重教會任命主教的權利，但即位後很快反悔，於1111年進軍羅馬，軟禁帕斯卡二世兩個月，於是帕斯卡在被囚禁的情況下替亨利舉行了加冕儀式。這一幕幾乎重演他父親攻城的歷史。教皇被迫簽下讓步協議，但回到自由後立即宣告無效。
西元1112年亨利五世又被逐出教會了
跟他的爸爸亨利四世一樣，帕斯卡被釋放後立刻宣布那份協約「在強迫下簽署，無效」。
他在1112年於拉泰朗（Lateran）召開主教會議，正式譴責亨利五世「冒犯教會與主的權威」。
這等於直接撤銷亨利的宗教合法性，再次將他逐出教會（excommunication）。這一幕就像亨利四世被格列高利七世逐出的歷史重演。
皇帝與教皇的冷戰開始
亨利五世跟他爸做出一樣的事情，希望拉攏德意志、義大利各地任命親信主教與對立教皇，繼續操控教會財產以維持財政。帝國與教廷陷入長達七年的對峙，雙方都不願讓步，羅馬甚至一度同時存在兩位教皇（帕斯卡與對立教皇格雷戈里八世）。
西元1118年帕斯卡二世去世，亨利五世又來羅馬了
卡利克斯圖二世先確保法國與義大利諸侯支持教廷，並得到英格蘭與西班牙的宗教領袖支持。
又跟亨利四世時一樣，國內局勢惡化德意志貴族與主教不再絕對效忠他，許多地區甚至拒繳稅與軍役。他需要和平來穩定政權。
西元1121年雙方停戰，1122年簽署協議
西元1122年，《沃姆斯協定》（Concordat of Worms）簽訂，最終確立「教皇任命主教的宗教權力」，而皇帝只能對主教的世俗權力（封地）進行象徵性承認。形式上看似妥協，但實際上皇帝真正失去對教會的控制權。
教皇勝利（精神層面）教會擁有主教靈職任命的最終權力（戒指與牧杖）。
皇帝保留實際利益（政治層面）皇帝仍可在主教選出後，以權杖授與封地（世俗職權），並在德意志境內監督主教選舉程序。
這讓「靈職」歸教會、「封地」歸皇帝，從此政教權力邊界明確化，叙任權之爭正式畫下句點。
不過亨利五世1125年死後沒有子女，帝國陷入了王位之爭。
宗教的世俗化
而教皇需要處理外交、分封主教、與各國王室談判。教皇國變成真正的「國家」，教廷官僚機構不斷膨脹。一般信徒漸漸感覺「教會是貴族的組織」，而非信仰的象徵。神職人員貪腐、收費、買賣聖職（simony）重新出現。
雖然皇帝表面上放棄叙任權，但實際上他仍掌握主教的封地與軍事支援；在德意志境內仍能影響主教選舉（例如派遣代表監督）主教仍是帝國議會（Reichstag）的一員。所以《沃姆斯協定》不是徹底分離，而是「互相滲透的共生關係」。皇帝學會以間接方式控制教會，而教會學會用政治手段維護權力。雙方與宗教與政治的經典結合。結果政教都失去了精神純粹性。
城市復興、政教對抗、古典知識回流三者交織
前面我們再說的都是政教對抗，而城市復興因為西歐從 10 世紀末起氣候轉暖、農業生產力提升，糧食過剩帶來人口增長，農村開始向城市聚集。
1050 年後，義大利（威尼斯、比薩、熱那亞）、法國北部、法蘭德斯地區都出現城市經濟復甦，法蘭德斯地區（Flanders）是一個在中世紀非常重要的地名，位於今天的比利時北部、法國東北部，以及荷蘭南部部分地區。它在 11～14 世紀是歐洲最富有、最先進的城市地區之一，是商業、羊毛與織布業的中心。
這時商業、手工業與貿易迅速擴大，對行政與法律人才的需求大增，為大學出現奠下基礎。在 11 世紀以前，知識主要掌握在修士與神職人員手中。要能讀寫拉丁文、懂《聖經》與教會法，
必須在修道院或主教轄下的學校受教育。因此早期的行政官、書記官幾乎都是神職人員出身。
西元1088年義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Bologna）率先成為研究羅馬法的中心。這裡的學者重新整理查士丁尼（Justinian）《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用嚴密邏輯訓練學生分析案例。洛尼亞是義大利北部最繁榮的城市之一，位於德意志與地中海貿易線交會點，富裕的市民階層需要懂契約、稅收、土地法的人才。學生畢業後被稱為 juris periti（法學通達者），他們是最早的「律師、法官與行政官」培養來源。
