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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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圍華爾街》
突圍華爾街：遠征美股的臺灣投資者 電子書，作者 納蘭雪敏 - EPUB | Rakuten Kobo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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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Test Negative for Stupid: And Why Washington Never Will—A Senator's Funny and Perceptive Takedown of Washington Politics》這本書出版於2025年10月7日，目前還沒有繁體中文版，暫時翻譯為《何檢測笨蛋：為什麼華盛頓永遠學不會-一位參議員對華盛頓政治圈幽默且敏銳的抨擊」》是由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邦參議員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所著。這是一本結合了政治回憶錄、社會評論與辛辣諷刺的作品，主要在批評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政治生態、官僚主義以及精英階層的脫節現象。
這位作者 約翰·甘迺迪（John Neely Kennedy） 並不是那個著名的「甘迺迪家族」（即前總統約翰·F·甘迺迪 JFK、羅伯特·甘迺迪 RFK 等人的家族）成員。兩者雖然姓氏相同，名字也相似，但完全沒有親戚關係。著名的甘迺迪家族是大本營位於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政治世家，而這位約翰·甘迺迪來自路易斯安那州，是一位共和黨人。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在於強調「常識」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作者認為這正是華盛頓目前最缺乏的東西。甘迺迪參議員以他一貫的「鄉土幽默」和犀利的俏皮話（被稱為 Kennedy-isms），描繪了他眼中那個充滿荒謬、偽善且效率低下的政治中心。他指出，雖然美國是由天才所創立，但現在似乎正由一群缺乏基本判斷力的人在管理。
書中並非嚴肅的學術政策分析，而是透過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政壇以及進入國會後的親身經歷，來講述一系列荒謬的故事。他批評了政治精英與媒體輿論製造者，認為他們過度沈迷於意識形態的爭鬥，卻忽略了普通美國人的真實需求。他將華盛頓描述為一個充滿自戀與表演的劇場，政客們更在意如何在鏡頭前作秀，而非解決實際問題。
甘迺迪參議員以其獨特的說話風格聞名，這本書也延續了這種特色。文字充滿了南方俚語和直白的譬喻，例如他著名的金句：「永遠跟隨你的心，但記得帶上你的腦子」以及「如果你信任政府，那你顯然歷史不及格」。他試圖用這種幽默感來揭露政府機構的無能，並將復雜的政治亂象簡化為「聰明人」與「笨蛋」之間的對比。
這本書是一部政治諷刺作品。它試圖告訴讀者，要在這個充滿混亂資訊與糟糕決策的時代保持清醒，唯一的解方就是回歸常識與誠實。對於對美國政治文化感興趣，或者喜歡看政治人物自我解嘲與抨擊體制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充滿娛樂性且觀點鮮明的書。
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強調，在美國擁有言論自由不僅是權利，更代表著必須大聲說出心中想法，即使這會惹惱某些人，他也毫不在意。這種性格源自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扎卡里（Zachary）小鎮的成長背景，那裡的文化教會他必須誠實且直白地表達，無法隱藏真實的自己。
