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1953年美英聯合策劃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的政變，代號「AJAX行動」（TP-Ajax），是美伊關係最關鍵轉折點的事件。
背景要從石油說起。英伊石油公司（AIOC）自1908年在伊朗發現商業規模的油田以來，一直以極不平等的條件開採伊朗石油。從1911年開始生產到1950年，伊朗只獲得了石油出口總值的9%，英國政府獲得約36%。任何一年伊朗從未獲得超過17%的石油價值。
僅1950年一年，AIOC就賺了兩億英鎊，其中伊朗只拿到一千六百萬英鎊。更令伊朗人憤怒的是，AIOC不允許伊朗人。雖然是公司20%的股東查看公司帳簿。伊朗員工只能從事低技術工作，被隔離對待。相比之下，美國在沙烏地阿拉伯的ARAMCO在1951年已經與沙國實行五五分帳，而且正在積極培養當地中產階級。
可以說英國人對伊朗，比美國人對沙烏地阿拉伯更加壓榨。
摩薩台出身卡扎爾王族，與另一位重要政治家加瓦姆一樣屬於前朝統治家族。他最早引起注意是在二戰結束後的石油特許權鬥爭中。1944年，在戰爭仍在進行時，摩薩台說服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未經國會批准不得授予外國人任何特許權。這是一個極為精明的立法佈局，因為它在蘇聯和英國都試圖擴大在伊朗的石油利益時，把否決權牢牢握在國會手中。戰後這項法律立即發揮了作用。加瓦姆擔任總理時巧妙地利用蘇聯對石油特許權的渴望來逼迫蘇軍撤出伊朗，而摩薩台則在國會中扮演了關鍵的配合角色。1947年10月，在摩薩台的推動下，國會幾乎全票否決了與蘇聯的石油特許權談判結果。
蘇聯憤怒地攻擊摩薩台是「英國的走狗」這個指控後來看來充滿了最大的諷刺，因為摩薩台接下來的政治生涯就是在與英國的石油利益進行殊死搏鬥。否決蘇聯特許權的那項國會法案還包含一個重要條款，要求國會審查英伊石油公司（AIOC）的特許權是否充分保護了伊朗的權利。這就把所有目光從蘇聯轉向了英國。摩薩台被指定主持一個國會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
1951年2月，摩薩台的委員會報告說AIOC拒絕接受改革，建議國有化。當時的總理因為隱含支持AIOC而被刺殺，國會赦免了刺客，這清楚表明在伊朗的政治氛圍中，沒有任何人能在維護英國石油特許權的立場上繼續執政。摩薩台順理成章地成為伊朗第一位真正由民意推舉的總理。
助理國務卿麥吉與摩薩台進行了超過七十五小時的談判，敲定了一套方案，英國幾乎不用付出代價，就能以每桶一美元多一點的超低價獲得十五年的石油保障，同時讓摩薩台不失面子地回國。但英國拒絕考慮，堅持原則立場，伊朗無權國有化公司。美國高級官員對英國的態度普遍感到震驚。哈里曼說他從未見過缺席管理如此惡劣的公司。艾奇遜的評價是：「從來沒有這麼少的人如此愚蠢如此迅速地失去了這麼多。」當經濟絞殺仍未能迫使摩薩台屈服時，英國決定打出王牌，推翻他的政府。但杜魯門總統拒絕了這個提議。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如何告訴手下等待政府更替，他的哥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即將成為國務卿，屆時華盛頓的態度就會改變。
1953年艾森豪政府上台後，英國軍情六處中東高級官員伍德豪斯精心設計了說辭。他坦白承認：「為了不被指控利用美國人從火中取栗，我決定強調對伊朗的共產主義威脅，而非恢復石油公司控制權的需要。」新任國務卿杜勒斯在國安會議上說：「如果伊朗落入共產主義者手中，毫無疑問中東其他地區及其約60%的世界石油儲量也將很快落入共產主義控制。」於是他安排弟弟指派科密特·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孫子）執行推翻行動。政變的執行過程本身頗為混亂。中情局先撥出一百萬美元啟動資金，展開「黑色」宣傳——散布偽造材料聲稱摩薩台和民族陣線是意圖摧毀伊斯蘭的共產黨間諜，還安排炸毀建築物嫁禍給共產黨。羅斯福潛入伊朗，從美國大使館展開行動，聯絡了軍方將領扎赫迪和阿亞圖拉卡沙尼。前者是著名的糧食投機商，後者更令人匪夷所思，這位宗教領袖當時正在與共產黨圖德黨談判由他出任總理候選人。最終約五百萬美元被用於賄賂和開支。
