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今天來講跟財經比較無關的，但推動日本社會打破殺人罪追訴期的知名案件。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高羽悟當時三十二歲的妻子高羽奈美子在位於名古屋市西區的公寓家中遭到利刃刺殺身亡。案發時，他們年僅兩歲的長子就在現場，雖然全程目睹過程，但幸運地沒有受到傷害。當時現場留下兇手的血跡、鞋印以及一瓶乳酸菌飲料，然而受限於當年的調查技術與線索匱乏，案件始終未能獲得突破，成為日本知名的懸案之一。
而警方採集的協印是一名女性，且有相關的目擊證人看到手部受傷的這位女性甚至留下了畫像，高羽悟在每個月的13日的事件發生日都會到街頭發放傳單，並且持續的推動各種日本刑事訴訟法與警方現代偵察的進步。
這起事件之所以在社會大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因為高羽悟先生長年來的堅持。他在案發後的二十六年間，為了保留案發現場以利未來破案，始終不肯退租原本居住的公寓。他持續自費支付房租，即使不住在那裡，也讓屋內的擺設維持在案發當天的狀態，牆上的月曆更永遠停留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為了這份執念，他累計支出的租金超過了2200萬日圓。高羽悟先生曾對媒體表示，他不希望證據因為現場被破壞而消失，這份堅持展現了他對緝捕真兇的強烈決心。
案件的轉機出現在2025年。愛知縣警方在重新梳理關係人名單後，鎖定了特定的調查對象。在警方的持續追查下，現年六十九歲的嫌犯安福久美子於2025年10月30日向警方自首。令人震驚的是，安福久美子竟然是高羽悟先生的高中同學，兩人過去曾同屬軟式網球社。根據相關報導，安福久美子過去曾對高羽悟抱持超越友誼的情感，甚至曾贈送過巧克力與告白信，但並未獲得高羽悟的答應。
關於犯案動機，根據目前的調查資訊，安福久美子表示這二十六年來她每天都感到非常不安。據傳她當年可能是因為得知昔日暗戀對象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進而產生了強烈的怨恨。嫌犯在供述中表示，當時的行為是想要讓高羽悟也感受一下獨自育兒的辛勞。這場因為單方面惡意所引發的悲劇，在橫跨了平成與令和年代後，終於在現代科技與高羽悟先生不懈的執著下，讓真相水落石出。
在案發的一九九九年，日本法律規定殺人罪的公訴時效只有十五年，如果在一五年之前沒有抓到兇手，這起案件將永遠無法再進行審判。高羽悟先生在案發後加入了名為「宙之會」（殺人事件被害者遺族會）的組織，並擔任重要幹部，與其他受害者家屬共同奔走，爭取修改這條法律。
經過這群家屬的不懈努力與社會輿論的推動，日本政府在2010年正式修改了刑事訴訟法。這次修法廢除了殺人罪與強盜殺人罪等最重刑期為死刑之罪名的公訴時效。這場法律改革的成功對高羽悟先生而言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確保了殺害他妻子的兇手，不論經過多久都必須面對法律的制裁。
正因為2010年的這項法律改革，這起原本可能15年就因時效屆滿而無法起訴的案件，才能持續維持在調查狀態。這也讓愛知縣警方在2025年利用現代科技重新比對資訊後，能夠依法逮捕嫌犯安福久美子。整體而言，高羽悟先生的這份堅持不僅為自己的家庭換來了真相，也為無數懸案的受害者家屬爭取到了正義的機會。
高羽悟先生曾表示，當他站在國會旁聽席看著法律修正案通過時，那一刻的景象讓他終生難忘。他的故事展現了一個平民如何透過社會參與，推動法律制度的成長，並最終在法律的保護下迎來遲到的真相。
日本「宙之會」
日本的「宙之會」（正式名稱為「殺人事件被害者遺族之會」）成立於2009年2月28日的民間社會團體。
這個組織的成立背景是源於多起重大殺人案件的受害者家屬，對於當時日本法律中關於殺人罪公訴時效制度的強烈質疑。在2010年法律修改之前，日本殺人罪的公訴時效僅有十五年，這代表如果案件在案發十五年後仍未破獲，兇手將永遠免於法律追訴。這群家屬認為，生命的價值並不會隨時間流逝而減少，兇手的罪責更不應有期限，因此集結起來尋求改變。