當他進入華盛頓特區擔任參議員後，發現政治圈充滿了虛偽、自戀和繁文縟節。他在文中舉了幾個具體例子，包括在電視採訪中嘲諷華盛頓精英自比為「開國元勳」，在聽證會上嚴厲質問表現不佳的經濟學家，以及抨擊發生數據洩漏的公司卻能獲得政府合約的荒謬現象。這些行為雖然讓他在參議院的同事感到不滿，並多次私下警告他要遵守「禮儀」和「傳統」，不要隨意破壞現狀，但他拒絕隨波逐流，因為他認為「只有死魚才會隨波逐流」。
甘迺迪認為，他的職責是為那些忙於生計、照顧家庭而無暇聽政客廢話的普通美國民眾服務。他相信民眾有權知道真相，而且必須是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透過這種坦率的風格，他希望能有效阻擋糟糕的政策和不適任的提名人選。最後，他說明這本書的目的是分享他在參議院的所見所聞，解釋他為何堅持這種行事風格，並鼓勵讀者也勇於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哪怕這會讓某些人不高興。
第一章：美國參議員的一天
他描述自己在華盛頓的生活相當單調且樸實，住在狹小的公寓裡，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閱讀新聞和政策文件上。他非常重視獲取知識，認為這比單純搞政治更有意義。對於工作環境，他提到自己的辦公室有一隻名叫阿方斯的鱷魚標本，並表達了對記者的不喜愛，將他們比作流浪狗或鬣狗。
他揭露了參議院議場的真實面貌。大眾想像中充滿雄辯的辯論場景其實很少見，大多數時候議場是空的，參議員發表演講主要是為了錄影給家鄉選民看，而非真的在進行審議。他形容參議院的規則古老、荒謬且效率低落，立法過程充滿阻礙，但他理解這也是為了防止草率決策。
在同事關係方面，他生動地點評了多位參議員。他讚揚像蘇珊·柯林斯這樣認真、從不缺席投票的同事，但也描述了像林賽·葛拉漢這樣性格鮮明、不可預測的人物。他透露雖然參議院講究禮儀，但私底下大家會互相開玩笑，甚至在共和黨午餐會上發生過激烈的爭吵與粗口，這顯示了這份工作的高壓與人性的真實面。
甘迺迪強調了自己的獨立性。他不盲目跟隨黨派投票，願意為了他認為正確的事或基於事實而跨黨派合作。他表示，雖然會犯錯，但他所做的一切最終都是以服務路易斯安那州的人民為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章：甜蜜的家
約翰·甘迺迪參議員介紹他的家鄉路易斯安那州、他的成長背景、求學歷程以及這些經歷如何塑造了他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首先，甘迺迪花了不少篇幅導正大眾對路易斯安那州的刻板印象。他指出許多人只知道紐奧良或凱金人（Cajuns），但路易斯安那州實際上擁有豐富的多樣性，包含不同的族裔與宗教信仰。他雖然以擁有凱金選民為榮，但他澄清自己並非凱金人，而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北部，操著傳統的南方口音。他對家鄉充滿自豪，形容這裡是上帝眷顧之地，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勤奮的人民。他也強調自己在華盛頓特區的表現與在家鄉時沒有不同，無論身在何處，他都是那個喜歡早餐食物、說話直率的人。
他回顧了他在查卡里（Zachary）小鎮的成長歲月。他的母親是退休教師，父親則是白手起家的商人。父母極度重視教育，這促使甘迺迪與他的兄弟們後來都在學術與專業領域取得極高成就。這段時期有兩個關鍵故事對他影響深遠。第一個是關於霸凌的遭遇：高中時一位名叫「比利」的同學不斷威脅要揍他，在嘗試講理無效後，甘迺迪決定先發制人，狠狠地反擊了對方。這件事教會他「示弱通常無法帶來和平」，面對某些人時，必須勇敢挺身而出。第二個則是父親要求他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如建築工地的清潔與駕駛堆高機，這讓他學到了「生活本來就很艱難，但如果你很笨，生活會更艱難」的道理，並且讓他學會尊重擁有專業技能的勞工。