沙赫在整個過程中表現得極為軟弱。中情局的機密文件記載，他們「幾乎完全蔑視這個人，嘲笑他是搖擺不定的懦夫」。8月16日沙赫恐慌出逃。華盛頓的中情局總部電令羅斯福立即撤離，但羅斯福決心「不管有沒有沙赫都要贏」。接下來發生了一系列意外。摩薩台誤以為政變已失敗，撤回了部署在德黑蘭要害位置的忠誠部隊。中情局特工卡沙尼組織打手攻擊摩薩台住宅，摩薩台翻牆逃走（卡沙尼後來為此收到中情局一萬美元的「禮物」）。皇家衛隊找到一輛坦克，控制了國會和電台。扎赫迪在電台宣布「共產主義」政府已被推翻，關鍵人物紛紛趕去加入「贏家」一方。
摩薩台的性格有一段生動的描寫：「充滿激情、神祕主義色彩、變幻莫測、愛好戲劇性展示，口頭上暴烈但實際精明，偶爾冷酷，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伊朗人崇拜他，甚至對他的弱點也能產生共鳴。但西方官員對他感到困惑，甚至恐懼。
政變產生了對美國利益和伊朗都極其有害的結果。它摧毀了民族陣線。伊朗實現自由多元民主的最佳希望；助長了沙赫的專制；將反對者推向革命，毒化了此後半世紀的美伊關係。它也讓沙赫在所有伊朗人眼中成為美國的傀儡。諷刺的是，美國政府在不完全意識到長期後果的情況下，強化了伊朗歷史上已有的專制趨勢，為何梅尼和阿里·哈米尼的專制鋪平了道路。
甘迺迪政府的伊朗工作組成員工作組內部嚴重分裂，國務卿魯斯克和助理國務卿塔爾博特認為現有關係已是最佳狀態，白宮代表則主張經濟發展的果實分配不均加上政治專制必將導致動盪。最終因國務院的阻力，幾乎沒有採取任何實質行動。
摩薩台面臨一個根本性的結構弱點。伊朗當時的政治仍然是「英雄的錦標賽而非政黨綱領的碰撞」。唯一有組織的政黨是共產黨圖德黨，但它因為與蘇聯的關聯而背負包袱。摩薩台自己沒有政黨，只有一個由國會議員組成的鬆散聯盟，民族陣線（Jabha-yi Milli）。這些人每個都自視為英雄，摩薩台無法控制他們。他的權力來自演說才華和伊朗公眾永遠善變的情緒。
從1951年成為總理到1953年被政變推翻，摩薩台只執政了大約兩年。在這兩年中，他面對的是英國的全面經濟絞殺，軍艦威脅、資產凍結、石油禁運、國際抵制，但他始終沒有屈服。
摩薩台被推翻後遭軟禁，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最後的十四年，1967年去世。但他的政治遺產遠比他的實際執政時間長久得多。1979年革命前後的幾乎每一位重要的伊朗政治人物，從巴赫蒂亞爾到巴札爾甘到巴尼薩德爾，都自稱是摩薩台的追隨者和民族陣線的繼承人。
美國推翻摩薩台這件事本身，則成為伊朗人對美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最主要來源，直接塑造了1979年人質危機的心理背景。伊朗人確信美國會再次搞政變讓沙赫復辟，因為他們已經親眼見過一次。
最大諷刺是政變三個月後，新政府在石油問題上達成的協議，AIOC承認國有化合法，伊朗石油收入翻了四倍，美國公司首次獲准參與，大致就是摩薩台在被推翻前曾經提出的條件。
這場政變造成了四個災難性的長期後果。
第一，它摧毀了民族陣線，而民族陣線是伊朗走向「自由、多元民主」的最佳希望，既非君主制也非共產主義的中間道路。
第二，它助長了沙赫的專制傾向，沙赫認為既然美國幫他奪回了王位，他就有了某種「空白支票」。
第三，它將反對者推向極端，因為溫和的政治管道被封堵後，暴力成為唯一的出路。
第四，它在伊朗人的集體記憶中植入了對美國的深層不信任，直接塑造了1979年革命的反美情緒。
很大程度上，美國承擔了指導伊朗的任務。但美國的指導方式，推翻民選政府、縱容軍備狂熱、對政治壓迫視而不見，恰恰與伊朗的長遠利益和美國自身的長遠利益背道而馳。
事後分析一下，為什麼明明政變三個月後AIOC承認國有化合法卻還是要執行這場行動？
公開宣稱的理由是「共產主義威脅」。國務卿杜勒斯在1953年3月4日的國安會議上說：「如果伊朗落入共產主義者手中，毫無疑問中東其他地區及其約60%的世界石油儲量也將很快落入共產主義控制。」在冷戰的氣氛中，這個說法在華盛頓極具說服力。到處都看到「骨牌」在倒下，蘇聯的手似乎伸進了每一個問題。
