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 Our Currency, Your Problem
美元如何在冷戰結束後，從一種金融工具，逐步變成美國手中最具威力、但一度選擇克制使用的地緣政治武器。
新自由主義如何成為主流經濟思想？從 William Simon、Milton Friedman，到英國的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美國的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大幅鬆綁監管、解除資本管制、減稅並擴張金融體系，為跨境資金流動與全球化鋪路。關鍵在於，這套自由市場邏輯並非只屬於右派，後來連民主黨的卡特（Jimmy Carter）與柯林頓（Bill Clinton）都全面接納，讓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真正「制度化」。
接著，冷戰結束成為歷史轉折點。蘇聯解體讓自由市場被視為「勝利的意識形態」，全球大量國家被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與貿易體系。NAFTA、WTO、「華盛頓共識」、金融自由化與銀行整併同步推進，使資金、商品與供應鏈高度全球化。歐洲推出歐元，亞洲出口國崛起，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並累積龐大的美國國債部位，形成所謂的「中美共生」（Chimerica）。
在這一切之下，真正的支柱是美元。外匯市場規模遠遠超過實體貿易，九成交易涉及美元，使美元成為全球金融的「必要通行證」。也正因如此，美國只要切斷美元使用權，就能對個人、企業甚至國家造成致命衝擊。那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點出美元霸權的本質。
但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的美國其實選擇克制。柯林頓政府內部，像 Robert Rubin 這樣的財政部長，擔心將美元武器化會動搖美元作為準備貨幣的信任基礎。在當時，美國經濟強勁、地緣政治環境相對穩定，軍事手段看起來更直接有效，因此美元這把「上膛的槍」仍然放在桌上，沒有扣下扳機。
這一段的收尾點出關鍵轉折即將到來。這種克制的計算，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後徹底改變，為後續「金融制裁成為核心戰略工具」埋下伏筆。整體而言，這一章是在鋪陳美元霸權的結構性形成過程，以及美國何以握有「節點級」的全球金融控制力。
Chapter 6: “Guerrillas in Gray Suits”第6章：「穿灰色西裝的游擊隊」（Chapter 6: “Guerrillas in Gray Suits”）
Chapter 7: An Economic Weapons Test
第7章：經濟武器測試（Chapter 7: An Economic Weapons Test）
2005 年，美國面對北韓核威脅卻幾乎沒有傳統選項。北韓高度封閉、與美國沒有直接經濟往來，中國又是主要支撐者，聯合國層級的全面制裁行不通，動用軍事力量風險極高。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部的 TFI 把北韓當成一次「可控風險的測試對象」。
關鍵突破點是 Banco Delta Asia（澳門的一家小型銀行）。TFI 發現，北韓雖然是「隱士王國」，但仍必須透過這類邊緣金融節點，把假鈔、毒品、走私與核計畫相關資金接入國際金融體系。也就是說，北韓不是完全脫離全球化，而是依賴少數脆弱的金融管道。
美國並沒有立刻動用全面制裁，而是引用《愛國者法》第 311 條，把 Banco Delta Asia 列為「主要洗錢關切機構」。形式上只是警告，實質效果卻極為猛烈。澳門政府立刻凍結北韓資產，接管銀行；更重要的是，全球銀行因為恐懼美國法律責任與聲譽風險，主動、快速、全面地切斷與北韓的往來。