甘迺迪描述了他從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轉學至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時受到的文化衝擊，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到許多來自私立名校的同學。隨後他進入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雖然他不喜歡法學院的高壓環境，但憑藉著驚人的毅力與策略性的讀書方法，他依然名列前茅。在擔任聯邦法官助理後，他為了挑戰自我，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在牛津，他面對了嚴酷的生活條件（沒有暖氣、共用澡堂）與極高強度的學術要求，但他最終獲得了一等榮譽學位，這段經歷滿足了他對學術的渴望。
甘迺迪敘述了他為何拒絕大城市的高薪工作，選擇回到路易斯安那州。雖然他擁有來自紐約、華盛頓等地的頂尖律師事務所的工作邀約，但他聽從內心的召喚回到家鄉，在紐奧良歷史最悠久的律師事務所執業。正是在那裡，他遇見了同樣身為律師的妻子貝琪（Becky），並生下了兒子普雷斯頓。他在律師生涯中接到一通改變命運的電話作為結尾，暗示著他即將踏入政治圈的轉折。
第三章：我在政府的第一份工作
這章節描述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初次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經歷，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政治圈受到的震撼教育。故事發生在1987年，當時他是一名律師，接到了新當選的州長巴迪·羅默（Buddy Roemer）的電話，邀請他加入過渡團隊。甘迺迪最終成為州長的特別顧問及內閣秘書。他的資深合夥人給了他一句建議：「永遠別忘記：這不是針對你，而是針對這份工作。」這句話在他日後成為州長的擋箭牌並承受各方攻擊時，才真正體會到其中的深意。
甘迺迪形容當時的州政府運作混亂不堪，且面臨鉅額財政赤字。作為州長的說客，他必須在立法機關遊走，但他承認自己當時在政治上相當天真。他回憶了幾個關於路易斯安那州政治腐敗的例子，例如一位參議員在投票時反悔，理由竟是對方付了錢（雖然可能是開玩笑）；還有一位牙醫試圖透過租賃甘迺迪父親的辦公室來換取恢復被吊銷的執照；以及一名石油商人直接向他提議回扣方案。這些經歷讓他從一個樂觀主義者變成了一個「略帶偏執的樂觀主義者」，學會了在充滿利益交換的政治環境中保持警惕。
甘迺迪也深刻描繪了他與州長羅默及其他政客的互動。羅默聰明絕頂但性格尖銳，常把甘迺迪推上前線去處理棘手問題，例如試圖罷免高等教育專員，這導致甘迺迪與後來成為州長的邁克·福斯特（Mike Foster）參議員發生激烈衝突，甚至差點在議場外動手。儘管政治環境險惡，羅默展現出的正直也給了甘迺迪重要的一課。在一次為了整併高等教育委員會的關鍵投票中，甘迺迪曾建議透過欺騙一名貪腐參議員（假裝答應修路）來換取選票，但羅默嚴詞拒絕，寧願法案失敗也不願出賣靈魂。這件事讓甘迺迪深受感動，並發誓不再提出此類建議。
章節的最後描述了羅默政府的衰落與甘迺迪政治生涯的下一步。羅默因為否決了一項嚴格的反墮胎法案而遭到政治重創，這在路易斯安那州引起了軒然大波，最終導致否決被推翻，羅默連任之路艱難。在這種氛圍下，甘迺迪決定自己參選州檢察長。他在文末幽默地提到，他在參選前的民調顯示有超過40%的選民知道他是誰，但壞消息是，有80%的人誤以為他是那位已故總統（JFK）的兒子。
第四章：競選
這章節名為「競選」（Running），主要涵蓋了約翰·甘迺迪從初次競選公職的挫折、被任命為稅務官員後的強硬改革，一直到後來當選州財政廳長的過程。重點在於他在官僚體系中如何堅持原則，以及對抗政治權貴的經歷。
首先，甘迺迪描述了在路易斯安那州競選的現實：需要極高的知名度和大量的金錢。他幽默地回憶了親自打電話募款的痛苦過程，強調必須明確開口要求具體金額，否則捐款者會給得很少。他也分享了令人尷尬的經歷，例如打電話給捐款名單上的人，卻發現對方剛過世不久。這段經歷讓他學會在政治中保持謙卑。
文章回顧了充滿爭議的1991年選舉。當時前三K黨領袖大衛·杜克（David Duke）參選州長，甘迺迪視其為客觀的邪惡。在那場選舉中，甘迺迪競選檢察總長，但在初選中面臨淘汰邊緣。此時，著名的政治人物愛德溫·愛德華茲（Edwin Edwards）向他提出一項交易：只要甘迺迪支付3萬美元現金，就可以被列入愛德華茲針對黑人選民發放的「樣本選票」中，這能保證他獲得大量選票。儘管這極可能讓他勝選，甘迺迪最終拒絕了這個不道德的提議，並因此以些微之差落選。他學到在政治中必須劃下自己的底線，並接受了「出局就是出局」的現實。
