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質閱讀】20251211(四)《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讀後心得

作者：納蘭雪敏

《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出版於2025年8月26日，目前應該還沒有繁體中文版，中文翻譯《疾速前行：中國的未來工程探索》，這本書探討中國的科技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並與美國對比，主要論點是美國由律師統治，中國由工程師統治的差距。

作者本來就是要描寫「中國以工程方式思考國家」包括基礎建設、科技、計畫式發展、製造能力、集權式問題解決。但若直接把書名取成 Engineers vs Lawyers 或 The Engineering State 會太硬、太技術性，也不會吸引一般讀者。因此書名改成 Breakneck意思是「極速、拚命式的奔馳」。這暗示中國用工程邏輯推動經濟、軍事、科技的速度。標題雖然沒寫工程，但內涵完全是工程。

Engineers vs. Lawyers工程師與律師

本章開頭以「矽谷的荒涼與舊金山的失能」作為對照，作者長期在美中兩地往返時的感受。明明是全球科技與資本最密集的城市群，但基礎建設卻老舊、地鐵難搭、交通與治安混亂。作者藉此點出，美國已從一個曾經能以驚人速度建設國家的工程型社會，轉變為無法有效處理公共工程、陷入制度僵局的律師型社會。這種反差正是本書研究興趣的起點：兩個大國在國家能力上為何會出現如此戲劇性的分歧。

中國的治理邏輯建立在「工程師文化」之上。從鄧小平開始，大批工程背景的官員主導國家，具備興建大型公共工程與規劃長期發展的能力。這使中國在短短四十年間鋪出高速公路網、高鐵網、成片新城市與全球規模最大的製造體系。作者強調，中國的主管不只是土木、電機工程師，更是擅長自上而下規劃人口、產業、城市與社會秩序的「社會工程師」。這套體系能快速建設，也能快速壓制人民，成為中國治理的根本力量。

與此同時，美國走上相反方向，形成由律師主導的社會結構。這種律師文化強調流程、訴訟、法律程序與利益平衡，致力於避免錯誤與維護權利，但也導致行動窒礙難行。即使是尋常的軌道路線、住宅開發或大眾運輸，都能被無止盡的程序、環評、聽證會和訴訟拖延多年。律師社會最看重的是過程，而工程國家最看重的是結果。這構成美國基礎建設停滯的核心原因，也使美國的民主制度陷入「程序勝過成果」的困境。

作者進一步比較兩種體制的治理後果。工程型國家能迅速興建高鐵、城市、能源網路，但也能快速推行失敗的政策，例如一胎化或長期封控。律師型社會雖能保障個人權利，卻也容易落入僵局，使印太地緣競爭時，美國在物質建設速度上大幅落後。當衝突需要大量軍工產能時，中國的工程型思維能迅速擴充力量，而美國的法律阻礙卻可能成為戰略弱點。作者指出，兩種制度都面臨衰退中國因權力過度集中而降低判斷力，美國因程序過度膨脹而喪失行動力。

作者認為，中美兩國都仍具備調整自身制度的深層動能。中國厚植工程能力，使整個國家充滿物質上的成長感；美國則擁有人口、創新、生態體系與民主理念等優勢，仍可重拾建設能力。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工程師或律師誰勝誰負，而在於哪個國家能在未來幾十年「改善治理方式」。作者以樂觀態度收尾，主張兩國都仍有能力修正自身的制度缺陷，而這些改變將決定二十一世紀全球格局的走向。

Building Big大型建設

作者從一次在貴州與朋友的單車旅行開始，重新理解中國「工程國家」的規模與威力。貴州本是中國最貧窮、山勢最險峻的省份之一，但在短短二十年間被填滿高速公路、特大橋樑、高鐵與資料中心。這些建設讓原本幾乎寸步難行的山區突然變得像科幻世界般易於通行。作者驚訝地發現，即使是中國最窮的地方，基礎建設也往往遠超過美國最富裕的地區，讓他意識到兩國在公共工程與治理理念上的巨大差異。

高速鐵路、跨谷大橋、機場、城市更新、能源系統、核電廠、大規模住宅工程……中國把美國百年才完成的建設量在幾十年內壓縮完畢。這套「集中資源辦大事」的模式，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使物質生活快速改善，也形成人民對未來抱持信心的重要來源。中國政府並未以大規模社會救助來重新分配財富，而是透過基礎建設形成一種「物質進步可被看見」的政治正當性。對許多普通中國人而言，新橋梁、新道路、新城市就是生活改善的具象證據。

