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日本近代史上兩次重大制度變革明治維新（19世紀末）和二戰戰敗後的改革，均由危機驅動（外國殖民威脅和戰爭失敗），但作者沒有提到明治維新開始的原因，在1853 年，美國海軍提督 培里（Matthew Perry） 帶著黑船來到日本，強迫江戶幕府開港。
隔年簽訂《神奈川條約》，結束日本兩百多年鎖國的體制。之後，幕府又與美國、英國、俄國、荷蘭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喪失關稅自主權，也允許治外法權。這使得許多日本人感到國家受辱，認為幕府無力保護國家。
1867 年，幕府第十五代將軍 德川慶喜 宣布大政奉還，將政權交還天皇。同年末到隔年初，薩摩與長州勢力發動王政復古大號令，建立新政府，幕府體制終結。1868 年爆發戊辰戰爭，新政府軍打敗幕府殘餘勢力，天皇政權確立。
二戰後的歷史就不要說了，多數人都知道。
1990年代的經濟危機是日本式經濟體系的終結，日本正轉向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但作者提到戰前的日本經濟在1920年代已具備自由市場特徵，與今日美國經濟類似，競爭激烈、股東權力強、市場融資為主。日本當前的經濟體系(這本書是2003年出版的)起源於二戰期間，是一種以最大化產出為目標的戰時動員經濟。戰後美國希望將日本塑造成自由市場經濟的樣板，但冷戰背景保留了戰時經濟結構和官僚菁英，推動日本對全球市場的快速擴張。
日本的經濟成功並非完全依賴自由市場，而是由政府通過精心設計的制度干預實現，特別是通過金融、貿易和工業部（MoF、MITI、BoJ）的「鐵三角」控制。中央銀行（BoJ）通過「窗口指導」（window guidance）控制信貸分配，成為經濟成功的核心工具，但影響力被低調掩蓋。日本經驗證明成功的政府干預並非微觀管理，而是通過制度設計創造快速成長的激勵結構。戰時官僚削弱股東權力、提升管理層角色，並通過企業聯盟和終身雇傭制激勵員工，促進企業再投資和市場份額擴張。
戰時經濟體系帶來快速增長，但犧牲生活品質、環境和個人自由。大多數勞工（中小企業員工）無法享受大企業的福利，生活條件相對較差。日本實現了財富平等和社會穩定，但代價是高儲蓄率、擁擠的通勤和有限的休閒時間。戰時官僚受納粹德國中央銀行家Hjalmar Schacht的啟發，利用信貸創造控制經濟，通過銀行系統將資源分配到目標產業。
1980年代，BoJ通過窗口指導促使銀行過度放貸，引發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
1990年代泡沫破裂，導致壞帳危機和經濟衰退。BoJ故意限制貨幣供應，延長衰退，以推動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轉型。
BoJ通過獨立性改革削弱MoF的權力，最終在2001年迫使MoF更名，代表權力喪失。
這邊這段是Werner對日本泡沫經濟的解毒，帶有一點陰謀論，Werner 認為，BoJ 在 1980 年代故意放寬窗口指導，讓銀行拼命放貸 → 銀行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和股市 → 泡沫急速膨脹（東京地價、日經指數飆升）。
1990 年代泡沫破滅後，大量企業與銀行背上壞帳，日本經濟陷入衰退。按照一般經濟學邏輯，央行應該透過降息、增加貨幣供應來救經濟。但 Werner 指出，BoJ 在這時期反而故意限制信貸供應，讓經濟衰退拖得更久。
Werner 主張，BoJ 是有意為之。目標是藉由長期經濟痛苦，迫使日本社會接受制度性改革，從過去國家主導的護送船團體制轉向更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削弱大藏省（MoF, Ministry of Finance）在經濟金融上的強大權力，提升央行自身的獨立性與話語權，1998 年，日本正式通過法律，給予 BoJ 更高獨立性。2001 年大藏省改組，更名為財務省（Ministry of Finance → 財務省），金融監管職能被切割出去。
護送船團體制（日文：護送船団方式、ごそうせんだんほうしき，gosō sendan hōshiki）是戰後日本政府管理金融與產業的一種政策模式，比喻來自戰時軍艦護送船團弱小的運輸船由軍艦保護，整體速度取決於最慢的一艘，類似短板效應。大藏省 MoF主導，保護整體產業或金融體系中的弱者，避免淘汰與破產，確保大家一起走，不會有人落單。
其實直到現在臺灣也都還有這種呼籲政府保護的說法，比如臺灣的工具機或者螺絲產業也是如此，不時都會希望政府壓低匯率保護他們的利潤。
Werner 將這解讀為 BoJ 長期策略的勝利BoJ 藉由先放貸製造泡沫，再收緊貨幣拖延衰退，迫使制度重組，最終獲得了相對於 MoF 的優勢地位。
特別是作者也提到日本的窗口指導模式被韓國、台灣等地模仿，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也與類似的中央銀行政策有關。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通過過度信貸創造和匯率政策引發泡沫與破裂。新興產業和更高的生產力使日本經濟有望實現4%的非通脹成長，如果可以達成會被第二經濟奇蹟。
但顯然後來的20多年日本也沒實現4%的非通脹成長。
《日圓王子：從日本失落到國際金融危機，你不知道的真相》讀後心得EP2){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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