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質財經】20260727(一)台北車站為什麼都是遊民，日本遊民是怎麼離開車站？

作者：納蘭雪敏

日本的遊民問題

現在的台北車站周遭都是遊民，一樓大廳可以聞到濃厚的味道，先探討一下日本過去的車站遊民是什麼狀況，日本也曾經有過非常嚴重的車站遊民現象，只是時間點跟現在錯開了。

一九九○年代新宿西口地下道的紙箱村是當年的日本社會經典的畫面，上野、池袋、橫濱壽町也都一樣。厚生勞動省的目視普查顯示，日本露宿街頭者從十九年前的一萬八千五百多人降到近年的兩千四百多人，減幅超過八成，最新一次調查中，東京二十三區與各政令指定都市就占了全國近八成。同時被排除在統計外的還有所謂「網咖難民」，光是東京都推估每晚就有約四千人。所以日本並非沒有，而是把可見度壓下去了，並且把一部分人從街頭轉移到看不見的地方。

你現在還可以用『新宿西口段ボール村』當作關鍵字在Youtube上看到當年日本遊民的盛況，或者『新宿西口地下道 強制撤去 1996』去找當年的照片。

日本壓低遊民能見度的手段，主要利用日本車站有末班車與首班車之間的關門時段，鐵捲門一拉，站體就在法律與物理上都不再是可停留空間，JR 各社民營化後對站內設施管理權的行使也相當直接。再加上長椅設計成分隔式或斜面（一般稱為排除性座椅、排除藝術）、深夜清掃、警察職務詢問的頻率，露宿者被慢慢推往河川敷、公園與橋下，白天再把家當收起來。

另一部分是福利制度的差異，日本的生活保護是個人申請的現金給付，加上簡易宿泊所轉型成的福祉公寓、自立支援中心、住居確保給付金，讓相當比例的人有離開街頭的通道；露宿者中六十五歲以上超過半數，這群人也隨著年齡被介護與生活保護體系吸收進去。

回到台北車站來看，台鐵並非完全沒有管理權，鐵路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都給了處理妨礙秩序行為的空間，但問題在於「單純睡在那裡」本身不構成違法行為。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的設計方向剛好相反，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歸者時應通知社政單位共同處理、協助安置輔導，法規語意上是保護與轉介，不是驅離授權。也就是說，台鐵要動手，只能針對具體的滋擾、酗酒、鬥毆、妨害通行，無法針對身分。

台北車站的遊民問題

再者是空間結構，台北車站大廳是台鐵、高鐵、北捷、機捷與地下街的共構節點，本質上是一條全天候的公共通道，冬暖夏涼、有廁所、有照明、人多因此相對安全，旁邊又是萬華這個歷史上的街友聚集區與社福資源密集區，附近還有打零工的機會。

這種條件下，就算清空一次，人也只是往地下街、周邊人行地下道與圖書館移動。去年2025年10月一名44歲邱姓通緝犯在北車車站大廳，公然性侵一名酒醉的71歲香港籍女遊客長達10分鐘，北車性侵案之後鐵路警察加強巡邏，現場確實一度變乾淨，但被觀察到的結果就是街友轉移到附近的地下人行道，過一陣子又回流。

台鐵也吃過教訓，2011年為了避免街友占位而把大廳座椅移除，被批評把公共空間商業化，2020年疫情期間宣布大廳禁坐、後來傳出可能要永久禁坐，引發輿論反彈，交通部隨即表示不會永久禁止，還出現「坐爆台北車站」的靜坐行動。強制排除在台灣的政治成本很高，而且效果只有幾週。萬華2011年當年用灑水驅趕的做法留下的印象至今還在被提起。

現在整體做法比較接近低調管理，但不會驅離，社會局與芒草心、人生百味這類民間團體做外展與名冊列管，對作息有默契上的規範（不能太早鋪、不能太晚收），警察維持巡邏密度，衝突行為個案處理。

真正沒解決的是上游，台灣缺少日本生活保護那種以個人為單位的現金給付，社會救助法的家戶人口計算與虛擬所得認定，讓許多實際上一無所有的人拿不到低收入戶資格，加上戶籍地限制與社會住宅存量不足，導致離開街頭的可能性。在這個結構補起來之前，趕與不趕的差別只是他們睡在哪一條走廊。

日本安置體系的四道防線

日本對遊民問題最底層是生活保護（せいかつほご、seikatsu hogo），1950年設立的生活保護法，這是日本憲法第25條生存權的具體化，關鍵設計在於它以個人為申請單位、不設居住地或戶籍前提，露宿者本人到福祉事務所提出申請即可受理，通過後給付分成生活扶助、住宅扶助、醫療扶助等八類，住宅扶助直接支付房租（東京都區部單身上限約五萬三千日圓上下，各地不同），醫療扶助則是全額由公費負擔、不需自己先墊。對一個沒有存款也沒有健康的人來說，這條路徑實際上可以在幾週內從街頭進到一間附屬公寓。全國受給人數長年維持在兩百萬人上下，其中高齡單身戶占了最大宗。

