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達爾文吃掉了我的 DCF(Darwin Ate My DCF)
大多數人都把注意力投注在預測未來,但真正可靠的投資方法應該像演化論一樣,把重心放在歷史。達爾文之所以能提出自然選擇、性擇與共同祖先三大理論,不是因為他能預見未來,而是因為他能重新解讀眼前所有人都看得到的歷史證據。投資者面臨的資訊問題與科學家類似,大家都看到同樣的財報、股價、競爭資料,但大多數人沉迷於預測,而少數成功的投資人則專注於「已經發生的事」。
標題 Darwin Ate My DCF 的真正含義,是在強調達爾文的思考方式完全摧毀了 DCF 這種「假裝能預測未來」的估值方法。DCF 需要準確預測未來十年以上的現金流與折現率,而作者指出這在現實世界根本不可能做到。公司管理層連下一季都預測不準,更別說投資人。DCF 的數字化形式給人一種精確錯覺,但本質上是錯誤的工具。達爾文的做法象徵一種反方向的思維:不用預測,只用歷史;不用猜測,只解讀證據。這種方法比任何依賴未來的模型都更穩健、更可靠,而達爾文式的「長期、歷史、累積性」思維直接抹消了 DCF 的存在必要。
章節中的故事從達爾文的航行出發,說明他如何用過去與證據構築理論,再把這種方法平行放到投資上。作者批評分析師與基金經理沉迷於短期預測、季度財測、DCF 模型,卻忽略企業十年以上的歷史財務表現。投資界大量的失敗不是因為資訊不足,而是因為過度相信未來、忽視累積的事實。作者強調只使用已經發生的財務數據,像是十年的 ROCE、營收、市佔率、資本配置紀錄,而不使用任何預測。這種方法與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做法本質相同:理解現在必須從過去開始。
除此之外,章節也指出只看歷史也有極限。像 Nokia 一樣的公司,即使過去完美,也可能在快速變動的產業裡消失;而像 Starbucks 的案例,過去的頹勢也可能在強力的領導下逆轉。作者承認這些例外存在,但對一般投資人而言,依賴可量化且可驗證的歷史,仍然是成功概率最高的方式。
達爾文教會我們,理解現在必須回到過去,而投資界卻過度沉迷未來;這種反差使 DCF 與預測文化變得荒謬,而「達爾文式投資」的力量在於只使用可驗證的歷史,讓勝率提高到更合理的層次。
細菌與企業重播歷史(Bacteria and Business Replay the Tape)這章核心是達爾文演化論中的「趨同進化」(convergence)概念,重新定義投資決策方式。作者指出,大自然在面對相同問題時,經常會在完全不同的物種中產生「相同的解法」。這種跨物種、跨時間、跨環境的重複模式,是自然界最重要的規律之一。
加勒比海蜥蜴例子:即使在不同島嶼,彼此毫無親緣關係的蜥蜴,只要面對同樣的環境壓力,就會演化成幾乎一模一樣的體型、體色、尾巴與習性。
這不是個案,而是規律。海豚與鯊魚的相似外型、澳洲有袋類與世界其他地區胎盤類哺乳動物的一對一對應、南美白蟻蟻食者與非洲食蟻獸的驚人雷同,都展示同樣的道理,問題有限,解法也有限。
自然界這種「相同問題產生相同答案」的現象,其實也存在於商業世界。
企業面對的壓力與環境,例如競爭結構、客戶行為、資本需求、技術成熟度有限,因此企業的成功與失敗也會呈現高度的規律性。這就是作者投資哲學的核心,他不是在投資公司,而是在投資「商業模板」。 他要找的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優點,這種公司模式在別的國家、別的產業、別的時間,有沒有成功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投資;如果答案是否定或不存在,他就不碰。
作者用自己過去的失敗示範忽略趨同模式所帶來的代價。
他投資一家信用卡處理公司,就是因為過度依賴自己的推論,而沒有問更重要的問題:其他國家信用卡普及的軌跡是否與印度相似?有沒有其它消費性產品在印度跑出那樣的高速曲線?如果他要求找到「趨同模板」,這筆投資根本不會發生。
接著作者用 Naukri 的例子展示成功應用趨同思維的強大威力。Naukri 是印度的第一大求職平台,擁有壓倒性市占率與網路效應。這種商業模式本質上收取企業訂閱費、讓求職者免費使用,而全球同類型的平台,像澳洲的 Seek、美國的 CareerBuilder、日本的 EN、臺灣的 104、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 JobStreet,全部都呈現「極高利潤率、極高 ROCE、領導者長期穩定擴大領先差距」的趨同規律。Naukri 不只是個案,而是世界各國分類廣告市場共同的勝利模板。作者因此選擇投資,不是因為管理層優秀,也不是因為公司盈利強,而是因為他看見「這種模式幾乎無法輸」。
自然界的趨同規律並非百分之百。Lenski 的細菌實驗是標題Replay the Tape的延伸。
十二個完全相同的 E. coli (大腸桿菌)菌群,在三萬多代裡呈現高度相似的演化軌跡,直到第 33,127 代,其中一瓶突然跳出一個巨大變異,突然演化出一項 以前的大腸桿菌做不到的能力,牠們竟然能夠利用 citrate(檸檬酸)當作能量來源。因此爆炸性成長。這是一種「突破趨同模板的罕見突變」。作者指出,商業世界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絕大多數企業遵循趨同規律,但偶爾會出現少數違反規律的怪物,例如 Amazon。
Amazon 明顯違反了「企業應專注本業才能成功」這條在全球與歷史中幾乎無可動搖的趨同規律。它跨足眾多毫無關聯的領域,卻成為 trillion-dollar 級巨頭。這就是投資世界的 Ara-3 突變。作者坦承,他會錯過所有這類企業,而且他接受這個代價。
作者將這種思維延伸到丹尼爾·康納曼 (Daniel Kahneman)的「外部視角」,做決策時,不是看自己的案例,而是看「同類案件在世界上的平均結果」。航空業就是典型案例。研究美國與全球航空公司的長期收益後,作者指出無論規模、國家、政府補助,航空業始終是一個總體上毀滅投資者資本的產業。精密分析一家航空公司的個別數據是徒勞的,因為外部視角早已告訴你大多數這類企業會虧錢。與其深入分析,不如直接拒絕投資。
趨同投資並非萬靈丹,也不是客觀公式。人類容易看見不存在的模式,也容易忽略真正的模式。投資者必須透徹理解什麼時候適合用趨同(成熟行業、清晰商業模式),什麼時候完全不能用(科技新創、快速變遷產業)。同時,也要接受會錯過偶爾出現的「超級突變企業」。即便如此,長期而言,趨同投資仍然提供遠高於預測式投資的方法,核心價值是提升勝率、降低錯誤。
別把綠青蛙誤認成孔雀魚(Don’t Confuse a Green Frog for a Guppy)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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