博洛尼亞出身的法學家，很快就被各國君主延攬為法律顧問（consiliarius）與法務官（iudex、advocatus）。
他們的主要職責包括起草法令與條約，用羅馬法的語言撰寫文件，使法律條文具有一致性與邏輯性。這是歐洲最早的「成文法」雛形。審理案件與仲裁，他們擔任法官或顧問，根據《民法大全》解釋爭議。因此司法逐漸脫離「貴族個人裁量」，走向書面判決制度。外交與條約談判，因為通曉拉丁文與法理，他們也被派任為使節或談判代表，撰寫具法律效力的盟約、婚約或領土協議。
同時，由於叙任權之爭，歐洲各地也急需懂羅馬法與教會法的學者來處理糾紛。當地的法律教師（如伊爾內留斯 Irnerius）開始講授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
學生來自整個歐洲，他們組成「學生行會」（universitas scholarium），聘請老師、制定章程、向城市請求法律保護，這個組織，就是「大學」（Universitas）的原型。
知識第一次脫離了教會與貴族的直接控制
博洛尼亞大學最大的創新是它是學生主導的自治團體。學生繳學費、聘請教授，甚至有權罷免教學不認真的老師。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知識第一次脫離了教會與貴族的直接控制。
它也是法律教育的中心，主要研究羅馬法（civil law）、教會法（canon law）畢業生被聘為城市法官、宮廷顧問與教會律師，使博洛尼亞成為「歐洲法學家的搖籃」。
西元1150年巴黎大學也誕生了
法國巴黎當時是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商業、文化與宗教活動密集。主教學校（特別是聖母院學校）聚集許多神學教師，後來形成「巴黎大學」。它的核心科目是神學、哲學與文學，是中世紀「信仰理性化」的思想中心。
西元1167年牛津大學成立
英國學生原本在巴黎求學，因政治衝突被迫返國，12世紀的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Henry II），
同時擁有龐大的法國領地（包括諾曼第、安茹、阿基坦），因此雖然是英格蘭國王，實際上是法王名義上的封臣。
這讓法國國王路易七世（Louis VII）非常不滿。兩國之間的緊張在1150到1160年代達到高峰，
尤其當路易七世的前妻阿基坦的艾莉諾（Eleanor of Aquitaine）改嫁給亨利二世之後，英王的勢力在法國境內壯大到幾乎威脅法國王權。
巴黎大學在12世紀已經相當國際化，學生分為不同「國籍分會（nations）」例如「法蘭西人（French）」、「諾曼人（Norman）」、「皮卡第人（Picard）」與「英格蘭人（English）」。但這種「國籍分派」在政治緊張時常變成真實衝突。當英法兩國外交破裂時，「英格蘭分會」的學生與教師常被視為敵國人士，容易受到排擠、稅務懲罰甚至暴力攻擊。
大約在1167年，英格蘭與法國的關係惡化（部分原因是教會問題與領土爭端），亨利二世與教皇也因托馬斯‧貝克特事件（Thomas Becket Affair）陷入衝突，因此不再信任巴黎的宗教教育環境。
當時的英格蘭剛經歷「無政府時期（The Anarchy）」內戰，國王亨利二世（Henry II）上台後，
想要重建秩序、加強王權。但是，中世紀的英格蘭境內，教會擁有自己的法律與法庭（ecclesiastical courts），神職人員若犯罪，不由國王法庭審理，而由教會內部處理。這讓國王覺得權力被分割、司法體系失衡。
亨利二世希望建立「統一的司法體系」，讓所有人，包括神職人員，都服從於王權法律。他選擇的合作對象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是亨利二世的摯友與忠誠幕僚，出身平民，靠才幹成為英格蘭大法官（Chancellor），深受國王信任。