2025年度當初預算的生活保護費負擔金總額是三點七兆日圓，其中醫療扶助約占一半；同年四月的受給者約197萬人，其中約168萬人使用醫療扶助。國庫負擔3/4、地方1/4，以令和五年度為例，國費部分是28301億日圓，其中生活扶助只有8165億日圓。換句話說，真正發到手上的現金生活費，大概只有整包預算的1/4不到。

財政的分母裡來看。令和七年度日本的社會保障關係費是382938億日圓，占歲出預算的33.2%，而其中年金、醫療、介護保險給付費就吃掉77.7%。生活保護的國費2.8兆放在這裡，大約是社會保障關係費的7%出頭、一般會計歲出的2%多。真正壓垮日本財政的是年金與健保給付隨高齡化膨脹，生活保護在其中屬於零頭等級，所以處理遊民問題並沒有想像中昂貴。

醫療扶助占掉一半，代表這個制度實際上有一半在做高齡者與慢性病、精神科長期住院的醫療支付，最大宗是高齡單身戶。這些人就算沒有生活保護，也會以其他名目出現在健保、介護保險或急救體系的帳上，差別只在從哪個口袋出。真正因為「街頭安置」而新增的支出反而極小，全國露宿街頭者只有兩千多人，相對於197萬受給者連千分之二都不到，北車那種場景在日本財政上根本不構成一個項目。

日本的保護率大約在總人口的1.6%左右，符合資格實際申請的比例，推估多落在兩成到三成之間，遠低於德國、法國同類最後安全網的水準。也就是說，3.7兆這個數字反映的是一個嚴重申請不足的制度，扶養照會與水際作戰把大量合格者擋在門外。若真的做到充分給付，支出會比現在高出好幾倍，現行的財政負擔某種程度上是靠讓人不敢申請換來的。

不做會不會比較省，答案也是否定的，只是帳記在別處。遊民的慢性病拖成急症、急救搬送、無保險的住院、警政與清潔成本、無名遺體處理，這些支出照樣發生，而且單位成本更高。醫療扶助占掉一半預算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統計數據的證據，很多人是身體壞掉之後才進到體系裡。台灣的社會救助支出遠低於日本，但省下來的部分並沒有消失，只是分散到健保急診、社會局個案、里長與民間團體身上，以及呈現在車站大廳的地板上。

第二層是2013年立法、2015五年上路的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せいかつこんきゅうしゃじりつしえんほう、seikatsu konkyūsha jiritsu shien hō），定位是掉到最下面一層生活保護之前的福利機制。

實施主體是設有福祉事務所的地方政府，內容包含自立相談支援事業、住居確保給付金、就勞準備支援、一時生活支援、家計改善支援等一整套。住居確保給付金（じゅうきょかくほきゅうふきん）原本針對離職求職者定期補貼房租，疫情期間大幅放寬後成為主力工具。

2025年4月施行的修法把重點放在居住支援強化，自立相談支援事業被明文賦予處理入住與入住後生活相談的職責，露宿者與網咖難民的一時性衣食住支援也被納入，並新增對未就業困窮者搬遷到低租金住宅的費用補助。

第三層是2002年的ホームレス自立支援法（ホームレスじりつしえんほう，全名為ホームレスの自立の支援等に関する特別措置法），它偏向基本法性質，替國家與地方政府設定責任並要求定期普查與訂定基本方針。

實體設施主要是自立支援センター（じりつしえんセンター），提供數個月的住宿、三餐、健康檢查與就業媒合，目標是讓人帶著工作與租屋離開。另外還有更生施設、救護施設，以及爭議較多的無料低額宿泊所（むりょうていがくしゅくはくじょ）。

橫濱壽町、東京山谷、大阪釜ヶ崎這些舊日雇工人聚落的簡易宿泊所（一般俗稱ドヤ、doya），大量轉型成接受生活保護受給者的福祉公寓，等於用既有的低價住宿存量吸收了相當比例的人口。

這部法律是限時法，自施行日起25年失效，也就是2027年8月到期，後續要怎麼銜接目前還在討論。

第四層是住宅政策端。2024年6月公布、2025年10月1日施行的修正住宅セーフティネット法（じゅうたくセーフティネットほう），核心是新設居住サポート住宅（きょじゅうサポートじゅうたく)，由居住支援法人提供感測器確認、定期訪視、與福祉窗口的轉介，讓房東敢租給高齡與單身弱勢；認定物件每戶可獲補助對象工程費三分之一、上限五十萬日圓。同時導入國土交通大臣認定的公營性質房租債務保證制度，並把遺留物處理明文納入居住支援法人的業務範圍，終身建物租賃的認可也從逐案改為以業者為單位。房東最怕的欠租與孤獨死兩件事被制度化承接，供給端才會鬆動，可以說日本在讓房東勇敢租給老人的制度面上也做了很多努力。