這一點是本章的核心洞見：美國不必制裁全世界，只要動用美元體系的「聲譽恐懼」與合規壓力，市場就會自動執行制裁。 銀行不是因為被命令，而是因為害怕被視為「恐怖主義或核擴散的幫兇」，選擇自保性退出。效果震撼了華府的傳統國安圈。這次行動被形容為「二十一世紀的精準導引武器」，連北韓官員都坦承這是第一次真正感到痛。雖然實際凍結的金額只有 2,500 萬美元，對北韓核決策影響有限，但作為概念驗證，意義重大。
經濟戰爭對高度孤立的國家有天花板，但如果對象是深度嵌入全球金融體系的國家，威力將完全不同。因此，北韓只是測試場，真正的主戰場即將到來。
Banco Delta Asia 事件證明，美國已經掌握一種低成本、低風險、卻具有巨大外溢效應的戰略工具，而下一步，這把武器將對準伊朗，經濟戰爭時代正式啟動。Part Two: Iran and the Bomb
第二部：伊朗與核子問題（Part Two: Iran and the Bomb）
Chapter 8: The Technocrat
第8章：技術官僚（Chapter 8: The Technocrat）
美國如何在不動用軍事力量的情況下，透過高度專業化、制度化的金融制裁，把一個中型強權國家一步步逼上談判桌，而這套機器的核心人物是技術官僚，而不是將軍或外交明星。
主角從「體系」轉為「個人」，聚焦在 Adam Szubin。他並非政治明星，也不是公開談判者，而是一名低調、精準、極度熟悉規則細節的制裁技術官僚。當他在 2013 年日內瓦首次與伊朗官員正面會談時，象徵一件歷史性轉變：財政部正式成為核談判的關鍵角色，制裁本身成為談判籌碼。
背景是伊朗核問題已進入高度危險階段。與伊拉克不同，伊朗的核能力是真實存在的，再加上革命衛隊與代理人網絡、公開威脅以色列，美國與盟友無法接受核伊朗，但又不願再開啟一場中東戰爭。於是，唯一可行的選項是打造一套「全球層級」的經濟戰爭方案。
伊朗與美國幾乎沒有直接經貿往來，傳統雙邊制裁早已用盡，美國必須設計出能把伊朗「從整個世界經濟中切除」的工具。 這在當時被視為不可能的任務，但 Szubin 透過多年制度建構、法律設計與對金融節點的精準掌握，逐步證明這件事做得到。
人物背景的鋪陳不是裝飾，而是用來解釋他的思維模式。Szubin 成長於高度重視文本、紀律與邏輯的宗教與學術環境，習慣長時間鑽研複雜規則，這正好對應制裁體系的本質，不是情緒動員，而是條文、例外、定義與執行細節的總和。這也是為什麼他能讓制裁從「象徵性懲罰」變成「系統性窒息」。
到了 2012–2013 年，制裁效果開始全面顯現。伊朗首次陷入近二十年的經濟衰退，外匯枯竭，政府財政吃緊。更關鍵的是，伊朗官員已經深入研究美國制裁制度，能用 OFAC 的語言與美國對話，這代表制裁不再只是壓力，而是對方必須理解、回應、談判的現實結構。
最後政治結果是伊朗國內首次出現以「解除制裁」為競選核心訴求的候選人，並且高票當選。魯哈尼（Hassan Rouhani）上任後迅速釋出談判訊號，證明經濟壓力已經轉化為政治行為的改變。
現代經濟戰爭不是靠口號或威嚇，而是靠一群能把全球金融規則當成操作介面的技術官僚，長時間、低可見度地重塑對手的選項空間。在這個時代，真正改變戰局的，往往不是站在鎂光燈下的人。
Chapter 9: Iran Stares Down a “Toothless Tiger”
第9章：伊朗面對「沒有牙齒的老虎」（Chapter 9: Iran Stares Down a “Toothless Tiger”）
為什麼早期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被伊朗視為「沒有牙齒的老虎」，以及這種失敗經驗如何反過來逼出後來真正有效的經濟戰爭模式。
把伊朗逼上 2013 年日內瓦談判桌，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段漫長、混亂、充滿內鬥與失敗的政策歷程。華府內部各種角色彼此攻訐，但真正讓制裁產生結構性力量的，不是政治口水，而是財政部內部逐漸成形的一小群「制裁技術官僚」。他們最終把經濟制裁，從象徵性懲罰，變成有戰略規劃、有執行鏈條的作戰工具。