甘迺迪描述了他在1996年被新任州長麥克·福斯特（Mike Foster）任命為稅務廳長（Revenue Secretary）的經歷。這份工作讓他成為全州的稅務員。上任第一週，他便展現了強硬作風，開除了兩名自恃有公務員身分保護而不願工作或服從指令的高級官員，其中包括一名試圖利用種族與性別身份威脅要提告的律師。甘迺迪透過這種「灰熊」般的手段立威，整頓了部門紀律。在政策上，他將充滿法律術語的稅務通知改寫為通俗易懂的英文，並推出了電話報稅系統（雖然意外地與色情電話號碼撞號）。
在稅務廳任內，他最自豪的政績之一是處理「無主財產」（Unclaimed Property）。他發現州政府扣留了數億美元屬於民眾但未被領取的資金，於是他主動尋找失主並歸還了約4億美元，受益者甚至包括名人如阿奇·曼寧（Archie Manning）和演員約翰·古德曼（John Goodman）。此外，他也嚴格查緝逃稅行為，即使對象是擁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富商。他曾追討一名假裝住在德州以避稅的富豪，以及一名利用印第安保留地規避香菸稅的商人。儘管面臨來自州長辦公室的關切與施壓，甘迺迪堅持依法追稅，最終讓這些權貴補繳了稅款與利息。
甘迺迪憑藉這些政績在後來成功當選路易斯安那州財政廳長（State Treasurer）。在擔任財政廳長期間，因為質疑教育專家的理論與實際脫節，他決定親自申請成為一名代課老師，以便深入了解公立學校的真實狀況，在此提及一個具體的數據：在1995年的選舉中，當時唯一的非裔主要候選人克利奧·菲爾茲（Cleo Fields）整合了大部分的黑人選票，這部分選票約佔路易斯安那州選民總數的 25% 到 30%。
第五章：一場教育
這章重點涵蓋了甘迺迪參議員在擔任路易斯安那州財政廳長期間的三個重要經歷：投身教育現場的實務觀察、與政治霸凌者的應對，以及在卡崔娜颶風期間的親身救災行動。
首先，甘迺迪描述了他自 2003 年開始擔任公立學校志願代課老師的經歷。起因是他對教育專家在立法聽證會上的理論感到懷疑，決定親自進入教室觀察。他堅持不接受差別待遇，親身體驗了學校設施的破舊（如漏水的屋頂）和教學現場的混亂。這段經歷讓他堅信公立學校需要更多的競爭與責任制。他指出單靠增加經費並不能解決問題，並提出具體數據佐證：紐約市每年在每位公立學校學生身上花費 36,000 美元，但成效不彰；相比之下，日本的教育支出比美國少 40%，但教育成果卻優於美國。
他主張推動學校選擇權（School Choice）、課程透明化，並成功推動立法，要求路易斯安那州小學三年級學生若無法具備相應閱讀能力則必須留級，不得升學。此時，他對包括聯邦稅法、醫療健保、總體經濟以及國家安全等全國性議題產生了濃厚興趣。
接著他敘述一段與代號「笨蛋參議員」（Senator Meathead）的政治鬥爭。這位參議員試圖透過立法削弱財政廳的權力，並威脅傳喚甘迺迪辦公室的文件。甘迺迪決定採取強硬手段正面對決，但在雙方即將爆發衝突時，對方卻突然崩潰大哭並擁抱他。這段荒謬的插曲再次印證了他從父親那裡學到的教訓：容忍霸凌就像是用手餵鯊魚，面對惡霸必須展現強硬的一面。
章節的後半段聚焦於 2005 年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的災難應對。當時身為州財政廳長的甘迺迪，不滿於州政府通訊中斷與指揮混亂，決定親自前往紐奧良參與救援。他嚴厲批評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禁止寵物上救援巴士的規定是極度愚蠢的政策。為了不讓災民因為寵物而拒絕撤離，甘迺迪親自接管了約十幾隻被留下的狗，承諾會將牠們歸還給主人。過程中，他甚至為了保護一隻受驚的狗，挺身阻擋一名試圖拔槍射擊狗的州警。最終，透過動物收容所的協助，所有他救下的狗都成功與主人團聚。
