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ADA 真正開始「落地執行」，引發一場前所未見的全球撤離潮，讓伊朗第一次在金融與能源兩大命脈上同時遭到實質性孤立，但也清楚暴露出制裁的極限。
鏡頭對準杜拜，這是伊朗長年繞過制裁的最後大動脈。當歐洲與美國市場逐漸對伊朗關閉時，杜拜成為再出口與金融中轉的樞紐，貨物、資金、銀行關係都經由這裡進出伊朗。只要杜拜還在，伊朗就不算真正被切斷。
關鍵轉折來自政治與權力結構的改變。金融危機後，阿布達比出手拯救杜拜，也等於確立誰才是真正掌權者。這讓美國第一次有機會，從國家層級而不是單純對銀行施壓。Levey 帶著 CISADA 再度前往阿聯，清楚傳達一個訊息：繼續與伊朗往來，不只是「風險高」，而是可能直接失去美元體系的門票。
最具象徵性的場景，是阿聯外交部長 Sheikh Abdullah 親口承認「我看了你在杜拜的簡報」。這代表制裁已經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直接進入最高政治決策層。當 Abdullah 確認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確實正在集體撤離後，阿聯正式表態。中央銀行切斷與受制裁伊朗銀行的往來，並要求全體銀行把伊朗視為高風險對象。這一步，等於切斷伊朗最後一條主要金融生命線。
接下來，制裁開始呈現「連鎖反應」。美國財政部不再只盯著大型銀行，而是把執行範圍擴散到中亞、高加索、甚至塔吉克等小型金融體系。這一段特別凸顯一個新現實：在美元主導的系統裡，沒有真正的「小銀行」。任何一個節點，都可能讓伊朗重新連上全球金融網路，因此必須逐一清理。
金融撤離之外，更震撼的是能源產業的「有序出走」。CISADA 中的「特別條款」發揮了關鍵作用。歐洲大型能源公司不再對抗美國，而是主動與華府協商撤離方案，在合法、安全的情況下收回投資、退出伊朗。義大利的 Eni 成為範本，接著 Shell、Total、Statoil 以及日本的 Inpex 相繼離場。短短幾個月內，幾乎所有西方與日本能源巨頭全面撤出伊朗。
這次撤離，幾乎沒有真正動用二級制裁。 威脅本身就已經足夠。失去美元、失去對應銀行關係，代表企業的全球業務將直接癱瘓。制裁從「需要執行」的法律，變成「自動生效」的市場規則。
但結尾也點出現實的陰影。當歐洲與日本撤離，中國選擇補位。中石油等國營企業接手伊朗油田，顯示制裁雖然能重塑大部分全球秩序，卻難以完全壓制一個仍然能賣油、且有大國撐腰的國家。到 2011 年，伊朗幾乎被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但它與中國的連結，以及源源不絕的石油收入，仍然撐住了政權與核計畫。
Chapter 15: The Last Bastion
第15章：最後的堡壘（Chapter 15: The Last Bastion）
在幾乎完成對伊朗金融體系的全面封鎖後，美國制裁機器碰上真正的極限，就是石油與伊朗中央銀行，這是經濟戰爭中最危險、也最具破壞性的最後堡壘。
Stuart Levey 成功把 TFI 打造成橫跨兩個政府的制裁中樞，讓全球金融體系對伊朗形成條件反射式的排斥。但即使金融制裁已近乎全面成功，戰略上的關鍵問題仍然存在：伊朗的核計畫不但沒有停下來，反而持續擴張。 這直接動搖制裁是否真的能取代軍事行動的核心論點。
隨著以色列總理 Netanyahu 公開質疑制裁效果、並認真規劃軍事打擊，歐巴馬政府面臨時間壓力。經濟制裁團隊必須證明，還有「最後一張牌」沒出。這張牌就是伊朗的石油出口，也是伊朗政權真正的命脈。
金融制裁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對銀行來說，失去美元體系的代價遠高於和伊朗做生意的收益。但石油不同。石油是實體資源，是各國經濟的必需品。伊朗的國家預算與外匯收入高度依賴能源出口，在 2011 年高油價環境下，伊朗甚至可能在制裁下賺得更多。