伊朗不是小國，而是人口龐大、能源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關鍵的區域強權，又控制荷莫茲海峽這個全球能源節點。一旦這樣的國家擁有核武，對美國與盟友的威脅將呈現質變，這也是為什麼伊朗成為經濟戰爭真正的試煉場。
美國早期的制裁是高度「雙邊化」的。1979 年人質危機後，凍結伊朗資產確實有效，因為當時伊朗高度依賴美國市場與美元體系。但伊朗很快學到教訓，主動切斷對美國的依賴，轉向歐洲與其他國家。於是，美國後續的單邊制裁，打到的往往是美國企業自己，伊朗反而毫髮無傷。
1990 年代的案例尤其關鍵。當美國禁止 Conoco 投資伊朗油田後，法國 Total 立刻接手，其他非美國公司蜂擁而上。這清楚揭露一個殘酷現實：只制裁自己人，無法制裁對手。 這也促使美國國會推出《伊朗與利比亞制裁法》（ILSA），試圖透過「次級制裁」逼迫外國企業選邊站。
然而，這一步走得太早，也太粗糙。ILSA 直接威脅歐洲企業，引發嚴重的跨大西洋政治衝突。歐盟不只反彈，還立法禁止企業配合美國次級制裁。最後，美國為了維持盟友關係，選擇對 ILSA 開後門、給豁免，讓法律名存實亡。結果是伊朗能源收入持續流入，核計畫照樣推進，而制裁工具卻因政治妥協而失去威嚇力。
這也是章名「沒有牙齒的老虎」的由來。表面上，美國制裁看起來聲勢浩大，實際上卻不敢真正咬下去。伊朗看得非常清楚，也因此根本不把這些制裁當成必須改變行為的壓力。
在全球化經濟下，制裁如果沒有跨國金融體系的配合、沒有真正動用美元與銀行節點，只靠法律威脅與政治表態，對大型國家幾乎沒有作用。也正是這些失敗，才為後來的轉折鋪路。當制裁從「法律文本」進化為「金融節點戰爭」，當市場因恐懼而自動執行美國政策，「沒有牙齒的老虎」才真正長出獠牙。
Chapter 10: Risky Business第10章：高風險的交易（Chapter 10: Risky Business）
美國如何從「制裁已經沒用」的集體悲觀，轉向一套全新的、以金融風險與市場自律為核心的經濟戰爭戰略，並正式啟動對伊朗的系統性金融封鎖。
2004 年總統辯論的政治氛圍中，伊拉克戰爭的正當性已經崩解，但伊朗的核威脅卻是真實存在的。華府面臨一個極度尷尬的問題：如果為了不存在的核武入侵伊拉克，那面對真正擁有核設施的伊朗，是否也要再次開戰？答案是，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當時的主流共識是「制裁已經用盡」。美國與伊朗幾乎沒有貿易往來，美國企業早已撤出，政治人物普遍認為再加碼制裁只是自欺欺人。連小布希本人都公開表示，美國已經「把自己制裁到沒有影響力」。
這正是 Stuart Levey 看到的突破口。他拒絕接受「沒有槓桿」這個結論，並把這視為一場職業與戰略上的賭注。隨著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當選總統、重啟濃縮鈾、公開展現末日式世界觀，美國與以色列都無法承受一個可能不受嚇阻理論約束的核伊朗，時間壓力陡然升高。
本章最關鍵的思想轉折，來自 Levey 在巴林看到的一則新聞：一家歐洲銀行「自願」切斷與伊朗的往來。這讓他意識到，問題不在於美國能不能再制裁，而在於全世界還在做伊朗生意，而這些交易高度依賴全球銀行體系與美元結算。於是戰略徹底改變。美國不再試圖說服各國政府，而是直接對準銀行與企業，利用它們最在意的兩件事：法律風險與聲譽風險。透過揭露伊朗銀行的違法手法，例如「剝除交易資訊」（stripping），讓國際銀行意識到，只要碰伊朗，就可能違反美國法律、遭到鉅額罰款，甚至失去進入美國金融體系的資格。
這套策略的核心不是強迫，而是誘導。美國的目標是讓銀行「自己決定退出伊朗」，把制裁內化成風險控管的一部分。Banco Delta Asia 的經驗已經證明，只要市場開始恐慌，去風險化會自動擴散。
同時，Levey 提出另一個關鍵技術創新：鎖定跨境金融基礎設施中的「U-turn」機制。即便伊朗銀行不能直接在美國營運，它們的國際交易仍常經過紐約的美元清算帳戶。只要對伊朗主要銀行施加最嚴厲的「封鎖式制裁」，就能一口氣切斷這條隱形生命線，並向全球金融市場發出明確訊號：伊朗金融體系與核擴散、恐怖主義直接掛鉤。