第五層是民間這一塊也是體系的一部分。ビッグイシュー日本（Big Issue）用雜誌販售提供現金收入與社會連結，もやい、ふるさとの会、Homedoor 等 NPO 承接自立相談支援與居住支援法人的委託業務，實務上很多申請生活保護的個案是由 NPO 陪同前往窗口完成的。

日本制度的破口在行政端長年被批評的水際作戦（みずぎわさくせん）福祉事務所在受理階段用各種說法勸退申請人，扶養照会（ふようしょうかい、fuyō shōkai）向親屬查詢扶養意願，讓許多人因為不願被家人知道而放棄申請，2021年後厚生勞動省已放寬運用但未廢除。無料低額宿泊所裡也有一部分業者被稱為貧困ビジネス（ひんこんビジネス），把生活保護給付幾乎全額扣走，加上被官方定義排除在外的網咖難民，日本真正的居住不穩定人口遠高於帳面上的兩千多人。

回頭對照台灣，差別最大的其實是第一層。日本的生活保護是個人申請、房租與醫療分開給付、不看戶籍地，台灣的社會救助法以家戶為單位計算應計人口與虛擬所得，很多在街頭的人在紙上有「家人」也有「工作能力」，因此拿不到低收入戶身分，也就進不了後面的住宅與醫療扶助。上游卡住的時候，下游蓋再多收容所都只是週轉，不是出口。

台灣2022年各縣市受理或查報遊民6367件，列冊遊民3002人，其中2376人在街頭生活、夜宿，626人在機構安置。以2300多萬人口換算，街頭生活者約每十萬人10人。日本最新一次目視普查是2481人，人口1億2300百多萬，換算下來約每十萬人2人。單看這一項，台灣是日本的五倍上下。

不過日本的數字是各自治體在一月間以目視方式清點露宿者，多半在白天進行，而日本街頭生活者的習慣正是白天把家當收好散開、夜間才回到固定點位，一月又是最冷、人最往地下道與設施縮的月份，有系統性低估。

更關鍵的是，日本官方定義只涵蓋「以都市公園、河川、道路、車站等處為起居場所」的人，網咖難民、車中泊、簡易宿泊所住民全部不計，光東京都推估每晚就有約四千人的網咖難民，單這一項就超過全國露宿者官方總數。

台灣的列冊制則是社政單位接觸並開案服務後累積的名冊，性質接近服務登記而非某日切面清點，6300多件查報只留下3000人列冊，同樣也有統計數據的漏洞，兩個不同構造的統計放在一起除，得到的比值只能當作粗略方向。

還有兩個非政策因素在拉開差距。

一是氣候，台北冬天不會凍死人，露宿在台灣可以是一種長期穩定狀態；日本本州冬天會，行政體系被迫在寒冬前把人收進設施，收不進去的一部分則直接減少在下一年的統計裡。

二是空間分布，日本的露宿者散在大阪、東京、神奈川的河川敷、公園與橋下，觀光動線上看不到，台灣則高度集中在台北，而台北又集中在萬華與北車周邊。同樣的人數，擠在一個國門級車站的大廳裡，感受上的量級完全不同。

日本與臺灣的遊民趨勢

日本露宿者從十九年前的18000多人降到現在2000多人，減幅超過八成，方向明確；台灣的列冊人數則長年在2700到3000之間橫著走，2019年2767人、2020年2927人、2022年3002人。日本的下降有一部分來自高齡化與死亡，也有一部分被轉移到看不見的網咖與福祉公寓，但至少存在一條從街頭到房間的制度階梯，台灣的橫盤反映的是進出大致相抵，進來的人有出口，但出口不夠寬。

日本與臺灣的遊民與零工勞力市場有關

日本的路徑要從勞動制度講起。戰後重建與1964年東京奧運需要大量營造工人，於是形成了寄せ場（よせば、yoseba）這種日雇勞動市場，東京山谷（さんや、sanya）、大阪釜ヶ崎（かまがさき、kamagasaki）、橫濱壽町（ことぶきちょう、kotobukichō）三地是核心。

制度設計上就是收容單身男性，住在簡易宿泊所也就是俗稱的ドヤ（doya），每天早上到現場等工，晚上結帳。這套系統本身把人從家庭與地緣關係中剝離出來，並且長期在厚生年金體系之外運作。

泡沫在1991年破掉，接著公共事業長期縮編，日雇需求崩塌，而這批人當時已經四十幾五十歲，沒有年資、沒有家庭、沒有可回去的戶籍地。90年代新宿西口的段ボール村就是這一批人。這解釋了日本露宿者為什麼壓倒性是男性、超過半數在六十五歲以上、而且露宿年數動輒十年二十年，他們幾乎是同一個世代的殘存，是一次性事件的長尾，也因此近二十年會呈現八成以上的自然遞減，其中一部分是被生活保護與介護體系吸收，另一部分是單純凋零。