然而，工程國家的驅動並非沒有代價。貴州與天津等地出現巨額地方債務、半荒廢的機場、空置的金融區、未能吸引遊客的歐式小鎮複製品。官員升遷依賴政績，而「政績」往往就是可見的大建設，使地方領導人傾向追求規模而非效益。貴州六盤水市的前市委書記李再勇便是典型案例，巨額投入滑雪場、纜車與觀光工程，卻毫無經濟回報，甚至造成對地方財政的沉重壓力。這類工程最終由紀檢系統出手整肅，但背後仍是體制性的激勵扭曲。

工程國家擅長建造「硬體」，卻常忽略「軟體」，環境保護、教育品質、醫療服務、施工安全與民眾生活感受。大量鋼筋水泥帶來空污、棄置、粗糙施工與公共安全風險；許多農村學校仍條件艱困；醫療系統在疫情期間暴露極大不足；部分弱勢族群遭遇「被自願搬遷」；甚至出現豆腐渣工程造成校舍倒塌等悲劇。中國的建設模式強調視覺震撼、遠景規模，但對於健康、教育、水質、綠地、人性尺度等面向的重視程度不足。

作者指出，中國與美國在經濟結構上幾乎是鏡像，中國過度偏向供給端、壓抑消費，美國則過度偏向需求端、忽略建設。兩國都面臨結構矛盾，中國已無法靠蓋更多橋樑與工廠來維持成長，而美國在能源轉型、基礎建設與製造能力上嚴重滯後。要解決各自的難題，中國必須學會「少建一些、建得更好」，並讓人民擁有更強的消費能力；美國則必須重建大規模建設的能力，否則不可能實現氣候目標或提升公共生活品質。最終，作者強調，過度活躍的國家固然會犯錯，但一個完全無法行動的國家，則更難面對未來。

Tech Power科技力量

章節一開始從深圳的前身寫起，描述它原本只是靠採珠、曬鹽、養殖牡蠣維生的小漁村。鄧小平在1980年將它劃為經濟特區之後，這座城市在短短數十年間暴衝式成長，人口從三十萬躍升到近兩千萬，並成為世界級硬體製造中心。這段歷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展示了中國科技力量的起點：不是創新，而是透過政策激勵與大量勞動力，把「製造」本身打造成一種可以累積技術能力的國家工程。深圳以極快速度發展成蘋果、富士康、華為、DJI等科技企業的核心生產基地，象徵著中國科技時代的開端。

作者強調，美國與中國對科技的理解截然不同。美國崇拜創新瞬間，重視設計、專利與科學突破；中國則依靠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工程師、技術員所累積的「過程知識」，那種只能透過反覆製造、逐步調整、現場解決問題才能習得的技術力。在深圳這樣的城市，工具廠、模具廠、材料供應商、組裝線與工程人員密集交織，形成一套完整的工程實踐社群，使科技進步源自「做出來」而不是「想出來」。這才是中國科技力量的真正引擎。

iPhone 的故事橫跨資本、勞動力與地緣政治。蘋果把最具挑戰性的產品製造交給深圳，是因為那裡可以在幾週之內召集數萬名工人，在幾小時內開會聚集所有零件供應商，並在幾個月內蓋出新的生產大樓。蘋果藉此成為全球市值第一的企業，而中國則獲得更巨大的東西，訓練百萬工人學會製造最複雜電子產品的能力。這種長期合作，使中國掌握越來越多關鍵元件的生產，從最初只貢獻 4% 的組裝價值，到 iPhone X 已能提供接近 25% 的高階元件。美國的科技夢依靠中國的製造肌肉，而中國也透過為蘋果生產學會如何升級自己的技術。

本章並不迴避負面面向。作者寫到富士康輕生潮、地方官員動員學生或煤礦工人到工廠「支援」、污染、粗糙施工等問題。然而，中國的製造體系仍持續累積龐大能量，並外溢到電動車、電池、消費型無人機、太陽能等產業，逐漸超越西方。而同一時間，美國的製造業卻因外移而解構，過程知識流失，形成以波音、Intel 為代表的產能衰退。作者指出，當美國精英把製造業視為可有可無的「落後產業」時，中國卻在默默累積下一個世代的技術力量。科技強弱的差距不是源自天才的靈光，而是生產線是否仍存在。