這套戰略正式獲得政治授權。康朵莉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接受了 Levey 的構想，答應提供國務院層級的支持。這代表美國已經準備好，即便沒有聯合國背書，也要單方面推動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戰爭。
美國終於找到一種不靠軍事、不靠盟國一致同意，而是透過全球金融體系本身來施壓伊朗的方式。從這一刻起，經濟戰爭不再是「附加選項」，而是正式成為美國對伊朗的主戰略。
Chapter 11: Stuart Levey Goes to War第11章：史都華・雷維的經濟戰（Chapter 11: Stuart Levey Goes to War）
核心人物仍然是 Stuart Levey。隨著 Hank Paulson 出任財政部長，Levey 不但沒有被華爾街出身的新上司掣肘，反而獲得全力支持。關鍵轉折點在於 Paulson 對策略本質的認同：與其一次把所有對象列入制裁清單，不如直接走進董事會議室，把事實攤在桌上，讓銀行自己做出「理性但對美國有利」的決策。
經濟戰爭進入實戰階段。Levey 展開全球巡迴，親自與歐洲、亞洲、中東的銀行 CEO 與法遵主管會面，揭露伊朗如何透過空殼公司、航運網絡與金融「去識別化」手法，為核計畫與恐怖組織輸血。重點不在威脅，而在讓銀行高層意識到：即便是看似正常、低風險的業務，也可能讓自己捲入核擴散與恐怖主義，承擔難以承受的法律與聲譽風險。
強調一個關鍵機制：市場自律取代政府命令。 多數銀行並非因為本國政府要求退出伊朗，而是因為「不想成為下一個被美國開罰的對象」。財政部負責策略與名單，司法部負責事後重罰，兩者形成一種讓銀行極度不安、卻又高度有效的組合。
成果非常明確。不到兩年，幾乎所有全球一線大型銀行全面停止與伊朗往來，即便聯合國制裁內容本身相當有限。這徹底顛覆華府長期以來的信念：制裁不一定要等到聯合國背書，只要掌握金融節點，就能讓市場自行執行政策。
但同時也有瓶頸。第一，伊朗並未因此停止核計畫。第二，石油成為最大保護罩。在油價高漲的年代，伊朗每天出口數百萬桶原油，源源不絕的石油美元讓政權核心與核計畫免於真正窒息。第三，當大型銀行撤退後，中小型銀行反而成為替代通道，讓封鎖出現漏洞。最關鍵的是，美國政治現實不允許動用最致命的一刀，石油與央行制裁，因為那會推高油價，衝擊全球經濟。
這也直接引爆國會的不滿。鷹派議員開始要求啟用與強化「次級制裁」，也就是對任何支持伊朗能源產業的外國企業動手。1990 年代被視為失敗、被嘲諷為「沒有牙齒的老虎」的法律，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
Stuart Levey 的戰爭證明了金融制裁可以重塑全球銀行行為，但也同時證明，只要石油還在流、美元還沒完全封鎖，經濟戰爭就無法迫使一個石油國家改變核心戰略。
第12章：伸出手（Chapter 12: Extending a Hand）
歐巴馬政府嘗試以「外交優先、制裁備用」的策略，測試伊朗是否願意以實際行動回應善意，而結果證明外交本身無法撼動伊朗政權，反而為後續更全面、更具正當性的經濟戰爭鋪路。
Stuart Levey 被歐巴馬政府破例留任。這代表新政府並沒有打算推翻過去幾年建立的金融制裁架構，而是選擇「先收、但不拆」。制裁技術官僚體系不但被保留下來，還進一步制度化，成為美國國安機器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也透露出一個核心訊號：即便歐巴馬主張外交，經濟武器仍然被視為隨時可用的底牌。
歐巴馬的核心策略非常清楚。他相信，只有在美國先展現誠意、嘗試外交，未來若必須升高制裁，才能爭取盟友、特別是歐洲、俄羅斯與中國的支持。因此，他一方面對伊朗釋出歷史性善意，包括致函最高領袖哈米尼、公開承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諾魯茲新年談話中以尊重口吻對話；另一方面，卻暗中要求財政部維持壓力結構，避免市場誤判制裁即將鬆動。
這一章清楚呈現外交與制裁之間的高度張力。為了不讓企業與銀行誤以為美國準備解除封鎖，財政部官員持續對歐洲盟友進行閉門簡報，反覆強調：外交若失敗，制裁只會更嚴厲，不會更寬鬆。同時，白宮內部已悄悄準備好「下一波制裁藍圖」，涵蓋能源、金融、航運與軍事採購等核心命脈。