名稱中的「宙」在日文語境中代表著宇宙與天空，象徵無限的時間。取名為「宙之會」是為了表達兩個核心意義：第一是受害者家屬的喪親之痛並不會隨時間消失，第二則是對正義的追求應當如宇宙般永恆，不應被法律人為設定的期限所截斷。
組織最初由十六起懸案的二十名家屬共同發起。創會會長為小林賢二先生（其女兒於一九九六年在上智大學附近的家中遇害），而高羽悟先生則是組織中的核心人物，長期擔任代表幹事，負責對外公告資訊並推動各項請願活動。
透過「宙之會」與社會各界的努力，日本國會在2010年4月27日正式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廢除包含殺人罪與強盜殺人罪在內、最重可處死刑之罪名的公訴時效。這項改革被視為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極為重大的成長，確保了像高羽悟先生妻子命案這樣的懸案，能夠不受時間限制持續偵辦。
除了廢除時效，這個團體也積極推動調查技術的現代化，例如要求國家公告相關準則，將DNA鑑定更系統化地應用於刑事偵查中。這份努力在多年後展現了成果，讓愛知縣警方得以在2025年利用演進的科技重新比對證據，最終公告逮捕了隱姓埋名二十六年的嫌犯。
整體而言，「宙之會」的成立徹底改變了日本法律對「正義與時間」的定義。即便在2010年達成廢除時效的目標後，組織仍持續關注被害家屬的民事賠償代執行制度，確保兇手在刑事與民事層面都無法逃避責任。
DNA技術的進步
現代 DNA 鑑定技術相較於二十六年前，在靈敏度與準確度上在技術上獲得不少突破。早期需要較大量的血跡或體液才能進行檢測，但現在即便是微量脫落的細胞，也能透過最新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進行擴增。這代表當年留在現場的乳酸菌飲料瓶、血跡或者是嫌犯不經意留下的觸碰痕跡，在多年後都能提取出更完整的基因圖譜。這些科技的進步，並不是單純的設備更新，而是整個偵查邏輯的演進。
警方的資料庫建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隨著時間推移，刑事資訊系統內累積的樣本數量逐年增加。即便兇手在案發當年沒有前科，但在後續的二十多年間，若嫌犯因為其他案件留下紀錄，或是相關的基因資訊進入系統，現代的演算法就能透過比對找到關聯性。這種從大海撈針轉變為數據對比的過程，讓隱藏在社會各個角落的嫌犯更難逃避法律責任。
在名古屋這起案件中，警方重新比對了現場留下的血液樣本。隨著鑑定精確度的成長，警方能夠排除更多無關的人選，並縮小調查範圍。結合當年高羽悟先生為了保存證物而保留的案發現場，這些物理證據在現代科技的檢視下，重新公告了隱藏在時間深處的真相。
宙之會的發起人與領導核心
小林賢二（Kenji Kobayashi）先生是「宙之會」（殺人事件被害者遺族之會）的創辦人暨第一任會長。他的行動源於一份深沉的父愛與悲痛。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小林先生年僅二十一歲、就讀於上智大學的女兒小林順子，在位於東京葛飾區的家中遭到殺害並放火焚燒，這起案件即是日本知名的「上智大學生放火殺人事件」。
隨著案件發生時間接近當時法律規定的十五年時效上限，小林賢二先生意識到如果法律不改變，殺害女兒的兇手將永遠逃脫制裁。因此他在2009年正式號召其他懸案的受害者家屬，共同組成「宙之會」。這個組織的核心理念並不是為了報復，而是主張「生命沒有時效」，要求國家重新審視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追訴權的規定。