所有油款最終都流向同一個節點：伊朗中央銀行。而這正是美國多年來刻意避開的紅線。制裁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央銀行，代表美元體系被公開武器化，可能動搖美國作為全球金融秩序管理者的信譽，也可能迫使其他大國重新思考去美元化。
更現實的風險在於市場。章節詳細描述財政部國際事務部門（IA）的內部評估結果：如果制裁伊朗中央銀行，全球油價可能衝破每桶 200 美元，引發通膨、失業與經濟衰退，甚至讓美國自己陷入「核冬天等級的經濟衰退」。更諷刺的是，在高油價環境下，伊朗未必會因出口減少而受重創。
同時還有地緣政治風險。如果中國與印度拒絕配合，華府是否真的敢對這些大國企業實施二級制裁？一旦不敢，制裁的心理威嚇效果就會全面崩解，美國多年建立的經濟威信可能瞬間破產。
國會鷹派並不接受這些顧慮。章節透過 Mark Kirk、Bob Menendez 與 Chuck Schumer 等人，呈現國會幾乎壓倒性地要求制裁伊朗中央銀行。這股政治壓力甚至被用來作為人事籌碼，迫使 David Cohen 私下承諾推動相關評估。
歐巴馬政府陷入兩難。內部判斷顯示這一步風險極高，但又不能公開承認「我們不敢」，否則會向伊朗與以色列暴露真正的紅線。最後，白宮選擇一種策略性的說法：反對制裁中央銀行，理由不是經濟風險，而是盟友團結與外交協調。
美國的經濟戰爭在伊朗問題上來到關鍵分水嶺。金融體系幾乎被清空，但真正能動搖政權的石油收入，卻牽動全球經濟、美元地位與大國關係。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場賭上世界秩序的抉擇。也是在這裡，制裁第一次不再只是「會不會有效」，而是變成「美國是否承擔得起」。
Chapter 16: 100–0
第16章：一百比零（Chapter 16: 100–0）
伊朗一連串高度挑釁行為，徹底改變政治氣氛，迫使美國跨越原本不敢碰的紅線，國會以 100–0 的壓倒性票數，正式把「制裁伊朗中央銀行」變成不可逆的國家政策。
章節一開始描寫 2011 年秋天情勢急轉直下。伊朗被揭發策劃在華府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而且對平民傷亡毫不在乎。這起事件在華盛頓造成巨大震撼，也強化一個恐懼：如果這樣的政權擁有核武，或把核材料交給代理人組織，傳統嚇阻理論可能完全失效。對制裁官員而言，這代表時間正在耗盡。
緊接著，IAEA 發布史上最嚴厲的報告，確認伊朗長期進行與核武相關的秘密活動，徹底粉碎「和平核能」的說法。英國、法國開始公開支持制裁伊朗中央銀行，歐盟甚至討論全面石油禁運。當伊朗民兵衝進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短暫挾持外交人員後，歐洲最後的猶豫也消失了。
這讓歐巴馬政府原本用來阻擋國會的說法站不住腳。過去白宮主張，制裁伊朗中央銀行會傷害盟友能源安全、破壞國際團結，但現在正是盟友自己要求更強硬行動。國會鷹派 Kirk 與 Menendez 抓到時機，在國防授權法案中直接塞入「必須制裁伊朗中央銀行」的修正案，白宮已幾乎沒有政治空間。
面對不可避免的局面，財政部與國務院技術官僚提出折衷方案。不是立刻切斷伊朗石油收入，而是對中央銀行實施制裁，同時給各國「豁免空間」，只要在六個月內明顯降低購買伊朗石油，就能暫時免於制裁。這種設計的目的，是把衝擊拉長、分散，避免油價瞬間暴漲，也讓對伊朗的壓力隨時間累積。
Menendez 接受了這套設計，並把它寫進妥協版本。但白宮仍然極度焦慮，尤其是內部早已知道，一旦油市失控，後果可能是嚴重通膨與經濟衰退，只是這個評估不能公開。財政部長 Geithner 最後仍簽署反對修正案的信函，試圖做最後阻擋。