1155年，亨利讓他負責管理國家財政與法律事務，兩人幾乎形影不離。為了控制教會，亨利決定在1162年讓他擔任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也就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以為這樣可以讓教會聽命於他。但是貝克特成為主教後，態度完全改變。他認為自己的責任是「服從上帝與教會，而非國王」。他辭去大法官職務，過著苦修生活，
並堅持神職人員若犯罪，只能受教會法庭審判。這直接觸怒亨利二世。貝克特拒絕接受國王管轄後逃往法國，被法國國王**路易七世（Louis VII）接納。路易七世和亨利二世本來就因領土問題（諾曼第、安茹、阿基坦）處於敵對狀態，於是他公開支持貝克特，讓他住在法國的修道院（主要在Sens、Pontigny）。同時，法國的巴黎教士與學生團體也在輿論上支持貝克特，
認為「信仰高於王權」，這讓英國王室非常生氣。亨利二世認為法王干涉他國內政，再加上巴黎學者與法國主教公開支持貝克特，整個貝克特事件變成英法之間的宗教外交戰爭。
於是他下令：所有在巴黎求學的英格蘭學生必須返回本國。
同時，部分教師也因戰爭與排外氣氛選擇離開法國。這批返英的學者與學生，多數聚集在當時已有教會學校的地方牛津（Oxford）。這裡原本就有主教座堂與學習拉丁文、邏輯的傳統，因此很快發展出固定的學術社群，最後形成了牛津大學。
西元1158 年大學自治開始
大學自治曾在臺灣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當時2018年1月5日，臺大選出經濟系管中閔教授委第十二任校長，但教育部以程序瑕疵為由拒發聘書，隨即引發大學自治的議題，但最早就是在
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Barbarossa）頒布《憲章特許狀（Authentica Habita）》。
這是歐洲大學自治與跨國特權的起點。它規定學生出入境自由，不得被扣押或課稅。若與當地居民發生爭議，只能由學術法庭審理。學者享有「司法豁免權」。這使博洛尼亞成為第一個受帝國保障的大學，也是第一個跨國學生能自由流動的學術中心。
西元1215年大學跨地區也有效
1215 年，教皇宗座使節羅馬主教卡迪納爾（Robert de Courçon）頒布了巴黎大學的第一份正式章程規範教學時間與科目，由教師公推校長學位（bachelor、master、doctor）正式制度化。從這時起，大學學位才有「跨地區效力」，也就是你在巴黎拿到碩士（Magister），到牛津、博洛尼亞都被承認。
西元1231 年《Parens Scientiarum》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頒布的教皇詔書（Papal Bull）。這份文件被譽為「中世紀大學的憲章」。這是「大學制度正式成形」的關鍵法令。
教皇明確宣告「大學是教會母體的一部分（Mater Ecclesia）。學者有權自由教學與辯論，不受地方世俗權力干涉。」
當時巴黎大學經歷一場危機。在 1229 年，巴黎學生與市民發生衝突（起因是嘉年華飲酒鬧事），地方守衛誤殺多名學生。巴黎大學教師與學生要求公正處理，但法王布蘭奇王后（Queen Blanche of Castile）拒絕干預。於是大學集體罷課、關閉教室，甚至有的教師離開巴黎。
這被稱為1229 年巴黎大學罷課事件（Strike of 1229）。
這場事件讓教皇看到地方政府干預學術太多，學者缺乏明確的法律保護。因此他決定制定一份保障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正式文件。從這一年開始，歐洲的大學不再只是地方組織，而是成為教會與帝國共同承認的跨國機構。