章節最後反轉一般人對科技競爭的想像。作者批評美國以為中國靠偷竊或補貼崛起，但真正推動中國科技力量的是深圳這種工程社群，工人流動、技術互通、供應鏈緊密、學習速度極快。中國如今的科技政策（包括重製造、重工業、反虛擬、反金融化、由工程師構成的工業黨思潮），核心都是守住製造能力，因為唯有掌握過程知識，國家才不會再度落後。對美國而言，重建科技實力不在於下一個矽谷，而在於是否能重建自己的製造社群；否則，美國將一再成為提供想法，而中國提供生產力的國家。科技力量真正的主題並不是「創新」，而是「能不能把它做出來」。

One Child一胎政策

中國近代工程型國家的核心性格，正是從人口控制中鍛造出來。鄧小平提拔工程師治國，是為了矯正毛時代的混亂，但他們也深受一種「科學主義」影響，相信線性推算、相信模型能控制人類行為。導彈科學家宋健將控制論套用在人口上，以線性模型推算中國將會「失控」至 45 億人，並錯誤認定 7 億人是「最適人口」。這些錯誤的計算卻因為「專業」、「科學」外衣而受到鄧與陳雲信任，最終促成獨生子女政策的採用。標題「One Child」象徵的不只是政策本身，而是國家工程式思維如何凌駕社會與倫理。

獨生子女政策從 1980 年開始後迅速轉為一場龐大的行政、醫療與公安系統動員。政策初期採軍事化手法，由前解放軍將領錢信忠指揮「突擊隊」，在農村進行大規模強制墮胎、結紮、安置 IUD。1983 年是高峰：1,600 萬結紮、1,400 萬墮胎。地方官員必須完成數字指標才能升遷，因此不惜使用扣押財物、拆屋、拘禁、焚屋、甚至催生早產等手段。政策造成女性巨大的身體痛苦，也摧毀農村家庭的生存模式。展示國家工程邏輯如何在執行層面變成冷酷的強制與暴力。

政策造成農村家庭「要兒子又只能生一個」的矛盾，導致大量女性嬰兒被殺害、遺棄或秘密送養。1990 年代性別比一度達 120：100，累積超過 4,000 萬「失蹤女性」。黑市拐賣嬰兒猖獗，孤兒院淪為斂財單位，一些孩童甚至被地方政府強行帶走，成為跨國領養來源。這種「國家製造的棄嬰」，揭露的是工程國家在看似精密的模型之外，看不見生命倫理、情感與人性。政策一方面強調「控制人口」，另一方面卻製造巨大的人道災難。

政策存續三十五年，影響深遠。城市人習慣「只有一個孩子」，農村人則留下難以痊癒的身心創傷；大量女性身體永久受損；孤兒、棄嬰、黑市交易留下跨世代困境。最嚴重的是人口結構失衡：中國快速老化，勞動力萎縮，生育率跌至 1.0。過去國家以壓制性的工程方式「讓人少生」，如今卻反過來要人民「多生」但國家發現這根本無法被「工程化」。即使改為二孩、三孩政策，出生數仍持續崩跌。這形成了標題「One Child」的另一層諷刺意義：政策塑造了一整代願意只生一個或不生的人。

獨生子女政策既不是科學推論的正確結果，也不是降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真正有效的其實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都市化、教育普及與經濟成長與政策本身無關。獨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能誕生，是因為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失去「反對錯誤科學」的智識力量；之所以能持續，是因為國家機器可以輕易動員數百萬人執行殘酷的計畫。本章以「One Child」作為標題，所要突顯的是工程國家的盲點，它能建橋、能造高鐵、能造火箭，但當它把人民視為變數時，也能輕易製造深不可逆的社會傷痕。

Zero-Covid清零政策

本章以作者在中國三年間的清零政策生活為主軸，闡述這項政策如何呈現「工程式國家」的力量與極端。開頭便指出，清零政策在初期確實展現出驚人效率，使中國短暫回到平靜與正常，但隨著疫情變異、政策僵化與權力過度集中，整體社會走向極端、封控升高、並最終以混亂與恐慌收場。章名 Zero-Covid 的核心意義，是揭露一套以「清零」為唯一目標的工程式治理，如何最終造成巨大社會代價。