第二波是2008年雷曼衝擊後的派遣切り（はけんぎり、haken giri）。製造業派遣工住在公司的寮（りょう、ryō），失去工作的當天同時失去住所，職住一體的風險在那年引爆，年末在日比谷公園出現年越し派遣村（としこしはけんむら、toshikoshi haken mura）。這一波比較年輕，多數沒有走到街頭，而是進了24小時的網咖，成為統計上看不見的那四千人。

日本這邊的出口障礙落在私人租屋市場。要租房必須有保証人（ほしょうにん、hoshōnin），初期費用敷金禮金加起來常常是四到六個月房租，沒有住所就找不到正式工作、沒有正式工作就租不到房，這個迴圈跟台灣一模一樣。

差別在於制度上有生活保護可以直接支付房租，真正卡住的是心理層面：扶養照会（ふようしょうかい、fuyō shōkai）會通知親屬，世間体（せけんてい、seken tei）讓很多人寧願睡在河川敷也不願意讓家人知道。日本人主動切斷家庭連結的比例相當高，這既是進入街頭的原因，也是離不開的原因。

台灣這邊的典型軌跡從中高齡失業開始。一個50歲上下、學歷不高、靠體力吃飯的男性，遇到工廠外移、營造業景氣循環、職災或慢性病，工作先斷。台灣沒有像日本90年代或南韓97年那樣的大規模失業衝擊，所以這件事一直是零星發生，社會也就從來沒有被迫系統性地面對貧窮結構，芒草心的張獻忠講過類似的觀察。工作斷掉之後接著斷的是家庭，離婚、與子女失聯、與原生家庭決裂，很多人是自己選擇消失，覺得沒臉回去。到這一步為止，日本台灣沒什麼差別。

台灣特有的部分出現在後面。債務是關鍵的一道閘門。卡債風暴、地下錢莊、替人作連帶保證人，債務進入強制執行後薪資會被扣1/3，於是當事人只能做日薪現領、不投勞保的地下工作，舉牌、派報、洗碗、清潔、工地小工、市場搬菜。這個選擇在當下是理性的，代價是勞保年資與勞退提繳同時停止累積，等於把六十五歲那年的年金一併放棄。等到體力真的不行了，既沒有年金也沒有職業身分，回不去正式勞動市場。這條路徑本身會自我強化，愈久愈難出來。

第二道閘門是社會救助法的資格門檻。低收入戶的認定以家戶為單位計算應計算人口，直系血親與配偶的所得都要算進來，一個與家人二十年不往來的人，在紙上依然有一個有收入的兒子。加上工作年齡人口被擬制有基本工資水準的所得，實際上一天賺三百元的人在公文上是月入近三萬。再加上戶籍地綁定，戶籍在雲林、人在台北的個案，兩邊的社政單位都不算完全的權責機關。走到這一步，一個確實一無所有的人拿不到低收入戶身分，也就進不去住宅補貼與醫療補助。證件遺失、健保欠費這些看似瑣碎的事情會再補上一刀，沒有身分證就無法開戶、無法正式受僱、無法租屋。

空間上，萬華承接了這一切。這裡本來就是零工市場、廉價旅社與雅房的集中地，龍山寺與艋舺公園周邊有非正式的職業介紹網絡，社福資源與教會團體也跟著集中過來，形成一個生存成本最低的節點。

台北車站與萬華距離很近，白天在地下街與圖書館，夜間回到騎樓與地下道，構成一個穩定的生活圈。近年廉價旅社與雅房隨都更減少、租金上漲遠快於這群人的收入，把原本還勉強有屋簷的人往外推，這是所謂的赤貧租屋者的下一步。

台北車站的遊民味道

實際上台北車站的味道最大的來源不是遊民的身體，而是衣服，人一週不洗澡的體味有限，但穿了兩個月、汗與雨反覆浸過的外套，纖維會累積大量的皮脂與細菌代謝物持續散發異味。

所以只有淋浴間效果會打折，洗完澡再穿回原來那件衣服，兩小時後就回到原點。

萬華廣州街的香香澡堂實務上是免費盥洗加上全新衣物與物資發放一起做的，每日盥洗量曾達  90人次，週四還加開不限時場次並主動去車站與公園周邊協助行動不便者過來。

真正的槓桿點在於把洗衣與衣物汰換做成常態、規模化的服務，設一台工業洗脫烘加上足夠的替換衣物庫存，單位成本非常低，對氣味的邊際效果高於任何清潔工程，遊民需要的可能是一個一個能滿足衣物清洗的空間與設備。

第二個氣味來源是尿液，這部分是化學問題。新鮮尿液幾乎無味，臭味來自細菌的尿素酶把尿素分解成氨。麻煩的是尿垢，尿酸與鈣鎂形成的結晶鹽不溶於水，會滲進混凝土、磚縫與磁磚填縫劑裡，一般沖水與高壓水柱只是把表面弄濕，濕度一上升結晶又開始釋放氨，這就是為什麼下雨過後或剛洗完地反而更臭。有效的做法是用酵素型或微生物型清潔劑，把尿酸分解掉，關鍵在於要留足夠的作用時間（通常數十分鐘到數小時），噴完馬上沖掉等於沒做。