結果適得其反。國會不但無視行政部門警告，還在公開聽證會上痛斥白宮拖延、低估威脅，甚至把過去制裁的成功歸功於國會而不是政府。最終，修正案在參議院 100 比 0 通過，沒有任何人敢投反對票。制裁推手 David Cohen 成了把國會「逼到全面一致」的人，連 Geithner 都半諷刺半讚嘆地恭喜他，儘管這個結果其實代表行政部門徹底失去主導權。
伊朗自己的行為，讓原本被視為「過於危險」的制裁選項變成政治上的必然；經濟戰爭從行政部門精算控制的工具，變成國會主導、不可回頭的國家意志。從這一刻起，制裁伊朗中央銀行不再是「會不會做」，而是「怎麼做、能不能承受後果」。
Chapter 17: Good Cop, Bad Cop
第17章：軟硬兼施（Chapter 17: Good Cop, Bad Cop）
美國正式把「金融制裁」升級為「全球能源與支付體系重組」，透過「好警察／壞警察」的分工，一邊由國會施壓，一邊由行政部門技術性落地，成功大幅削減伊朗石油出口，並開始鎖死伊朗的石油收入。
故事一開始，情勢已進入高風險階段。伊朗威脅封鎖荷莫茲海峽，但在國會壓倒性支持下，歐巴馬仍簽署 Menendez–Kirk 修正案，正式對伊朗中央銀行下手，同時保留「逐步減量」的豁免設計。幾乎同一時間，歐盟不只宣布石油禁運，還禁止歐洲保險公司替伊朗石油運輸承保，等於從金融與實體兩端同步掐住伊朗石油出口。
在以色列方面，納坦雅胡政府已認定伊朗接近「免疫區」，軍事攻擊的準備愈來愈明顯。這反而讓歐巴馬政府必須證明，經濟戰爭真的能產生實質效果，否則就可能被戰爭拖下水。
真正的關鍵在於「怎麼執行」。美國無法像過去對伊拉克那樣靠軍艦封鎖油輪，而是改用金融節點，監控「誰付錢給伊朗中央銀行」。法律設計刻意模糊「明顯減量」的定義，讓行政部門有操作空間，避免油市瞬間失衡。
在這裡，「好警察／壞警察」的角色分工成形。國會扮演壞警察，不斷丟出更激進的制裁提案，甚至威脅制裁 SWIFT；行政部門則對外扮演好警察，私下告訴各國「我們也被國會逼」，同時提供務實的退場與替代方案。這種結構，反而強化了美國談判的可信度。
能源外交成為核心戰場。國務院能源事務團隊成功讓日本與南韓承諾減少約 20% 的伊朗進口。印度表面否認配合制裁，實際上在「能源安全」名義下完成減量。中國公開反對美國「長臂管轄」，但透過一則低調的能源期刊公告，悄悄降低伊朗占比，美方心照不宣地接受這種「中國特色的遵守」。
結果遠超預期。到 2012 年夏天，伊朗石油出口每日減少約一百萬桶，跌幅接近四成。原本最令人擔心的油價失控，最後被美國頁岩油革命意外化解，美國產量暴增，填補了伊朗缺口，油價穩定下來，打破財政部內部最悲觀的預測。
國會並未就此停手，轉而盯上 SWIFT，迫使歐盟立法，切斷伊朗銀行的金融訊息管道，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性突破。接著，當國會試圖把伊朗石油出口壓到「零」，行政部門再次選擇「轉向而非硬擋」，提出更聰明的設計。
最關鍵的創新，是「海外託管帳戶」。伊朗仍能賣油，但錢必須留在購油國的銀行帳戶，只能用來購買非制裁商品與人道物資，無法匯回伊朗。這代表伊朗石油可以繼續流動，但政權幾乎碰不到石油收入本身。經濟命脈沒有被切斷，卻被徹底鎖住。
章節最後點出一個核心結論。國會確實不斷加壓，像壞警察一樣丟出不可能的要求；但真正把這些政治命令轉化為可執行、有效、而且沒有引爆全球危機的，是行政部門內那群制裁技術官僚。沒有他們的「制度工程」，這場經濟戰爭早就失控。
美國不只是制裁伊朗，而是在重寫「石油怎麼賣、錢怎麼收、誰能用美元」的全球規則；國會負責施壓，行政部門負責讓世界真的照做。Chapter 18: Landslide
第18章：壓倒性勝利（Chapter 18: Landslide）
經濟制裁終於跨過臨界點，從「外在壓力」轉化為「內部崩塌」，直接動搖伊朗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並最終改變選舉結果。