在災後重建方面，甘迺迪運用他的財經專業，預測雖然短期會因災難導致經濟衰退，但隨著聯邦援助湧入，經濟將會反彈。然而，他極度擔憂腐敗問題，試圖推動立法禁止官員及其家屬承攬使用聯邦資金的重建工程，雖未獲通過，但後來確實有許多官員因詐欺入獄。此外，這段時期也標誌著他政治立場的轉變。他在 2007 年正式加入共和黨，認為這更符合他的價值觀。儘管他在 2004 年（作為民主黨人）和 2008 年（作為共和黨人）兩次競選聯邦參議員失敗， 2008 年他以 46% 對 52% 的得票率輸給了現任參議員瑪麗·蘭德魯（Mary Landrieu），但他接受失敗並繼續努力，為 2016 年的最終勝選奠定了基礎。
第六章：甜蜜的勝利（總算等到了）（很精彩的一章。）
故事前半段聚焦於第一輪初選的混戰，特別是甘迺迪必須與聲名狼藉的前三K黨領袖大衛·杜克（David Duke）同台辯論。這場在迪拉德大學（Dillard University）舉行的辯論氣氛緊張，場外有抗議者，場內杜克則試圖利用媒體關注。甘迺迪採取了一個策略：他背下了杜克之前的聯邦囚犯編號，並在辯論中只用這個編號來稱呼杜克，而非使用他的名字，以此來激怒對方並提醒選民杜克的犯罪前科。這策略奏效了，最終杜克在初選中僅獲得極低的票數。
接著，甘迺迪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分析唐納·川普在同一年贏得總統大選的原因。他認為川普的勝利並非偶然，而是因為川普理解華盛頓特區與真實美國之間的巨大脫節。甘迺迪指出，許多美國人厭倦了被精英階層輕視，厭倦了被告知該如何生活，而川普雖然言行粗魯，但展現了為普通人戰鬥的意願。他還分享了與川普的私人互動，描述川普在私底下其實頗具幽默感，且精力驚人。
章節最後描述了決選前的關鍵時刻。川普在勝選後親自飛往路易斯安那州為甘迺迪站台。雖然甘迺迪當時民調已經領先，但川普的集會進一步鞏固了聲勢。最終，甘迺迪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了民主黨對手福斯特·坎貝爾（Foster Campbell），正式成為美國參議員。甘迺迪在勝選感言中提到，這證明了「失敗不是輸了，而是放棄」，並幽默地表示川普後來總是誇大自己在那場選舉中「拯救」了甘迺迪的程度。
關於書中提到的2016年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選舉及相關人口統計數據如下：
在2016年11月8日舉行的路易斯安那州參議院「叢林初選」（Jungle Primary）中，共有24名候選人參選。約翰·甘迺迪以25.0%的得票率（482,591票）位居第一，民主黨人福斯特·坎貝爾以17.5%（337,833票）居次。書中提到的大衛·杜克最終獲得了58,606票，佔總票數的3.0%，在所有候選人中排名第7。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杜克試圖利用白人至上主義的言論吸引選票，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選民中，絕大多數並未支持他，他的得票率在全州範圍內極低。
在2016年12月10日的決選（Runoff）中，甘迺迪最終以60.65%（536,191票）對39.35%（347,816票）擊敗坎貝爾。從人口統計角度來看，2016年的選舉顯示了顯著的城鄉與種族投票傾向。根據艾迪生研究機構（Edison Research）對路易斯安那州選民的出口民調，甘迺迪在白人選民中獲得了約80%的支持，而坎貝爾在非裔美國選民中獲得了約90%的支持。然而，由於白人選民佔總投票人數的約64%，而非裔選民佔約31%，甘迺迪得以取得壓倒性勝利。此外，甘迺迪在農村地區的表現尤為強勁，這與川普在該州的勝選模式相符。
第七章：初來乍到
這章節重點描述了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作為參議院新人的經歷、他對華盛頓政治氛圍的觀察，以及他與川普政府的互動。
章節開始於甘迺迪進入參議院的第一天。他列舉了與他同期的參議員「新人班」，包括民主黨的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譚美·達克沃斯（Tammy Duckworth）等人，以及共和黨的托德·揚（Todd Young）。他形容參議院的入職培訓相當匱乏，甚至連廁所在哪裡都需要問同事。他很快意識到，華盛頓特區正處於一種對川普當選的震驚狀態中，隨之而來的是關於俄羅斯干預選舉的指控。甘迺迪批評民主黨和媒體對「通俄門」的痴迷，認為媒體已經放棄了客觀性，從「看門狗」變成了「攻擊犬」。他提到自己因為引用了關於烏克蘭可能干預選舉的報導，而遭到媒體（特別是 NBC 的 Chuck Todd）的猛烈攻擊，被指責為俄羅斯的「有用的白痴」。