伊朗 2009 年的總統大選與「綠色運動」成為重要背景。政權以暴力鎮壓抗議，顯示體制並未因歐巴馬的善意而軟化，也讓外界更清楚認識到，真正的決策權仍牢牢掌握在最高領袖手中。歐巴馬選擇克制、不公開介入，凸顯他將核問題與政權更迭刻意切割，但也付出國內政治代價。
真正的外交測試點，出現在德黑蘭研究反應爐燃料交換方案。這是一個精巧設計的提案，目的不是「相信伊朗」，而是逼迫伊朗用行動證明核計畫的和平性。如果伊朗接受，將一次交出大部分低濃縮鈾，短期內失去製造核武的能力。這個方案在技術與政治上都為美國創造優勢，堪稱「叫牌式外交」。
然而，福爾多（Fordow）秘密濃縮設施的曝光，徹底改變局勢。這個深藏山中的基地，讓伊朗的和平說法失去可信度，也首次真正團結了歐洲、俄羅斯與美國。儘管伊朗試圖搶先向 IAEA 通報以降低衝擊，但西方選擇高調揭露，成功奪回輿論主導權。
最後，伊朗在燃料交換談判中反覆拖延，讓外交路線正式破產。不是因為誤會，而是因為伊朗政權內部的權力計算與不願讓步。歐巴馬「伸出手」，但伊朗選擇不接。
外交並未取代制裁，而是成為制裁合法化與國際化的前置程序。
歐巴馬的外交失敗，反而為後續更嚴厲、更全面、且獲得盟友支持的經濟戰爭創造了道德與政治正當性。從這一刻起，問題不再是「要不要制裁伊朗」，而是「要制裁到多深、動到哪些真正的命脈」。
第13章：與我同在，或與我為敵（Chapter 13: With Us or Against Us）
燃料交換談判破局之後，白宮不再對伊朗抱持任何幻想。歐巴馬同意全面啟動早已準備好的制裁方案，但要求先嘗試一條路線：透過聯合國安理會，為接下來的行動取得國際正當性。這一步不是出於對聯合國的信仰，而是出於現實考量。要讓企業、銀行與盟國承擔真實的經濟代價，制裁不能被看成只是華盛頓的單方面命令，而必須被包裝為「國際共識」。
福爾多秘密核設施曝光，與伊朗刻意拖延燃料交換協議，創造了難得的政治窗口。歐洲態度出現明顯轉變，法國與德國領導人更替後，對伊朗的警惕大幅提高；歐巴馬的外交風格也讓歐洲更願意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真正的障礙來自中國。北京高度依賴伊朗石油，不願在金融危機後冒風險犧牲經濟成長。最終，美國與盟友接受妥協，換取中國支持一份「不夠狠、但夠用」的聯合國制裁決議，也就是 2010 年通過的安理會第 1929 號決議。
這份決議本身不是致命一擊，但它的語言設計極其關鍵。它首次明確要求各國與企業在與伊朗往來時「提高警覺」，並暗示伊朗能源收入與核計畫之間存在關聯。這些措辭，為美國先前那套「對銀行進行道德與風險勸說」的策略，蓋上了聯合國的認證章，也替歐盟後續禁止投資伊朗能源產業提供法律掩護。
真正的殺招，則來自國會。就在聯合國通過決議後，美國迅速推進《全面伊朗制裁、究責與撤資法》（CISADA）。這部法律的精神不再是象徵性制裁，而是把「二級制裁」徹底制度化。任何外國企業、外國銀行，只要與被美國列名的伊朗金融機構往來，就必須在「伊朗市場」與「美國金融體系」之間做出選擇。
過去的問題是「大銀行退出，小銀行補位」，伊朗仍能透過零碎管道接觸美元體系。CISADA 直接切斷這條退路，明確告訴所有金融機構：規模大小無關緊要，只要碰到美元，就在美國的管轄範圍內。制裁不再需要逐一出手，只要改變風險計算，市場就會自動執行封鎖。
最後的諷刺，也是最重要的歷史定位，在於角色顛倒。真正完成這場「要嘛跟我們站在一起、要嘛站在對面」經濟戰爭架構的人，不是小布希，而是以外交、對話形象上台的歐巴馬。外交的失敗，反而讓制裁第一次獲得前所未有的國際正當性、制度深度與殺傷半徑。
制裁不再是外交的輔助工具，而是本身成為一種迫使全球選邊的結構性武器。
《Chokepoints -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讀後心得第二集-EP2){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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