前半段描寫的是制裁「真正生效」的時刻。隨著石油出口被大幅削減、石油收入被鎖在海外託管帳戶，伊朗中央銀行再也無力撐住匯率。2012 年夏天，里亞爾對美元的價值在短短數月內腰斬，成為經濟戰爭最直觀的計分板。這不只是金融數字的變化，而是全面性的生活衝擊。
貨幣崩跌迅速擴散到民生層面。進口成本暴增，雞肉這種日常蛋白質主食價格暴漲三倍，養雞場大量倒閉，甚至引發政府要求影視作品不要出現「吃雞」畫面的荒謬場景。通膨失控、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開始瀰漫「回到兩伊戰爭年代」的集體恐懼。
伊朗政權首次公開承認制裁的殺傷力。
最高領袖哈米尼不再否認，而是直接承認經濟危機源自制裁，並提出「抵抗型經濟」作為官方路線。這是一個關鍵心理轉折，代表政權內部也明白，問題不是管理失誤，而是外部壓力已經深到無法忽視。
伊朗的政策回應幾乎全部失敗。三層匯率制度不但沒有穩定市場，反而引爆恐慌性換匯，里亞爾在一週內再度暴跌三成。德黑蘭大巴扎的保守派商人罷市上街，高喊反政府口號，甚至出現「我們不要核能」的口號，直接把經濟痛苦與核政策連結起來。這在政治象徵上極其震撼。
制裁的「制度性效果」開始自我強化。HSBC 被重罰 19 億美元，成為全球銀行業的警示教材。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曾經主導制裁設計的史都華・李維（Stuart Levey）進入 HSBC，全面重塑合規體系。金融體系不再只是被動配合制裁，而是主動內化制裁邏輯，變成全球標準。
同時，美國成功把「海外託管帳戶」機制落實到日本、韓國，甚至中國。伊朗可以賣油，但幾乎動不了錢，只能看著數十億美元躺在國外帳戶裡。工廠買不到零組件，被迫停工裁員；真正能活下來的，只有有特權的政權圈內人，社會不滿進一步累積。
伊朗嘗試走私、換船、洗金、繞道土耳其的所有花招，最後全部被抓包，甚至牽扯出後來震撼國際的黃金換石油案件。這些段落要傳達的是：在高度制度化的金融制裁下，零星漏洞已經無法逆轉整體趨勢。這一切，構成了 2013 年總統選舉的背景。經濟痛苦已經無法被掩蓋，選民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制裁怎麼解除。當魯哈尼首次在電視辯論中公開質疑核外交路線，直言「離心機轉得再快，人民生活不能停擺」，等於替整個社會說出壓抑已久的真話。
選舉結果是一場雪崩式勝利。魯哈尼以 51% 的得票率直接勝出，代表「解除制裁、恢復正常生活」成為壓倒一切的民意主軸。經濟崩壞迫使選民集體轉向。
經濟戰爭確實改變了伊朗的政治表面，但真正的權力仍然掌握在最高領袖手中。 制裁已經證明能逼迫選民、逼迫政府、甚至逼迫官方論述轉向，但能否逼動那個最終決策者，仍然未知。Chapter 19: The Freeze
第19章：全面凍結（Chapter 19: The Freeze）
美國在達到「最大經濟壓力」後，正式把制裁從懲罰工具轉化為談判籌碼，透過有限、可逆的解凍資金，換取伊朗核計畫的「凍結」，開啟以經濟戰爭逼出外交協議的關鍵轉折。
魯哈尼意外大勝，讓華府意識到制裁不只重創經濟，也正在改變伊朗的政治計算。真正關鍵的，不是公開外交，而是早在 2011 年就啟動、由阿曼蘇丹居中牽線的秘密管道。這條祕密談判線，一直在「經濟崩壞」與「軍事臨界點」之間運作：伊朗已累積足以製造多枚核彈的濃縮鈾，以色列準備動武，而伊朗經濟幾乎無法再承受新的打擊。
隨著魯哈尼上台、札里夫出任外長，伊朗首次出現一組「懂美國、能溝通、想解除制裁」的談判班底。對美國而言，這代表制裁終於開始產出原本期待的成果，但同時也帶來新風險。如果過早鬆手，國際社會對制裁的配合可能迅速瓦解；如果繼續加壓，經濟戰爭已經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甚至可能反噬盟友與自身利益。