鈣鹽層厚的地方需要先用酸性尿垢分解劑處理，但水泥基材要控制濃度與接觸時間。芳香劑與消毒水只是把氨味混成另一種更難聞的味道，長期反而讓現場人員誤判清潔已經完成。

處理完之後要做的是不讓它再滲進去。牆基、花台、柱腳這些熱點應該施作滲透型矽烷矽氧烷撥水劑，讓液體停在表面而非進入毛細孔，之後日常沖洗才真的有用。物理設計上，牆腳做成外斜或圓弧的導流面（日本稱為尿返し，しょんべんがえし），液體會反濺回去，加上熱點區域補設地面洩水孔與洩水坡，才有辦法真正用水沖乾淨。目前很多角落沒有排水，清潔人員只能用拖的，等於把尿液塗開。

另外公共廁所的開放時間與數量是最便宜也最有效的一項。隨地便溺絕大多數發生在廁所關閉或必須進入付費區才能使用的時段與位置。維持非付費區廁所的24小時開放，並在南北側增設，成本遠低於後續的清潔與塗層工程。

第三個來源是寢具與家當，紙箱與棉被受潮後長黴，霉味在密閉的地下通道特別明顯，這個跟衣物的纖維問題類似，這個問題的解法是寄物櫃，讓人不必隨身攜帶整套家當，寢具可以留在乾燥處而非在騎樓與地下道反覆吸濕。順帶也解決了視覺上的堆置問題，並且讓人有辦法去洗澡、去打零工，不必守著行李。

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來源是未處理的傷口。慢性潰瘍、糖尿病足、蜂窩性組織炎的滲液氣味非常強烈，而且高度集中在少數個案身上。街頭家醫式的定點醫療外展成本很低，對氣味的改善卻很明顯，同時解決的是真正的健康風險。

北車大廳與地下街屬於半封閉大空間，在熱點加裝局部排風並提高換氣次數可以緩解，但這是治標不治本，源頭沒動的話只是把味道稀釋掉。北車周邊涉及台鐵公司、北捷、機捷、高鐵、台北地下街與台北市政府，站外花圃與人行道又屬於市府，權責界線模糊的地方就沒人編預算、沒人排班。要讓上面那些措施落地，需要先指定一個單一權責窗口，把熱點盤點成清單、訂出清潔頻率與驗收標準，並且編列經常性預算。沒有這一步，酵素清潔劑買了也不會有人按規定的作用時間去做。

遊民為什麼女性比較少？

日本2025年1月的目視普查總數2591人，其中男性2346人、女性163人，另有82人在目視下無法判別性別。女性大約占6%。改用面訪的生活實態調查，比例更低，平成二十四年那次的有效回答1300百人中女性59人，占4.5%，平成二十八年那次是男性96.2%、女性3.8%。對照台灣列冊遊民的女性占比14.5%，落差明顯。

第一個原因在調查方法。目視普查在白天巡迴，找的是有固定據點的人，公園帳篷、河川敷的小屋、橋下的定位。女性在街頭幾乎不會建立固定據點，因為固定就代表可被預期地找到，風險太高，所以她們持續移動、混在通勤人群裡、睡在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場所。加上為了安全刻意抹除性別特徵，剪短髮、穿寬大男性衣物、戴帽子口罩，那八十二個「無法判別性別」的個案裡有多少是女性，沒有人知道。統計方法本身就對女性設了一道濾網。

第二層是這個世代的來源。日本現存的露宿者主體來自寄せ場（よせば、yoseba）的日雇勞動體系，山谷、釜ヶ崎、壽町從制度設計上就是收容單身男性的勞動市場，女性從來不在裡面。所以當這套體系在90年代崩塌時，被拋出來的那一整批人本來就全是男的。台灣的入口是中高齡失業、家庭破裂與債務執行，這些機制對性別中立得多，自然會捕捉到更多女性，所以性別跟成為遊民的原因有高度關連。

第三層，也是最關鍵的一層，是女性在掉到街頭之前就被別的地方接走了，而那些地方未必比較安全。風俗産業（ふうぞくさんぎょう）長期扮演這個角色，因為它把收入與住宿綁在一起，店家附設的寮解決了保証人與初期費用這兩道租屋障礙，一個走投無路的女性在當天就能有地方睡。近年在歌舞伎町出現的另一種形態是ホスト（hosuto）店的売掛（うりかけ、urikake）債務，年輕女性欠下賒帳後在大久保公園周邊站街還債，這些人住在網咖或短租屋裡。更年輕的一層則是所謂神待ち（かみまち、kamimachi），離家的少女在網路上找陌生人收留過夜。還有一種最普通的形式，就是留在會施暴的伴侶身邊，因為離開就等於上街。