甘迺迪也分享了他在華盛頓社交圈的經歷，特別是在烤架俱樂部（Gridiron Club）年度晚宴上的演講。他決定不花一萬美元聘請寫手，而是自己撰寫笑話。雖然嘲諷共和黨的笑話獲得了笑聲，但當他針對民主黨或媒體開玩笑時（例如嘲諷維吉尼亞州州長的塗黑臉事件），現場反應冷淡。這進一步印證了他對華盛頓圈子雙重標準的看法。
在立法成就方面，甘迺迪強調了他與川普總統的合作，特別是在經濟和監管改革上。即使是作為一名新科參議員，他也能直接與總統溝通。最顯著的例子是關於 5G 無線技術的「C頻段」（C-band）頻譜分配。
甘迺迪發現，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原本打算將價值連城的 C頻段頻譜幾乎免費讓給外國衛星公司。他意識到這些頻譜屬於美國人民，於是直接致電川普總統，解釋若進行公開拍賣，國庫至少可進帳 500 億美元。川普聽聞後立即介入，指示 FCC 舉行拍賣。最終，這些拍賣為政府帶來了超過 800 億美元的收入。
最後，甘迺迪提到他並非對川普唯命是從。他曾公開反對川普支持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這是一項監獄改革法案。儘管川普親自打電話希望他改變立場，或至少不要上電視批評，甘迺迪拒絕了改變立場，但同意取消電視採訪以示尊重。這一事件讓他認為川普並非如外界所說的那樣難以共事，而是講道理且可溝通的。
第八章：堅守陣線
這章節名為「堅守底線」（Holding the Line），主要聚焦於約翰·甘迺迪參議員在拜登政府期間，如何透過參議院的聽證會來監督政府官員與司法提名人。章節開頭描述了他與拜登總統的一次近距離互動，接著詳細記錄了他如何利用犀利的提問揭露提名人的不適任，以及他對當時華盛頓政治氛圍的觀察。
章節始於 2021 年 7 月，甘迺迪受邀前往白宮參加《阿片類藥物清除法案》（Dump Opioids Act）的簽署儀式。這是一項針對當時已造成超過 10 萬名 美國人死亡的非法阿片類藥物危機的法案。雖然甘迺迪在媒體上對拜登政府的政策（如性別議題、氣候變遷和導致通貨膨脹的財政支出）砲火猛烈，但他仍出於對總統職位的尊重出席了活動。在儀式結束後，甘迺迪特意留下來與拜登攀談，話題圍繞著拜登的狗「Major」以及他的雪佛蘭跑車。透過這段長達 40 分鐘的互動，甘迺迪觀察到拜登總統雖然和藹可親且擅長與人互動，但也顯露出明顯的老態與衰退跡象，幕僚甚至因為擔心總統脫稿演出而顯得極度焦慮與不悅。這讓他確信，真正的掌權者其實是總統身邊那些被他稱為「懦弱覺醒者」（weenie-wokers）的幕僚們。
接著，甘迺迪將重點轉向他在參議院最擅長的領域：行使「建議與同意權」（advice and consent），審查總統提名的官員。他強調自己的策略很簡單，就是提出最基本的問題，讓證人自己說話。文中列舉了多個著名的質詢案例，展示了他如何揭露提名人的荒謬或無能：
針對拜登提名的官員：
他曾質問貨幣監理署署長提名人索勒·奧瑪洛娃（Saule Omarova），因為她曾主張廢除私人銀行，且大學論文涉及馬克思主義。甘迺迪在聽證會上直接問她：「我不知道該稱呼妳教授還是『同志』？」這導致她的提名最終被迫撤回。
對於聯邦法官提名人查內爾·比耶肯格倫（Charnelle Bjelkengren），甘迺迪詢問憲法第二條和第五條的內容，對方完全答不出來，最終退出提名。
對於另一位法官提名人南希·馬爾多納多（Nancy Maldonado），她主張禁止「突擊武器」，卻無法定義何謂突擊武器。
他還質問能源部副部長大衛·特克（David Turk），花費 50 兆美元 實現碳中和究竟能降低多少全球氣溫，對方回答「不知道」。
在與安東尼·佛奇（Anthony Fauci）博士的交鋒中，甘迺迪質疑美國資金是否流入中國武漢實驗室進行「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研究，並指出佛奇只能盲目信任中國科學家，而無法核實真相。
針對川普提名的官員：