美國內部已經達到「最大槓桿點」。
伊朗石油出口下滑約六成，買家從二十多國縮到六國，資金被鎖在海外託管帳戶；汽車、金融、航運等產業幾乎被掏空。再往上疊加制裁，不但效果有限，還開始傷害盟國企業，削弱政治支持。制裁官僚的共識是：該把籌碼拿上談判桌了。
於是，美國設定極其克制的談判框架。目標不是「大和解」，而是技術性的軍控協議；第一階段只談「凍結」，而不是「拆除」。任何制裁鬆綁必須符合三個原則：與核議題直接相關、規模有限、可以隨時收回。這也是為什麼談判核心落在一個最乾淨、最具體的交換品上：解凍部分被鎖住的石油收入現金。
這個設計非常精準。讓伊朗拿到少量、可流動的美元，立刻緩解財政壓力，但金額不足以恢復經濟正常運轉，迫使德黑蘭必須遵守凍結承諾，並繼續談下去。從美國角度來看，這等於用「短期輸血」換取「核進度暫停」，而經濟生命線仍牢牢掌握在制裁體系手中。
最終成果是 2013 年 11 月的《聯合行動計畫》（JPOA）。伊朗同意凍結核計畫、處理高濃縮鈾庫存；美國解凍 42 億美元資金，暫停汽車產業制裁，並允許民航維修。這不是終局協議，而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冷凍狀態」。
章節結尾點出這個安排的真正本質。對制裁技術官僚而言，JPOA 的價值不在於伊朗拿到什麼，而在於兩件事同時被凍住：核計畫被凍住，經濟也被凍住。伊朗暫時止血，但沒有復原；時間被買下來，戰爭風險被壓低，而談判仍握在美國手中。Chapter 20: “The World Has Avoided Another War”
第20章：「世界再度避免了一場戰爭」（Chapter 20: “The World Has Avoided Another War”）
經濟戰爭確實逼出了核協議，但「解除制裁」比「施加制裁」困難得多，而 JCPOA 是在高度政治不穩定、金融體系恐懼與妥協極限下誕生的成果。
一開始先給出一個關鍵定位。對財政部與制裁技術官僚來說，JPOA 既是終點也是起點。終點在於，歷時七年的經濟戰爭已經成功凍結伊朗核計畫，沒有發射一顆飛彈；起點則在於，如何「真的讓制裁鬆動」，卻不讓整個體系失控。這是一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
實務上，美國很快發現一個殘酷現實，制裁一旦被內化為全球金融體系的風險意識，就算美國說「可以」，銀行也不敢動。理論上，伊朗可以取得 42 億美元的解凍資金；現實上，幾乎沒有銀行願意碰這筆錢。多年來的天價罰款與刑責風險，已經讓「伊朗業務」成為金融圈的禁忌。最後，美國只能找到一家規模不大、在瑞士、願意在政府背書下冒險的銀行，才讓第一筆錢勉強動起來，但依然卡在用途審查與轉帳風險。
對伊朗而言，美國承諾的是「自由資金」；對銀行而言，這筆錢仍可能涉及恐怖組織、洗錢與刑責。雙方對「解凍」的理解，從一開始就不一致，也為後續摩擦埋下伏筆。
共和黨全面反對核談判，公開向伊朗示警協議可能被下一任總統推翻，這不只削弱談判可信度，也直接嚇退國際企業。即便行政部門說「合法」，市場仍擔心「明年就變非法」。在這樣的氛圍下，歐洲與亞洲企業都極度保守。
政治現實迫使歐巴馬政府在最終談判中自我設限，只能承諾解除「核相關的次級制裁」，而保留美國本土禁運。結果是美國用經濟武器打下來的戰果，未來的經濟利益卻主要留給歐洲與亞洲企業。
這不只是商業問題，也是戰略問題。一旦美國企業被排除在伊朗經濟之外，未來若伊朗違約，美國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力反而更弱。
在這種高度受限的空間中，談判逐漸變成情緒與象徵的拉鋸。最後階段甚至淪為「清單交易」，雙方在 PowerPoint 上逐條討論哪些名字可以從制裁名單拿掉，而沒有人真的知道實質影響。最終，JCPOA 的達成，靠的不是宏大的設計，而是臨門一腳的政治妥協。