作者以北京到上海的親身經驗，詳述兩座城市在疫情前後的氛圍對比，並透過上海殖民史與城市文化鋪陳，讓讀者感受到上海在疫情前的開放、優雅與國際化。正因為上海象徵「中國最自由與現代的城市」，後來遭遇的極端封控才格外震撼全國，也為後續敘事奠定強烈反差。

敘事進入上海封城，詳細描述2022年春季上海兩個月封控中的食物短缺、物流崩潰、醫療拒收、嬰幼兒與父母被強制分離、街區被圍封、居民互助群組的組成、以及政府動員大白、無人機、健康碼等工具全面掌控民眾生活。這段強調 Zero-Covid 的災難性後果不只來自病毒，而是來自「以清零為目標」的治理結構，造成普遍的焦慮、飢餓、無法就醫與身心創傷。

本章再從政治角度分析，中國的清零政策因高度政治化而無法調整。地方官員害怕負責、中央堅持維護政策正當性，導致封控越來越荒謬，並最終在2022年秋季引發全國性抗議，包括白紙運動、城市群聚示威、工廠暴動等。作者點出，這些罕見抗議揭露了中國社會累積三年的憤怒，也暴露出工程式國家在面對社會情緒與人性複雜性時的無能。

結尾從制度層面收束本章，作者指出清零的突然放棄使醫療崩潰、藥物短缺、死亡激增，而政府又刻意壓低數據。Zero-Covid 的失敗反映「工程式國家盲從數據與技術」而缺乏政治討論、法治與人文視角。工程式治理若只追求指標，而不考慮人性、倫理與權力制衡，最終將滿足短期目標，卻造成長期社會創傷。

Fortress China堡壘式中國

本章以「潤(rùn)」這個在疫情期間興起的新詞開場，象徵年輕一代對中國未來的失望與逃離。透過在雲南與清邁的田野經驗，作者描寫一群被疫情封控、政治壓力與社會窒息感迫走的青年，他們逃往泰國、新加坡、日本等地，尋找更自由的生活方式。這些人的離開並非完全出於冒險，而是對國內政治環境的無力反應。本章初段強調，中國在疫情後逐漸變得像一道堡壘，既困住內部人民，也擋下外部的世界。

故事擴展到更龐大的社會層面，不只是青年，連富人、專業人士與外籍人士都大量撤離上海與中國。封城、政治審查、經濟低迷與政策不可預測，使中國從昔日的全球化中心走向封閉與內縮。作者使用大量具體例證，例如富人外移、美加投資移民暴增、中國人徒步穿越美墨邊境等，揭露國內信心崩解的真實景象。這些現象象徵中國正逐步成為「堡壘」，外部人變少，內部人想逃。

本章進一步指出，中國在習近平第三任期後，將「工程師治國」推向極端。他重用航太、軍工、核能等領域出身的技術官僚，打造一種以安全、控制、自給自足為最高原則的國家。這導致監控更強、管制更重、審查更嚴，甚至出現「從搖籃抓起」「進入心裡、進入手裡」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工程。科技巨頭遭全面整肅、創業環境崩塌、青年失業率攀高，整個國家在權力集中下逐漸失去活力。本章中段揭示「堡壘中國」的鐵門不是關一天，而是一步步關上的。

作者強調中國的故事並非單純走下坡。即使人心外流、社會壓力上升，中國在製造業、能源、糧食與基礎建設上的能力仍在增強。這種「工程國家」具有驚人的生產力，在軍事、電動車、電池、太陽能、無人機等領域快速壯大。中國把自身打造成一座能夠在戰爭或斷鏈中自我維持的堡壘，強化能源自主、糧食安全、大量庫存與工業能力，形成與美國的鮮明對比。本段強調標題意涵：中國正在打造可防守、可脫鉤、可戰備的國家結構。

結尾回到價值與制度的反思。作者認為，中國雖擁有製造力量，但「工程師思維」造成極端控制，扼殺文化創意、個人自由與制度彈性，最終成為中國力量的上限。美國擁有自由、多元、創意與制度制衡，但缺乏中國的建設能力。本章的核心主張是兩大強權都在以自己的缺陷彼此競爭，而「堡壘中國」雖能在硬體上獲勝，卻因過度控制人心而失去軟實力與未來性。中國能否真正強大，取決於它願不願意放下恐懼，讓人民自由生長。