甘迺迪強調他的標準是一致的，不僅針對民主黨。他回憶在 2017 年，他質詢川普提名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馬修·彼得森（Matthew Petersen）。甘迺迪連續詢問他是否承辦過陪審團審判、民事或刑事訴訟，甚至是否在州或聯邦法院出庭過，彼得森全部回答「沒有」，且無法解釋基本的法律術語。這段影片在網路上瘋傳，隨後川普致電甘迺迪詢問意見，甘迺迪建議「撤回提名，結束他的痛苦」，川普也照做了。
甘迺迪如何利用參議院聽證會作為舞台，不僅是為了阻擋他不認同的激進人選，更是為了確保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具備基本的專業能力與誠信。他認為，無論是哪個黨派執政，他的職責都是確保政府官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對美國人民說實話。
第九章：兩個錯誤（非常精彩的一章，點出美國司法的重大問題）
重點不是某一次聽證會，也不是某一位政治人物，而是美國司法體系的「正當性（legitimacy）」正在被政治化侵蝕，以及這件事一旦被正常化，會帶來長期且不可逆的後果。
作者先從一個立場說起。他刻意區分「報復」與「整頓」。在他看來，拜登任內讓司法部與 FBI 直接對前總統、同時也是政治對手動用刑事追訴，代表一條紅線被踩破了。一旦這種做法被接受，未來任何一方執政，都會產生「既然你可以，我也可以」的誘因。這正是他反覆引用的那句話所要警告的事，兩個錯誤不會變成正確，就算短期看起來很解氣，長期只會讓制度失去公信力。
接著，他用兩場關鍵的確認聽證會作為例子。無論是司法部長人選 Pam Bondi，還是 FBI 局長人選 Kash Patel，他真正關心的不是他們「會不會幫川普報仇」，而是他們能不能抵抗這種誘惑。他在問答中不斷鋪陳一條邏輯鏈：如果人民不相信司法是中立的，就不會接受判決；不接受判決，就不會遵守法律；法律失效，社會契約就會破裂，最後只剩混亂。
在這裡，他其實也替兩位被提名人畫了一條紅線。可以清除壞人，可以整頓制度，可以揭露過去的錯誤，但不可以用政治動機去「平衡」或「對等報復」。他要的是回復秩序，而不是翻面清算。
後半段則把視角拉得更長。他點出這種對制度的破壞並非始於川普，也不只存在於某一黨派。從無視最高法院裁決、公開威脅法官，到用行政手段繞過判決結果，這些行為共同傳遞了一個危險訊號：只要目的正確，程序可以被犧牲。
作者認為，一個民主國家往往不是被外敵摧毀，而是在這種想法下慢慢自我瓦解。
所以，這一章真正的重點可以濃縮成一句話：
整頓司法是必要的，但把司法當成政治武器，會毀掉整個制度，而這種毀壞一旦被接受，就回不去了。
他之所以反覆在聽證會上講同一件事，不是為了掌聲，也不是為了站隊，而是想在制度還沒徹底滑坡前，把警告講清楚。這也是章名「Two Wrongs」真正的意思。
在這一章裡，Two Wrongs 的意思其實非常精準，而且帶有強烈的警告意味。表面上，Two Wrongs 指的是那句大家都聽過的話：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但作者刻意引用、甚至反諷的是後半句在華盛頓流行的變形版想法：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but they do make it even。」
也就是說，對方先做錯，我再做錯一次來「扯平」。
在這一章的語境中，第一個 wrong，是拜登政府任內，司法部與 FBI 被高度政治化，用刑事追訴的方式對付前總統與政治對手，破壞了司法應該保持中立的界線。
第二個 wrong，則是潛在的、尚未發生但非常誘人的錯誤：川普回鍋執政後，利用同樣被破壞過的制度，反過來對前朝或政治對手進行報復，用「你也做過」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作者整章想說的就是，第二個 wrong 並不是修正第一個 wrong，而是把錯誤制度化、正常化。一旦這樣做，司法就不再是判斷是非的工具，而變成輪流掌控的武器。
所以，Two Wrongs 在這裡的真正含義不是「雙方都有錯」那麼簡單，而是：
作者藉由這個標題提醒讀者，也提醒自己與被提名官員，整頓可以有，清算不能有；揭弊可以有，報復不能有。否則，最後不會有人真正「贏」，只剩一個被掏空正當性的司法體系。
第十章：快問快答