第四層是行政分類。日本對女性另有一套完全獨立的保護體系，源頭是1956年的売春防止法，衍生出婦人相談所與婦人保護施設（ふじんほごしせつ），2024年4月起由困難女性支援法接手，改為女性相談支援中心與女性自立支援施設。

再加上DV防止法(家暴保護法)下的庇護所與母子生活支援施設。一名陷入居住危機的女性進入行政體系時，會被歸類為DV被害者、困難女性或母子家庭，很少被歸類為遊民。她不在露宿者統計裡，並不代表她的居住狀態穩定。

第五層是生活保護的審查偏差。水際作戦最嚴厲的對象一向是工作年齡的單身男性，被認定「有工作能力」而勸退；女性尤其帶著孩子的女性，通過的機率明顯高得多。長期下來的結果就是男性沉澱在街頭，女性被吸進制度裡，也就是男性被制度排除，但女性更容易被制度保護。

台灣的遊民女性比例14.5%，一部分正是因為缺少日本那套分流。台灣的列冊制是社政服務名冊而非某日的街頭清點，3002人裡有626人在機構安置，這些人在日本的算法裡根本不會被計入。台灣也沒有一套獨立的女性保護軌道去把她們接走，於是同一批人就留在遊民這個類別裡。

所以比較準確的講法是，日本女性的無家狀態被三重機制隱形化，調查方法看不到、產業與依附關係先接走、行政分類改掛在別的名目下。台灣的女性無家者同樣被稱為隱形的流浪，只是台灣的隱形程度比較低，因此在數字上反而顯得比較多。

同樣有泡沫經濟的臺灣為什麼遊民問題沒有很嚴重

台股加權指數從1985年7月的636點，漲到1990年2月12日的12682點，4年半漲了將近20倍。接著在同年10月12日跌到2485點，8個月蒸發80%。房地產同期漲了3到5倍，1989年8月的無殼蝸牛運動萬人夜宿忠孝東路，就是這波房價的直接產物。地下投資公司如鴻源機構在1990年連環爆，吸金規模以百億台幣計，受害投資人數以10萬計。以幅度來說，台灣那次泡沫的劇烈程度不輸日本。

成因也高度相似，源頭都是廣場協議。日圓從240升到1988年的120上下，新台幣同期從40升到26附近。兩國央行都選擇緩升，於是熱錢大舉湧入，貨幣供給爆量，台灣1986到87年的M1B年增率一度衝破50%，日本則把貼現率(公定歩合)壓到2.5%並維持了2年多。資金找不到去處就進資產市場，劇本一模一樣。

差別出現在破掉之後，而關鍵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日本的泡沫是靠土地擔保放款堆起來的，企業拿土地去銀行抵押借錢再買土地，銀行的資產端與土地價格直接綁死，所以說白話點這就是房貸槓桿導致的資產危機。

1990年3月大藏省祭出不動產融資總量規制，土地價格反轉之後，不良債權估計超過100兆日圓，整個銀行體系失去授信能力，形成長達十幾年的信用緊縮。

台灣1990年那次崩盤主要是散戶自有資金與地下金融的槓桿，銀行當時仍以公股行庫為主、放款保守，臺灣的銀行謹慎的態度讓泡沫不置於完全摧毀經濟，2026年中央銀行與證券質押也同時提早就在幫投資人做降低槓桿的動作，股災摧毀的是家戶財富而非銀行資本。

台灣真正的銀行壞帳危機晚了將近10年，是1995到98年的本土型金融風暴與基層金融擠兌，逾放比在2002年前後衝到11%以上，靠金融重建基金與二次金改處理掉，規模相對GDP遠小於日本。

第二個差別是發展階段。1990年台灣的人均GDP約8000美元，日本約25000美元。台灣後面還有一大段追趕成長的跑道可以跑，而日本已經跑到前緣，沒有東西可以追。整個90年代正好是新竹科學園區、1987年成立的台積電、聯電，以及宏碁、廣達、鴻海這批PC代工崛起的時候，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在股災之後依然維持在6%到7%。

實體成長有效資產價格的窟窿慢慢填掉了。日本沒有這個緩衝，剩下的只有雇用、設備、債務這三項過剩，而家電與DRAM的產業優勢又正好在同期被韓國與台灣接手。

第三個差別是人口。日本的生產年齡人口在1995年見頂，剛好在最需要成長的時候反轉，而土地價格背後隱含的正是人口與都市化會持續的假設，假設崩了，地價就沒有回頭的理由，日本的地價指數花了20幾年才止跌。台灣的人口紅利一路延續到2015年前後，所以90年代的房市雖然盤整了十幾年、台北房價的實質水準到2003年前後才回到1990年的位置，但底下的需求還在增加。