但策劃者自己承認這不是真正的原因。英國軍情六處中東高級官員伍德豪斯坦白說：「為了不被指控利用美國人從火中取栗，我決定強調對伊朗的共產主義威脅，而非恢復石油公司控制權的需要。」換句話說，共產主義威脅是專門為說服美國人而設計的包裝。中情局的行動負責人科密特·羅斯福在回憶錄中同樣直言：「AJAX計劃的原始提案來自英國情報部門，是在所有讓摩薩台逆轉國有化的努力都失敗之後才提出的。英國的動機只是要收回AIOC的石油特許權。」羅斯福還補充說，英國人「出於強烈的慾望而非判斷力，全力支持這個行動」。
所以真實動機可以分為英國和美國兩方面來理解。
英國的動機最直接，就是石油和帝國心態。AIOC是英國政府控股的公司，伊朗石油的廉價供應對戰後財政窘迫的英國幾乎是生命線。但更深層的是一種帝國傲慢，英國視伊朗為亞洲國家，認為伊朗人軟弱、腐敗、幼稚，只懂得賄賂和武力。在這種心態下，一個殖民地式的國家居然敢國有化大英帝國的公司，這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冒犯，無關乎條件好壞。英國拒絕麥吉方案不是因為方案對它不利，方案對它極為有利，而是因為接受方案就等於承認伊朗有權挑戰英國。這是面子問題，不是利益問題。
美國的動機更複雜，也更值得深究。這是多層原因交織在一起。
第一層是冷戰恐懼。杜魯門時代的美國已經深陷冷戰思維，歐洲有大型共產黨、東歐已成蘇聯衛星國、韓戰正在進行、東南亞叛亂四起。在這種氛圍中，任何「不穩定」都可能被解讀為蘇聯的陰謀。摩薩台雖然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他的政府在英國制裁下日益困難，需要圖德黨（伊朗共產黨）的支持。一些美國官員真的擔心伊朗會「滑向」蘇聯陣營。
第二層是英美同盟的壓力。美國官員擔心如果在石油問題上站在伊朗一邊反對英國，「英美關係的根基，這對美國顯然比伊朗重要得多，可能會被危及。」而且如果美國石油公司趁機取代AIOC，「整個西方同盟可能會受到危害。」所以即使美國官員普遍認為英國愚蠢而頑固，他們仍然覺得不能公開與英國決裂。
第三層是美國國內政治的轉變。杜魯門拒絕了政變提議，但1953年艾森豪上台後，杜勒斯兄弟掌控了外交和情報部門。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早就告訴手下「等政府更替」，他知道一旦哥哥成為國務卿，政策就會轉向。杜勒斯兄弟是真正的冷戰「信徒」，他們真的相信（或至少選擇相信）伍德豪斯的共產主義威脅說辭。
第四層是最不光彩但可能最實際的美國石油公司的利益。美國石油公司自一戰結束以來就一直試圖打入英國壟斷的中東石油市場。政變後的安排中，美國公司首次獲得了40%的伊朗石油份額。雖然沒有證據直接說美國石油公司推動了政變，但它們顯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第五層是對摩薩台個人的誤判和偏見。西方官員對摩薩台「感到困惑，甚至恐懼」。他充滿激情、變幻莫測、愛好戲劇性展示，這些特質讓習慣了「理性」談判的西方外交官極不舒服。一些人甚至懷疑他是秘密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儘管沒有任何證據。這種文化上的隔閡使得西方決策者更容易接受摩薩台必須走的結論。
從英國的角度看，他們不是反對方案的內容，而是反對讓摩薩台「贏」。接受摩薩台的條件就等於承認一個前殖民地國家可以對大英帝國說不。他們寧可推翻他，然後讓一個「聽話的」政府接受類似甚至更差的條件，因為那樣至少是英國在「施恩」，而非被迫讓步。這是帝國邏輯的典型表現，形式比實質重要，面子比利益重要。
從美國的角度看，推翻摩薩台的決定是多重因素在特定歷史時刻的匯聚，冷戰恐懼、英美同盟壓力、政府更替帶來的政策轉向、石油公司的利益、對摩薩台的文化偏見。其中沒有一個因素單獨足以導致政變，但它們加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抵擋的推力。
但實際上美國石油公司是否加入是一個關鍵要素。