Learning to Love Engineers學會欣賞工程師

本章以作者父母的生命經驗作為開場，凸顯他們在九〇年代以未卜先知的勇氣選擇離開中國、前往西方生活。這是一場基於對未來制度的判斷所做的賭注：一個由工程師治理的社會與一個由律師主導的國度，哪一方能真正讓普通人擁有更好的生活？作者回顧自己父母的家族史，充滿階級跌宕、政治迫害與文化大革命的創傷，這段歷史象徵中國工程師國家的底色，也形塑了他們日後對於制度選擇的深刻疑問。本章一開始便揭示標題主題：理解「工程師治國」的邏輯，是理解中國的關鍵。

作者細緻描繪父母與祖輩四個家庭的出身：有從富商家族墜落、因政治選邊錯誤而破敗的外祖系；有遭到「地主」標籤迫害、被下放勞動的祖母；也有在日本侵略與國共交戰間漂泊的軍人祖父。這些命運皆反映毛時代的政治性折磨與劇烈的社會流動。作者指出，這個世代在苦難中仍能以豁達態度回看過去，是因為他們把國家視為巨大工程、個人生活只是其中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讓「工程師式的國家治理」不只是一種政治邏輯，而是一種相互共享的文化。

本章中段講述父母成長於改革開放初期：他們逃離配給制度、在教育擴張中受惠、又被派往偏鄉服務，再回到城市工作。這代中國人親眼見到基礎設施迅速擴張、經濟起飛與社會秩序重組，對「技術官僚式進步」產生深刻信念。作者強調，如果父母留在中國，他們或許能在經濟成長浪潮中安穩致富，靠著房產增值與國企鐵飯碗過上中產生活。然而，選擇移民意味著重新開始收入不穩、社會階梯重建、語言隔閡與文化孤立。父母的犧牲為作者換得更寬廣的未來，並奠定本章的情感核心。

進入核心論述後，

本章揭示真正重點：美國與中國的制度競爭，其本質是「工程師治理 vs. 律師治理」的制度差異。

作者以 Robert Moses 與 Hyman Rickover 為象徵，說明美國曾擁有強大的工程傳統，能建橋、建城、造核潛艦、登月。然而美國在70年代後陷入程序主義、訴訟文化與政治分裂，導致公共建設變得昂貴、緩慢、難以推動；相較之下，中國仍以驚人的速度建造城市、鐵路、能源與軍事工程。這段論述延續章名「Learning to Love Engineers」的核心意涵：美國需要重新學會尊重建設、尊重工程師，而不是讓律師主導一切。

Robert Moses 是二十世紀上半到中期紐約最具權力的公共建設推動者。他不是民選官員，但透過同時掌握多個政府職位，他主導建造紐約龐大的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公園、橋樑、水壩與公共泳池等。他的影響力大到能直接決定整座城市的樣貌，被稱為「紐約的主建築者」。然而，他也因為粗暴推動拆遷、漠視弱勢社區、對貧民與少數族群不友善而遭到強烈批評，後世更因 Jane Jacobs 等人的反對運動而形象大幅受損。

Hyman Rickover 是美國海軍歷史上最重要的工程官之一，被稱為「核子潛艦之父」。他主導發展了世界第一艘核子動力潛艦 USS Nautilus，使美國海軍獲得革命性的長程水下作戰能力，這成為美蘇冷戰中的重要戰略優勢。Rickover 性格強硬、極度完美主義、要求官僚體系服從工程標準，卻也因此打造出品質極高的核子艦隊。他被視為「技術官僚能改變國家命運」的最佳典範。

中國具備龐大的製造能力與物質建設，但因缺乏多元性、創意自由與個人權利，永遠無法真正超越美國。相反地，美國若能恢復建設能力、克服程序主義、提升製造業、解決住房與基礎設施問題，就能在未來世紀重奪領先位置。本章最終主張真正的競爭不是誰的 GDP 或工廠比較大，而是哪個制度能讓人民活得更好、更自由、更有希望。工程師的力量（build）與多元價值（pluralism）正是美國重新振作的雙重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