這種制度逐漸傳到牛津（約 1167–1214）、劍橋（1209–1231）、帕多瓦（1222）、薩拉曼卡（1218）、維也納（1365）。
西元1347年黑死病爆發導致了人文主義
三分之一歐洲人口死亡，人們開始質疑：「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為什麼不阻止苦難？」死亡與苦難讓信仰動搖，催生出「現世生命」的關懷。各國王權興起，削弱教廷影響。政治與文化逐漸「國家化」，不再完全服從羅馬。義大利、法國、尼德蘭的城市變得富裕。富商（如佛羅倫斯的美第奇家族）開始贊助藝術家、學者。這群贊助者不再以「救贖」為目標，而追求榮耀、美與理性。
義大利多個城市的城市復興促進了人文主義
文藝復興首先出現在佛羅倫斯（Firenze）、威尼斯（Venezia）、米蘭（Milano）等義大利城市，原因是這些地方在經濟上最富裕，也最早擺脫封建體制。
但丁觀念的誕生點約1300年前後，他讓「人」第一次成為宗教敘事的主體，象徵從神學中心轉向人性關懷的開端。透過《神曲》，他把宗教救贖與人類情感（愛、恐懼、慾望、理性）結合，
把人的內在體驗帶入信仰世界。
彼特拉克觀念的誕生點在約1340年左右，他認為人可以藉由理性與學習達到德性與尊嚴，
這是文藝復興人文思想的正式開端。他開始系統性閱讀並整理古羅馬作家（如西塞羅、李維、塞內卡）的文稿，主張人應該學習古典德性、理性與語言之美。
他提出的「Humanitas」意思是「人性之教養」，是一種結合知識、美德與理性的教育理想。
中世紀的教育與思想，是圍繞「上帝」而非「人」設計的。學習的目的不是「成為完整的人」，而是「更好地理解上帝」。主要科目稱為「七藝（Seven Liberal Arts）」三科（Trivium）：文法、修辭、邏輯，四科（Quadrivium）算術、幾何、音樂、天文，這些只是神學（Theologia）的準備工具。人的理性被看作有限、必須服從啟示（revelatio）。
彼特拉克在14世紀初開始閱讀古羅馬作家，尤其受到西塞羅（Cicero）的啟發。他注意到古羅馬人談教育時，強調的不是信仰，而是「德性（virtus）」與「修養（humanitas）」。讓人透過學習語言、歷史與思辨，理解自己、成為有德性的人。
當時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已發展成一套極度理論化的系統，充滿嚴格邏輯推理與神學爭辯，但缺少人性與情感，學者會問：「這樣的學問能讓人更有智慧嗎？」
佛羅倫斯、威尼斯等城市的知識階層不再仰賴神職，他們渴望新的文化象徵。古羅馬的「理性與公民美德」正好提供了理想榜樣。彼特拉克能讀到古羅馬作家的原因，是因為那時期出現了古典文本的再發現潮（Rediscovery of Antiquity）。修道院在中世紀雖保存了部分古羅馬文稿（尤其是西塞羅、李維、塞內卡），但幾乎沒人再讀，因為拉丁文退化、重心全在神學。
彼特拉克年輕時在阿維農擔任教廷書記官，有機會接觸這些藏書。他熱愛古文學，親自到修道院、古抄本庫尋書，甚至在1326年左右重新發現西塞羅的書信集。
彼特拉克在《孤獨對話錄》（Secretum, 約1347年）裡寫道「我不願再在虛假的辯論中浪費生命，我要尋找讓人心靈成長的文字。」
他厭倦經院派的爭論，他想要找能「教人如何成為更好的人」的學問，而這正是西塞羅、塞內卡、李維的精神所在。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不是憑空誕生，而是「重新發現古羅馬對人的尊嚴、理性與德性的重視」。古羅馬種下了人文主義的種子，而文藝復興「讓它開花」。
回到古羅馬就是因為沒有一神信仰
古羅馬並非「沒有宗教」，而是沒有一神教的世界觀。他們的宗教多神、多元、務實，也不主張「人有原罪」或「靈魂得救」的概念，人在古羅馬世界中被視為有能力、理性與尊嚴的存在，