除了小林賢二先生之外，「宙之會」的成立也包含了許多重要成員的共同努力。組織成立之初是由十六起命案、共二十名遺族共同發起的，其中就包括高羽悟，以及一九九七年神戶校園殺害事件（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的受害者家屬土師守先生。這些家屬們放下各自的悲傷，團結一致走上街頭進行連署，並向法務省與國會遞交請願書，最終促成了2010年法律的重大成長與改革。
整體而言，小林賢二先生作為領袖，成功將家屬們個人的悲劇轉化為社會制度進步的動力。雖然直到今日，殺害小林順子的兇手尚未公告落網，但這份努力確保了正義之門永遠為這些案件敞開，也為像高羽悟先生這樣的家庭帶來了遲到二十六年的真相。
「法律穩定性」原則的挑戰
小林賢二先生與「宙之會」在推動修法的過程中，遭遇來自法律界與學術界的強大阻力。當時最主要的挑戰在於日本法律體系中根深蒂固的「法律穩定性」原則。
法律業界，特別是日本律師聯合會（日辯連），當時提出非常嚴肅的質疑。反對派認為，時效制度是為了防止因年代久遠導致證據劣化，進而引發冤案。律師們擔心，如果案發後經過數十年才進行審判，證人的記憶會變得模糊，證據也可能遺失或變質，這對於被告的防禦權極為不利。他們主張，法律的成長不應以犧牲被告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為代價。這種對「防禦權」的堅持，是當時修法過程中最難攻克的理論堡壘。
另一個極具爭議的焦點是「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當時法律界爭辯，如果針對已經發生、且時效尚未屆滿的案件適用新法，是否違反了憲法精神。反對者認為，這會破壞法律的可預測性。然而小林先生與高羽悟先生等遺族則堅定地主張，殺人罪是對生命權最嚴重的侵害，這種罪行的社會危害性並不會隨時間流逝而消失。他們與法律學者共同研究，提出時效屬於刑事訴訟程序的一部分，而非實體刑罰，因此在時效尚未屆滿前進行修改並適用於舊案，並不違反憲法。
除了法律理論的對抗，小林先生還必須面對社會輿論中「勸人放下」的壓力。當時有些評論認為，社會資源不應無限期投入在陳年舊案中，甚至有人認為遺族追求的是報復而非正義。面對這種冷言冷語，小林先生與成員們透過一場又一場的街頭演說，向公眾公告遺族的心聲：時效屆滿對家屬而言，代表著國家宣告放棄對真相的追尋，這種心理傷害是法律制度不應強加給受害者的。
最終，這場長達一年的修法長征，在社會大眾對於「生命權優於法律技術性限制」的共識下獲得支持。2010年，日本政府罕見地以極高效率通過修法。這次修法不僅是法律條文的改變，更是日本司法制度在價值觀上的重大成長，從過度偏重法律穩定性，轉向更重視保護被害者的基本權益。
為了因應公訴時效廢除後所帶來的「無時效時代」，日本警察廳與各都道府縣警察本部在組織架構、偵查資源以及預算分配上，公告並實施了多項深層的轉型措施，確保這些跨越數十年的懸案能夠獲得持續性的調查能量。
日本警方組織架構的專責化與常設化在組織調整方面，最明顯的改變是設立了專門處理懸案的常設單位。以警視廳（東京都警察）為例，在刑事部搜查一課內設立了「特命搜查對策室」，專門負責這類被稱為「Cold Case」的未解決事件。隨後，包含愛知縣警察本部在內的各主要警察機關，也紛紛成立了類似的「未解決事件專搜班」或「特命搜查班」。這些單位的成員不再需要兼顧當前發生的即時案件，而是能全神貫注於翻閱陳年卷宗、重新訪談當時的關係人，並應用最新的刑事資訊技術重新檢視證物。
這種架構的成長，解決過去基層偵查人員因日常案件量過大，無法對舊案投入長效心力的困境。透過專業分工，警察機關能夠維持調查的連續性，避免因為人事異動而導致偵辦腳步中斷。
偵查資源與證物管理的長效化
隨著時效的消失，證物的永久保存成為一項龐大的預算支出與管理挑戰。日本警方為此大幅增加證物儲存設施的預算分配，建立具備溫濕度控制的專用倉庫，以確保如生物樣本、衣物或命案現場留下的細微遺留物，在數十年後仍能保有足夠的 DNA 檢測率。
在預算規劃上，警方也編列了專款用於「科技再鑑定」。這代表每當鑑識科學有新的成長或突破時，專責單位就會提撥預算，將多年前因技術限制而無法分析的樣本，重新送往科學搜查研究所進行最高規格的分析。這種將科技更新與預算分配掛鉤的機制，是許多懸案能在數十年後公告破案的關鍵。