第一，摩薩台的核心立場是伊朗石油由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擁有和控制。他不太可能在剛剛把英國公司國有化之後，轉頭邀請美國公司進來取代英國人，那在政治上說不通，會讓他看起來不是在捍衛伊朗主權，而只是在更換外國主人。
第二，摩薩台自己在1944年推動通過的法律規定，未經國會批准不得授予外國人特許權。這不代表完全排斥外國參與，但任何安排都必須通過國會審議，條件必須對伊朗有利。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任何看起來像是把石油主權讓渡給外國人的方案都不可能通過國會。
第三，如果麥吉方案被英國接受，危機和平解決，那麼英國的既有地位就會被保留下來，只是條件改善了。在這種情境下，美國公司根本沒有理由也沒有藉口要求進入。英國會繼續獨佔伊朗石油，美國公司會繼續被擋在門外。
政變不只是為英國「從火中取栗」，也為美國石油公司打開了一扇三十多年來始終緊閉的大門。美國石油公司是「強大的、能夠影響美國政府的力量」，而且它們的「主要目標就是打破英國在中東石油生產上建立的壟斷」。政變恰好實現了這個目標。
政變改變了整個談判的權力結構。摩薩台在位時，他的立場是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擁有油田和生產設施，這是伊朗的主權，不容討論。任何外國公司的參與都必須在伊朗國有化的框架下進行，而且必須通過國會批准。在那個政治環境中，摩薩台不可能邀請美國公司進來分一杯羹。他剛把英國人趕走，如果轉頭讓美國人進來，等於自我否定。
政變之後，坐在談判桌上的不再是摩薩台，而是中情局扶植的扎赫迪將軍和重新上台的沙赫。這兩個人都欠美國一個天大的人情，沒有中情局的行動，他們根本不會在那個位置上。政變後羅斯福的伊朗合作者被安插在各個權力位置，扎赫迪成為總理，數百名國會任命的官員和其他公務員被「忠誠分子」取代。這個新政府在石油談判中的議價能力和意願與摩薩台完全不同。
國家伊朗石油公司（NIOC）在法律上擁有油田和生產設施，這就是國有化的名義承認。但NIOC隨即把實際營運交給了一個外國石油公司聯合體（consortium）。在這個聯合體中，AIOC改名為英國石油（BP）保留40%，美國公司首次獲得40%的份額，剩下的20%分給荷蘭和法國公司。新的特許權為期二十五年，可以續約。
這個安排的關鍵在於：表面上尊重了國有化原則，但實際營運權和利潤分配權仍然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中。摩薩台絕不會接受這樣的安排，他的整個政治生涯就是在為伊朗爭取對自己石油的真正控制權。但政變後的傀儡政府可以接受，因為它的存續本身就依賴於美英的支持。
從美國石油公司的角度來看，這個結果簡直是夢寐以求的。從1920年標準石油第一次被英國外交大臣Earl Curzo擋在伊朗門外，到1954年美國公司拿到40%的份額，中間隔了三十四年。在這三十四年裡，和平手段從未成功，英國始終死守壟斷地位。麥吉方案如果被接受，英國的壟斷地位會以改良的形式延續，美國公司仍然進不去。摩薩台如果繼續執政並成功維持國有化，伊朗會自己經營石油，美國公司同樣進不去。唯一能讓美國公司進入伊朗的情境，就是舊秩序被打破、英國無法單獨恢復壟斷、而美國又有足夠的籌碼要求分享。政變恰好製造了這個情境。
麥吉的工作之一是壓制美國石油公司的商業衝動，確保它們不要趁機取代AIOC。安排這種「自我約束措施來保護英國自私和短視的政策」讓所有美國高級官員都「極為惱火」。這說明美國石油公司一直在虎視眈眈，只是被政府壓住了。政變解除了這個約束，美國政府不再需要保護英國的壟斷地位了，因為英國自己選擇了打破現狀的道路。
更深一層的諷刺是，英國發起政變的原始目的是恢復AIOC的壟斷控制權，結果政變的實際效果是終結了這個壟斷，英國被迫把40%讓給美國。伍德豪斯用「共產主義威脅」說服美國參與政變時，大概沒有想到美國會以此為籌碼要求分享戰利品。英國以為是在利用美國，結果被美國利用了。一個反覆出現的伊朗歷史模式，統治者邀請外國力量來幫助解決國內問題，結果外國力量反客為主。阿巴斯大帝請英國海軍幫忙打葡萄牙人，代價是給英國人自由進入伊朗內陸的權利；英國請美國幫忙推翻摩薩台，代價是讓美國石油公司分走40%的份額。