這樣的思想土壤正好孕育出後來被稱為人文主義的價值觀。
古羅馬人信奉眾多神祇（Jupiter、Mars、Venus、Minerva 等），但這些神與人的關係不是「信仰」而是「契約」。只要履行儀式、遵守義務，神就保佑城市平安。宗教行為屬於公民責任的一部分，而不是精神救贖的手段。古羅馬時期因為尚未被基督教神學主導，思想自由度更高，宗教不干預理性與德性思考。
所以古羅馬沒有「基督教式救贖觀」，因此他們能以「理性與德性」來定義人的價值。
這種「以理性理解人生、以德性實踐尊嚴」的傳統，在文藝復興時期被重新喚醒，成為人文主義的根。對羅馬人來說，尊嚴是靠行為與德性贏得的，而不是出身或地位給你的。人若能用理性控制情緒與私慾，行事合乎正義與節制，他的生命就具有尊嚴。
理性讓人能選擇怎麼活，而不是被慾望、恐懼或命運牽著走。所以「理性理解人生」的第一層意思是用思考去主宰人生，而不是被情緒或環境主宰。「理性理解人生」的第二層：人生不是要逃避痛苦或追逐快樂，而是要理解世界的規律，讓自己與自然的理性法則和諧共處。理性讓人能反省、能選擇、能自我塑造。
文藝復興讓人變成世界中心
這時期的人文主義以「人能靠理性與學習提升自我」為核心。它反對中世紀那種「人是罪人、只能靠神得救」的觀念，改強調人有創造力、有尊嚴、能理解宇宙。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伽利略等人的科學與藝術活動，都是「人」重新成為世界中心的象徵。
啟蒙時代進一步把理性變成人類法則
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仍有宗教背景，而啟蒙運動則進一步把「理性」變成人類的普遍法則。
他們相信理性能帶來科學、法律與社會進步，教育能解放人類，使人擺脫愚昧與暴政。
笛卡兒提出「我思故我在」，代表「理性」取代神成為真理的根基，洛克強調「自然權利」，是現代人權的雛形，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可被當作手段」，使人文主義進化為一種倫理學的普世原則。
浪漫主義出現了重新審視啟蒙時代的理性
到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工業革命與啟蒙思想讓社會快速現代化，人卻感覺自己被「理性機器」統治了。於是浪漫主義者，像盧梭、歌德、雪萊、華茲華斯提出人的價值不只在於理性，而在於他能感受、想像、創造。
他們認為理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真正的「人性」包含情感（emotion）、想像（imagination）個體經驗（individual experience）換句話說，他們要恢復被理性壓抑的部分，也就是真實的內在生命。
這時期主張是「人應該超越理性，活出真實與創造力」。
浪漫主義也不是完全否定啟蒙思想，而是對啟蒙運動過度強調理性、秩序、科學的一種靈魂上的反抗，政治上有民主與人權、經濟上有工業革命、思想上有自由與教育。
但同時也出現了副作用社會變得制度化、功利化，人被看作「理性機器」或「勞動單位」，生活被數據與規律取代了情感與想像，放在現在來看，管理階層完全透過數字來管理員工，卻忽略了現場人員的情緒，心理狀態。
自從啟蒙時代以來，西方社會逐步建立起「科學化的社會治理」觀。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這種理性被推到極致，量化管理被應用在工廠制度、分工、時鐘式管理、效率至上。
20世紀初，泰勒制（Taylorism）更把工人視為可以被測量的零件，每一個動作、每一秒鐘都要被計算，這套邏輯後來演變成今天的KPI（關鍵績效指標）、OKR、績效評分制度。
理性在這裡變成「可量化的一切」，人被視為可替換的生產單位。