這章節是參議員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在書末的「快問快答」（Speed Round），針對他在前文中未充分探討的六個敏感且具爭議性的議題進行了直率的闡述。以下是這六個主題的重點摘要，以及他在文中引用的具體數據和統計資料：甘迺迪強調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歡迎合法移民，但必須嚴格反對非法移民。他認為邊境就像家門，上鎖是為了保護裡面的人。在拜登政府時期，非法越境人數曾達到每天 9,000 人。邊境巡邏隊員曾在一個小區域內遇到來自超過 50 個國家的移民。川普政府曾利用第 42 條款（Title 42，公共衛生規定）遣返了超過 200 萬人。
他嚴厲批評現代媒體已失去客觀性，變成了黨派的宣傳工具，且年輕記者多來自左傾校園，無法容忍異見。他認為媒體從業人員的政治傾向大約是 80/20，其中 80% 絕非共和黨支持者。他指出《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歷史上 0 次背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他在談到媒體偏見時提到，當被問及對最高法院提名人的期望時，他說希望法官「分得清法律書和 J.Crew 產品目錄」，結果被媒體指責為種族歧視，因為他不知道蜜雪兒·歐巴馬曾說過喜歡 J.Crew。
甘迺迪認為犯罪率上升是因為社會停止支持警察（Back the Blue）並停止執行法律。他主張恢復「攔截搜身」（Stop-and-frisk）政策，認為這是合憲且有效的執法工具。警察每年與約 5,000 萬 美國人有接觸。他批評加州的第 47 號提案，指出加州將盜竊重罪門檻提高，只要偷竊金額在 950 美元以下通常不會被起訴。他提到華盛頓特區曾削減警察預算 1,500 萬 美元。
他描述了與參議員舒默（Chuck Schumer）等人組成的跨黨派代表團訪問中國並會見習近平的經歷。他對中國的威權體制和地緣政治野心表示擔憂。他提到在 5G 技術的 C 頻段（C-band）頻譜分配議題上，他成功遊說川普進行公開拍賣，為國庫帶來了超過 800 億 美元的收入（前文提及，此處再次呼應）。
甘迺迪表示對性別不安者有同理心，但堅決反對生理男性參與女子體育賽事，認為這破壞了女子運動的公平性和安全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計，約 1.6% 的美國成年人是跨性別者。男孩的心臟比女孩大 14%，肺活量大 12%。在同體重級別中，男性的力量比女性高出 30%。 2016 年奧運女子 400 公尺金牌得主 Allyson Felix 的成績，在次年被超過 285 名美國高中男生的成績超越。男性即使接受跨性別荷爾蒙治療兩年，跑步速度仍比女性快 12%，伏地挺身次數多 10%。近 70% 的美國人認為只有生理女性應該參加女子運動。
甘迺迪主張美國不是種族主義國家，並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T）和「公平」（Equity，指強求結果均等）。他認為解決貧困和差距的關鍵在於教育、就業和家庭結構，而非種族政治。
根據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EP），在受測的 27 個大型城市學區中，沒有一個學區的黑人八年級學生在閱讀或數學上達到多數精通。
在紐約市，儘管每名學生的支出高達 36,000 美元，但只有 10% 的黑人八年級學生數學精通。
1960 年代，2/3 的黑人兒童與父母雙親同住；如今僅剩 1/3。全美有 50% 的兒童由單親母親撫養。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指出，如果做到三件事：高中畢業、找到工作、21 歲後結婚再生子，貧窮機率將降至 3%。 1960 年大多數美國人反對跨種族通婚，如今支持率超過 90%。
《How to Test Negative for Stupid: And Why Washington Never Will—A Senator's Funny and Perceptive Takedown of Washington Politics》讀後心得){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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