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質哲學】相看淚眼，無語凝噎

作者：納蘭雪敏

2022年的11月26日台灣經歷了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創下史上最大挫敗，但我今天想談的是即將卸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柯文哲特別在哪裡？放眼台灣的政壇，真正有幾十年醫師工作經驗轉行去從政的人只有他，在政界比柯文哲聰明的人不少，但有柯文哲這樣的經歷的人卻不多，比如沈富雄台南一中全校第一名保送台大醫科，讀台大醫科一年級就用自修方式通過律師高等檢定考試，律師高撿不是律師考試，他是一種類似於取得法律系文憑相等水準的考試，在美國就學後也曾在美國擔任醫師，1973年沈富雄34歲時在美國擔任台灣同鄉會副會長，1986年47歲才返台擔任高雄長庚醫院內科主任，直到1992年沈富雄都已經52歲了才參選立委。

柯文哲今年63歲，他擔任台北市長時也已經55歲，但放眼政壇醫界有幾十年醫界工作經驗的人真的不多，沈富雄2007年10月3日時退出民進黨時說：

我本來認為我一直留在民進黨裡頭有一個功能，就是說讓我們黨裡頭的壞孩子看到我會難過，但是我自己漸漸覺得這個功能好像也沒有了，這些壞孩子好像看到我也沒有感覺了，所以我存在的意義就也幾乎沒有了」、「不是我不要這個黨，是這個黨的主流價值、主流份子不要我。

2014年原本柯文哲有機會與沈富雄競選台北市長，但最終因為沈富雄舊傷導致無法參加競選活動，無預警退出市長選舉，另外醫界立委可能還有林靜儀，但因為他1974年生，不過2007年34歲就跨入政界，與沈富雄和柯文哲年過50才跨入差距甚大，柯文哲更特別的一點是如果沒有發生愛滋器捐案他不會跨入政界，可能會在急診室終老，這幾年我因為年紀可能也大了，家人與親戚陸續進入到急診室，進急診室太多次都會對人生有不同的感觸。

台大愛滋器捐案

台大愛滋器捐案是柯文哲跨入政界的契機，2011年8月24日台大醫院器官移植團隊在血液檢查報告記錄錯誤，負責醫生沒有確認後就移植導致五位器官捐贈者可能罹患愛滋病，雖然最後醫療團隊經過預防性治療後沒有發現感染愛滋病，但監察院報告最終把過失責任歸咎在柯文哲身上，2002年開始財團法人器官移植登錄中心成立，台大醫院由柯文哲負責進行器官登錄制度的建立，2011年8月23日新竹有男子跳樓自殺，因家屬同意捐贈器官，因使用電話紀錄檢驗結果，HIV(愛滋病毒)篩檢結果數值及結果分別為56.7及reactive（有反應），檢驗結果協調者無法判讀註記為negative（陰性），在新竹取回器官後到台大與成大醫院進行移植，8月26日台大醫院協調者發現檢驗數據電子郵件與手寫數據不合，reactive（有反應）被記為negative（陰性），8月27日台大醫院召開記者會，並說明沒有發現感染的情況。

接著進行報告

2011年8月30日，聯合晚報刊登新聞：柯文哲自請處分，柯文哲隔日9月1日受訪時表示自己從未說過，柯並且自嘲︰「所有人都無罪，只有我有罪，我已有去監獄跟阿扁住隔壁牢房的準備。」

2011年11月4日衛生署認定柯文哲有管理疏失，應懲戒，11月6日柯文哲受訪時說：「有錯都是別人的錯，衛生署從來都沒有說自己要改進哪一點」，他狠批衛生署忽視程序正義、欠反省，2012年8月16日柯文哲曾在臉書發文寫：

如果一個人的犧牲，能讓事情早點落幕，讓大家去檢討反省改革，這樣犧牲才有意義。

但如果一個人的犧牲，變成大家卸責的對象，當人家的下台階，讓整個系統繼續沉淪，那這個犧牲就沒有價值。

2012年6月，臺北市衛生局召開醫師懲戒委員會，認為柯文哲等九名臺大醫師依暨有法規行事，未能避免醫療疏失，實屬無心之過，決議不予懲戒。

2013年8月18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針對台大愛滋器捐案，將柯文哲降兩級改敘，台大醫院將柯降薪處份（從公務體系的740薪級調降至680），8月20日柯文哲妻子陳佩琪醫師認為公懲會以新的程序來認定柯文哲疏失表達不滿，8月22日陳佩琪醫師表示可能控告台大醫院，沒有真相沒有原諒。

10月9日柯文哲對此事檢討演講中說：調查過程沒有程序正義，且朱武獻認為依據1992年大法官308號解釋，柯文哲具有教授與公務員雙重身份，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沒有管轄權且臺北市衛生局召開醫師懲戒委員會做出不懲戒的決定，違反法律一事不再理原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以對公務員身份懲戒部分，非醫師懲戒委員會對醫師身份的懲戒，兩者目的與懲戒方法不同。

2015年1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駁回了柯文哲的再議請求。

從我的角度看，柯文哲在這個案件中要負責的比例很低，整個流程中比較有問題的是因為以電話來記錄檢驗結果，而非以電子書面方式，且使用reactive不明確的表達方式，在醫檢師領域，reactive只是代表有風險，可能是偽陽性，需要進一步確認，不代表就是Positive(陽性)，但因為有風險，醫檢專用的reactive不適合作為報告使用，如果reactive就必須進一步確認是Positive還是negative給出明確的答案，真正的問題點在此處。

柯文哲抱怨的主要是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沒有經過程序來進行調查，更像是急於找出戰犯來卸責，呼應了柯文哲2012年所說的：

如果一個人的犧牲，能讓事情早點落幕，讓大家去檢討反省改革，這樣犧牲才有意義。

但如果一個人的犧牲，變成大家卸責的對象，當人家的下台階，讓整個系統繼續沉淪，那這個犧牲就沒有價值。

從這個案件來看醫檢師使用的用語不當，協調者不具備專業醫檢知識使得報告傳遞有錯誤才是主因，柯文哲制度設計上在此案以前已經有5000多例成功，比例上來說是1/5000的錯誤率，已經是非常低，以比例原則來看真的要負比較大責任的是醫檢師，不過客觀一點來看屬於兩方溝通上沒有建立共同的專業知識使得溝通困難，協調者再看到reactive不確定時也沒有再次謹慎的確認，疏失在這兩者身上較大，設計制度與管理者的缺失幾乎是看不見，即便制度設計的更改增加再確認，就如同公務員的公文幾十個印章但真正看過的人卻不多，失敗的事件急於究責的文化卻忽略了系統的重要性是整件事情失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