他們會指出，員工並不是只追求薪水與效率的機械，而是有情緒、有價值觀、有尊嚴的生命。這種忽略了人類本質的正是「理性失衡」的現代型態。
浪漫主義的信念是「我感故我在」與啟蒙時代的「我思故我在」呈現了對比。
存在主義的出現
到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工業化、官僚制度與科技理性全面主導，人再度感覺「被體制吞沒」，浪漫主義的感性理想似乎也無法拯救人類。
存在主義在這背景下出現，它繼承浪漫主義的反叛精神，但更殘酷地問「如果這個世界根本沒有意義，那我該如何活得真實？」
莎特（Jean-Paul Sartre）說：「存在先於本質。」
意思是人沒有預設的目的，也沒有上帝替你安排意義，你要自己創造意義、自己定義自己。
這就是浪漫主義的「真誠」與「個體性」在現代的延伸，但它不再浪漫，而是清醒。
存在主義的信念是：「我活故我責。」，也就是我存在，因此我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啟蒙時代原本認為人有理性以後，可以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但20世紀，這個「理性進步」的夢想破滅了，科學誕生了原子彈，工業帶來戰爭機器與階級壓迫，理性變成官僚、制度、冷漠的工具，效率雖然提高了，但人似乎更失去了自由。
我們可以反思網紅會被演算法與數據綁架，再也做不了自己喜歡的內容。
尼采說出那句震撼整個思想史的話「上帝已死。」（Gott ist tot.）
意思並不是上帝真的不存在，而是人類再也無法靠宗教來解釋世界或給自己意義。人第一次面對赤裸裸的自由與虛無，既然沒有神，那人類為什麼要活？這正是存在主義誕生的起點。
存在主義者繼承浪漫主義「尋找真實」的精神，但他們在尋找時發現真實世界是荒謬的、冷漠的、沒有答案的，世界沒有善，也沒有惡，只有自由與後果。所以他們的問題不是「如何回到自然」，而是在沒有意義的世界裡，怎樣還能真實地活下去。這是浪漫主義被現實摧毀後的清醒版本，真實並不浪漫，而是荒謬、孤獨、沒有慰藉。
浪漫主義的典型動作是逃離，逃到自然、逃到夢想、逃到愛情或藝術中尋求純粹，這是一種以美拯救真實的態度。
存在主義者卻更悲壯他們知道逃不掉。世界就是冷漠、政治就是荒謬、制度就是壓迫。但即使如此，人仍然必須「選擇行動」。
卡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他描述被罰永遠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石頭會滾下來，永無止境。
但他說：我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是幸福的。
因為在不放棄的推石過程中，人透過自己的行動賦予了生命意義。卡繆的結論是意義不是外在的給予，而是內在的選擇。沙特莎特（Jean-Paul Sartre）認為行動本身就是答案，當你做出選擇，你就在創造自我與意義，人生沒有劇本，但正因如此，自己才是導演。
存在主義被認為是人本思想的最後一個大浪潮，它是整個「以人為中心」的思想傳統——從文藝復興到啟蒙、人文主義、浪漫主義最後的結尾，在存在主義之後，西方哲學的焦點逐漸離開「人」，轉向語言、結構、權力、科技與非人類存在。
存在主義最後在1970年代結束，1950年代的巴黎咖啡館（如 Café de Flore、Les Deux Magots），莎特、西蒙·波娃、卡繆被視為思想界的明星，存在主義成為整個歐洲的精神象徵。
但最後學者認為存在主義太過關心至我，而開始轉向制度與結構，此後人的角色再度開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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