在實質層面，JCPOA 確實大幅倒退伊朗的核能力。濃縮鈾減少 98%，離製造核彈的時間從數月拉長到至少一年，並接受高強度監督。從軍事風險管理來看，這是明確的勝利。
在政治層面，協議勉強過關，國會支持度極低，先天帶著不穩定性。支持它的，不是壓倒性共識，而是剛好足以避免被否決的人數。
不論你怎麼評價 JCPOA 的長期結果，有一件事無可否認，美國的經濟戰爭成功了。它改變了一個敵對國家的內部政治計算，迫使其坐上談判桌，並在不開戰的情況下，實質凍結了核威脅。
當制裁成為一種結構性力量，而解除制裁卻缺乏政治與制度支撐時，勝利本身，可能也是下一場衝突的起點。
Chapter 21: Black Magic第21章：黑魔法（Chapter 21: Black Magic）
伊朗制裁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制裁「被解除」，而是因為制裁已經深層改寫了全球金融體系的風險邏輯，強大到連美國自己都無法完全逆轉。
無論支持或反對伊朗核協議的人，其實都同意一件事：制裁確實有效。爭論的差別只在於「有效之後該不該放手」。這本身就顛覆了過去數十年的主流觀點。過往學界與政策圈普遍認為制裁只是象徵動作，成功率極低，既無法逼迫政權改變行為，也往往傷害平民。
轉折點來自一群「外行人」。Levey 與 Szubin 不是外交官，而是懂法律、懂合規、懂企業風險判斷的人。他們真正的創新不在於制裁條文本身，而在於重新理解全球化下的經濟節點：美元結算、跨境銀行、金融訊息系統、保險、航運，這些地方才是權力真正集中之處。只要掌控這些節點，就能在沒有聯合國全面授權的情況下，迫使整個世界配合。
國會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關鍵卻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國會的強硬立法讓「次級制裁」變得可信，逼迫外國銀行與企業在美國與伊朗之間選邊站。另一方面，正是國會的強硬，讓後續解除制裁、設計彈性方案變得極為困難。同一股力量，既成就了制裁，也鎖死了解除制裁的空間。
章節的核心概念是「黑魔法」。美國官員自己都沒預料到，像「讓伊朗繼續賣油，卻拿不到錢」這種做法真的能運作。超過一千億美元被困在海外託管帳戶，伊朗表面仍在市場上，實際卻被抽乾血液。這種政策在事前聽起來近乎幻想，但成功之後，反而鼓勵政策制定者繼續實驗，將經濟戰推向前所未有的強度。
然而，真正的諷刺在後半段浮現。當制裁成功到讓市場「內化恐懼」，解除制裁就不再是政府說了算。
銀行與企業已經被訓練成只要聽到「伊朗」就自動踩煞車。即便核協議生效，即便國務卿親自保證，即便法律允許，金融機構仍然拒絕回去。理由很簡單：政治不確定性、未來政府翻案的風險、司法部的獨立執法，任何一項都可能讓銀行付出數十億美元代價。
這一幕在倫敦達到高潮。Kerry 親自向歐洲大銀行喊話，試圖說服他們「伊朗已經安全」。結果銀行真正關心的不是條文，而是一句話：「如果下一任總統是川普，怎麼辦？」
同一天，Levey 本人公開反對重返伊朗，明確表示企業有責任自行管理風險，而不是聽政府喊口號。
章節最後點出一個沉重結論，美國不只是對伊朗發動了一場經濟戰，而是無意間重塑了全球金融體系的運作方式。這套系統一旦建立，就不再完全受政府控制。制裁可以被宣布解除，但風險認知、合規文化與市場自我約束，不會自動消失。
換句話說，這場經濟戰爭贏得太徹底了。徹底到連勝利者自己，都無法輕易回到戰前的世界。
《Chokepoints -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讀後心得第三集-EP3){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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