經驗傳承與人力資源的再利用
為了對抗時間造成的記憶流逝，日本警方導入「再雇用制度」，將具有豐富偵查經驗、已屆齡退休的優秀偵查員，以特聘調查員的身分留任於特命搜查單位。這些老牌偵查員不僅對舊案的網路關係瞭如指掌，更能將過去的偵查筆記與直覺傳承給年輕一代。
這種人力的垂直整合，補足了年輕警員在面對數十年前社會環境與人際網路時的認知落差。警方在預算中也特別留設了這類專業顧問的職位，確保「人」的經驗能與「科技」的進步產生加乘效應。
社會連動與偵查特別獎勵金制度
為了維持大眾對懸案的關注，日本政府建立常態性的「偵查特別獎勵金制度」（搜查特別報獎金制度）。警方會公告針對特定重大懸案提供高額獎金，並在預算中預留這筆資金，以鼓勵社會大眾提供關鍵資訊。
這項制度的成長在於「公開性」與「持續性」。警方會定期公告這些獎金的有效期延長，這在無形中形成了一種社會監督網路，讓嫌犯意識到只要案件未破，整個社會就永遠在尋找真相。這種資源的投入，讓像高羽悟先生這樣的家屬感受到，國家並未因時間推移而放棄追尋公義。
高羽悟先生這二十六年來的堅持，在許多文化中可能會被視為一種過度的執念，但在日本社會的語境下，這份堅持有日本社會長期最核心的價值觀：對生命的敬畏與對正義的終極追求。
這種現象的背後，首先源於日本文化中對於「死者尊嚴」的極高度重視。在日本人的認知裡，被害者的生命被奪走後，家屬若無法為其尋回真相，死者的靈魂便無法真正得到安息。
高羽悟先生選擇保留案發現場並持續支付超過2200萬日圓的租金，這份行為在社會眼中並不是單純的財務負擔，而是一種神聖的「守護」。這種對逝者的忠誠與不放棄，極易引發日本大眾強烈的「同理心」（Omoiyari），進而轉化為龐大的輿論支持。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日本社會普遍崇尚「一所懸命」的精神，也就是對一件事情投入全部生命的專注。
當社會大眾看到一位受害者家屬，在面對國家法律原本設定的時效限制時，依然用最笨拙也最誠實的方式保留證據，這激發公眾對於法律不公的集體憤怒。
這種情緒在「宙之會」成立後找到了出口，公眾開始反思如果一個普通人願意為了正義付出一切，那麼國家的法律制度憑什麼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選擇放棄？這種社會共識的成長，是推動2010年修法的核心動力，也讓高羽悟先生從一個「孤獨的守望者」變成了「制度改革的推動者」。
至於警方給予的龐大支持與不放棄的偵辦態度，涉及日本警察組織的專業榮譽感與責任制文化。在日本的警政體系中，未能偵破的殺人案被視為組織的「恥辱」。
當受害者家屬表現出如此強大的決心時，警方若選擇冷處理或放棄，將會面臨極大的道德與社會壓力。此外，日本警方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往往會與遺族建立長期的聯繫管道，這種人情紐帶（Kizuna）代表了偵查人員在法律之外，也承擔了對家屬的心理託付。
當2010年公訴時效正式廢除後，這份來自家屬的堅持便成為警方爭取更多偵查預算與新技術應用的最強力理由。
整體而言，高羽悟事件之所以能獲得全社會的共感，是因為他的行為體現了一種「超越法律的純粹」。他在物質與精神上的巨大犧牲，讓社會意識到法律的技術性條款（如追訴期）不應高於對生命價值的尊重。
警方在2025年的破案公告，不僅是對高羽悟個人堅持的報償，也向日本社會傳遞一個明確的訊號只要被害者家屬不放棄，國家與法律也絕對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停止追尋真相。這種家屬、公眾與執法者三方形成的「正義共同體」，正是日本社會處理此類長期懸案時最獨特的文化支撐。
日本社會最強共感：名古屋市西區主婦被害案在2025年10月打破26年懸案偵破){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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