政變確實為美國石油公司打開了伊朗的大門，而且這可能是整個事件中最少被公開討論但最實際的一個結果。這是美國參與政變的主要動機，但他提供的所有事實指向一個不可迴避的結論，無論是否是預謀的，美國石油公司是政變最大的商業受益者。
英國在二戰後已經衰落到連一場針對伊朗這樣的國家的政變都無法獨力完成的地步。
政變的實際執行幾乎完全是美國的工作。中情局出了啟動資金一百萬美元，總共花了約五百萬美元用於賄賂和行動開支。科密特·羅斯福親自潛入伊朗，從美國大使館指揮行動，聯絡伊朗軍方將領和宗教人物。沙赫恐慌出逃時，是羅斯福決心不管有沒有沙赫都要贏，在華盛頓總部都已下令撤退的情況下繼續推進。最終政變成功的關鍵環節，收買卡沙尼組織打手攻擊摩薩台住宅、控制電台讓扎赫迪宣布新政府，都是中情局安排的。英國軍情六處提供了情報和在地的人脈網絡，但行動主導權完全在美國手中。
這就創造了一個很簡單的談判現實：美國做了所有髒活，承擔了最大的風險，把沙赫送回了王位。新上台的伊朗政府欠的主要是美國的人情，不是英國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有充分的籌碼要求分享戰利品，而英國沒有拒絕的立場。
第二個原因是英國在危機期間自己搞砸了一切。兩年多的經濟絞殺，軍艦威脅、資產凍結、石油禁運、撤走技術人員和油輪，不僅沒有迫使摩薩台屈服，反而讓AIOC在伊朗的實際營運能力歸零。煉油廠關了，人員撤了，設備閒置了。要重新啟動伊朗的石油生產，需要大量新投資和技術人員。戰後財政窘迫的英國已經沒有能力單獨承擔這些成本。引入美國公司不只是政治上的讓步，也是經濟上的必要。
第三個原因是政變的公開包裝限制了英國的要求。伍德豪斯自己承認，他向美國推銷政變時刻意包裝為「對抗共產主義威脅」而非「恢復石油公司控制權」。這個說辭成功說服了杜勒斯兄弟，但代表政變後的安排不能看起來像是英國在瓜分戰利品。如果新的石油協議只是恢復AIOC的舊壟斷，整個反共的包裝就會被戳穿，在冷戰宣傳中給蘇聯提供巨大的彈藥。讓美國公司參與進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說這是一個國際化的新安排，而非帝國主義的復辟。
第四個原因涉及更廣泛的英美力量對比的轉移。書中描述的整個二十世紀伊朗歷史，其實也是一個英國衰落、美國崛起的故事。十九世紀伊朗是英俄「大博弈」的棋盤，美國只是一個遙遠的善意旁觀者。一戰後美國開始介入，但仍然次要。二戰中美國在伊朗南部部署了三萬人，角色已經與英國並駕齊驅。到了1950年代，美國已經是全球超級大國，英國則是一個正在失去帝國的中等強國。在這種力量對比下，英國根本不可能要求美國出力推翻摩薩台之後空手而歸。這就好比書中描述阿巴斯大帝請英國海軍幫忙打葡萄牙人，幫忙不是免費的，代價是英國人獲得了自由進入伊朗內陸的權利和準治外法權。三百多年後，英國自己嘗到了同樣的滋味。
第五個原因可能是最實際的。書中提到，在危機期間美國石油公司一直在虎視眈眈，麥吉不得不壓制它們的商業衝動。這些公司在美國政治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政變之後，美國政府已經沒有理由繼續替英國壓制自己的石油公司了。相反，讓美國公司進入伊朗既回報了它們長久的等待，也為美國政府在伊朗創造了直接的經濟利益和影響力。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艾森豪政府也需要向國會和公眾展示，美國在伊朗的冒險不是白忙一場。
所以40%這個數字，本質上是英國為自己的無能和傲慢支付的代價。它無力獨自推翻摩薩台，不得不請美國幫忙；它在兩年經濟戰中摧毀了自己在伊朗的營運基礎，需要美國資本來重建；它用「反共」包裝推銷政變，使得戰後安排不能赤裸裸地恢復英國壟斷；而美國作為新的全球霸主，有足夠的實力和意願要求分享成果。Curzon在1920年把美國石油公司擋在門外時，英國還有實力這樣做。到了1954年，英國連自己的「栗子」都得請美國人從火裡掏，自然也就無法阻止美國人吃掉一半了。
推翻摩薩台可以說是英國最愚蠢的戰略。
0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