第四個差別是出口與外移這個安全閥。面對台幣升值與工資上漲，台灣企業從1987年開始大規模西進與南向，把產線搬走，維持了獲利與出口競爭力。日本企業受制於終身雇用與主銀行體制，調整速度慢得多，這一點主要靠著臺灣中小企業的靈活布局。

台灣1990年蒸發掉的是股票市值與地下投資公司的本金。一個人賠掉積蓄會變窮，但工作還在、房子還在、家人還在。台灣股災之後經濟成長率維持在6%到7%，失業率整個90年代大多在1.5%到2%之間游走。

日本那邊土地是企業向銀行抵押的擔保品，地價反轉直接打穿銀行的資本，接著是十幾年的信用緊縮，1997到98年北海道拓殖銀行與山一證券倒閉、2001到03年不良債權集中處理，失業率從1991年的2.1%一路推到2002年的5.4%。

日本露宿者人數的高點出現在2003年的25296人，距離泡沫破掉已經12年，這個時間差本身就說明了問題出在後續的信用與就業，而非崩盤當下。由此可知，日本的經濟結構問題更嚴重。

失業率上升也只是必要條件。台灣2001年失業率4.57%、2002年5.17%、2009年5.85%，數字並不比日本溫和多少，遊民人數卻沒有出現對應的暴增。差別在於掉下來的人有沒有東西接。

日本最關鍵的一點是，那批人在泡沫破掉之前就已經被制度預先挑選好了。寄せ場體系運作了三十年，把數以十萬計的單身男性集中在山谷、釜ヶ崎、壽町，這些人按設計就是沒有家庭、沒有都市戶籍、沒有年金年資、住在按日計價的簡易宿泊所裡。他們平常就站在懸崖邊上，靠每天有工可上維持。營造需求一斷，直接落下去。2003年那次調查顯示露宿者平均年齡55.9歲，回推出生年約1947年，泡沫破掉那年他們43、44歲，正好是這批人的中壯年。日本的泡沫沒有創造出這個族群，只是抽掉了他們腳下的木板。

台灣從來沒有建過這種制度。台灣的營造與製造業勞動力是透過工頭、包工與同鄉宗親網絡招募的，季節性的往返本來就存在，淡季回中南部老家是常態。加上臺灣曾經進行成功的土地改革之後農村家戶普遍持有房地，自有住宅率在1990年就已經接近80%，現在約85%，土地改革成為臺灣非常成功讓失業得到緩衝，日本同期只有60%出頭。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自有住宅分布在三代同堂的親屬網絡裡，一個失業的中年男性通常還有老家的一個房間、祖厝的一塊地板可以睡。這個緩衝完全不會出現在任何統計上，卻吸收掉了絕大部分的衝擊。

家庭規範的方向也相反。台灣人失業回家住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預期中的；日本的世間体與勘當文化讓回家變成一件難以啟齒的事，很多人是主動切斷連結後才上街的。同一個經濟衝擊，在一邊被家族網絡吸收，在另一邊被恥感放大。

還有一個台灣特有的緩衝值得一提。1989年開始專案引進、1992年就業服務法正式開放的外籍移工，讓營造與製造業的邊際勞動力有一部分由移工承擔。景氣收縮時移工因為簽證條件必須離境，調整壓力被轉嫁到境外；日本當時對外籍勞工限制嚴格，所有的收縮都由本國勞工承受，而這些人退無可退。

所以台灣真正產生遊民的事件並非1990年的股災，而是後面那條慢速的線：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產業外移、2001年與2009年的兩次失業高峰、2005到06年的卡債風暴，加上老家土地與親屬網絡隨著都市化與世代更替逐漸失效。這些衝擊分散在20多年裡，每次只推下去幾百人，補進來的與脫離的大致相抵，於是列冊人數長年橫在3000人上下，永遠不會形成一個逼迫制度改革的畫面。日本是一次性把兩萬五千人推上街，台灣是每年推下去幾百人再撈回來幾百人。前者會上國會，後者只會出現在北車大廳。

但這個安全閥要收費。台灣避開了日本式的資產通縮與銀行崩潰，代價是製造業就業機會的長期外流與實質薪資從2000年到2016年前後幾乎原地踏步。台灣的失落年代呈現的形狀不同，日本是急性的資產崩潰加信用凍結，台灣是慢性的薪資停滯與產業空洞化。

日本的名目薪資在1997年見頂，毎月統計的現金額當年是月薪371,670日圓，之後一路下滑。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查的年收入同樣以1997年的461萬日圓為高點，2004年掉到421萬，2009年剩385萬。實質薪資指數從1997年的高點算起，25年間下降約兩成。日本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名目薪資出現長期下跌的國家，台灣至少名目還在緩慢上升，只是被物價吃掉。

國民經濟計算的雇用者報酬也是1997年之後就橫著走。産業空洞化（さんぎょうくうどうか、sangyō kūdōka）這個詞本來就是日本人造的，台灣是借用過來的。日本從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就開始討論這件事，製造業就業人數在1992年前後見頂於約1,570萬人，現在剩1,050萬人上下，少了三分之一，五百多萬個職位。

海外生產比率從1980年代中期的3%左右升到現在的25%上下。

產業層面則是整片消失：家電、DRAM、面板、手機依序退出，全球半導體市占從1988年的約50%掉到10%附近，爾必達2012年破產，夏普2016年被鴻海買走。台灣的空洞化是把產線搬到對岸但保住了公司，日本是連公司帶產業一起輸掉。辜朝明講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就是這個機制，日本企業在1990年代的資產暴跌後轉為以還債為最優先目標，即使利率降到零也不借錢投資，這種狀態持續了十幾年，投資不增加、薪資自然沒有上調的空間。台灣只拿到慢性的那一半，沒有前面那一段。

日本因為終身雇用的規範，選擇保住正社員的人數而壓縮薪資，同時大量以非正規雇用替代，非正規比率從1990年的兩成升到現在的37%上下，等於用薪資與雇用形式吸收衝擊。台灣則是把工作搬走，但留在島內的製造業就業人數其實相當穩定，2000年前後約290萬人，2003年低點約260萬，之後又回到290萬以上。

日本少了五百多萬個製造業職位，台灣幾乎沒少。台灣失去的是薪資成長，日本失去的是職位本身。

再來是通縮問題。日本是真正的物價下跌，1995年以後物價年增率超過1%的年份只有1997年、2008年、2014年與2022年這四次，而且每一次都由消費稅調升、原物料或匯率造成，並非景氣循環帶來的良性上漲。在這種環境下，不漲價、不漲薪變成一種行為規範，日銀後來反覆講的就是這個「ノルム」（norumu）。台灣同期物價年增率平均在1%上下，偶爾負值但沒有形成持續通縮，名目薪資因此還能緩慢往上爬。

ノルム（norumu）就是英文的 norm。日文用片假名直接音譯外來語，所以字面上沒有漢字可以推敲。在經濟學裡這個詞有特定來源，是美國經濟學家 Arthur Okun提出的概念。關鍵在於它比「預期」更強。預期只是人們對未來的猜測，會隨新資訊修正，Norm已經內化成社會習慣與行為準則，即使外在條件改變，人們照樣按舊方式行動。

日銀用這個詞來解釋為什麼異次元寬鬆打了十年還是打不到2%。黒田東彦的講法是，長期通縮的經驗讓「以薪資與物價不會上漲為前提」的思考方式與慣例根深蒂固地留了下來，他在東京大學的演講裡把「賃金も物価も上昇しないというノルム」（薪資與物價都不會上漲的僵化）直接定義為長期通膨預期被錨定在0%附近的狀態。

企業把「今年不調價」當成理所當然的年度作業，供應商漲成本就自己吸收，春闘裡ベア（bea，base up 的簡稱，指本薪調升）零回答被視為常態，工會也不真的要；消費者看到漲價就換品牌或延後購買，於是企業更不敢漲。三邊互相印證，形成一個自我維持的均衡。這種東西不是靠央行喊話就能改變的，因為每個參與者的行為在既定規範下都是理性的。

形成的原因，日銀審議委員高田創在2025年10月的演講裡講得很清楚：日本企業面對1970年代以來的日美貿易摩擦與日圓升值，是靠壓縮薪資為主的重整與供應鏈成本削減撐過去的，副作用就是形成了薪資與價格不會上漲的規範，而家計端的對應行為則是把現金存起來不投資。

解除則需要外力。2022年俄烏戰爭推升原油、日圓貶到150附近，輸入物價漲了約40%，這種從外面來的衝擊被稱為ビッグ・プッシュ（biggu pusshu，big push），把規範撞開了。2023年春闘出現30年來首見的3.6%調薪，2024年大企業5.1%、中小企業4.5%，日銀才在2024年3月解除負利率與殖利率曲線控制。

人口與退出時點。日本的生產年齡人口1995年見頂，台灣2015年，日本是在勞動力萎縮的同時陷入停滯，缺乏自然的復甦力道。退出的時間也差了將近十年，台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大約在2016到2017年開始翻正，靠的是半導體、台商回流與基本工資連續調升；日本則要等到2024、2025年連續兩年春闘破5%，實質薪資才勉強轉正。

日本因為有一次大規模的失業衝擊，被迫在制度上正面處理貧窮，於是有了生活保護的擴大運用、自立支援中心與後來一整套居住支援，台灣的痛苦分散在20年裡，中高齡勞工是一個一個掉下去的，從來沒有形成迫使政府系統性回應的臨界壓力。

芒草心的張獻忠講台灣從未真正面臨大規模失業問題、也因而失去系統思考貧窮議題的契機，講的正是這件事，但台灣的人口紅利已經在2015年前後結束，生產年齡人口開始下降，房價所得比又處在歷史高位，日本90年代那套地價由人口與都市化背書的假設，現在輪到台灣需要重新檢驗，但整體槓桿並沒有日本當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