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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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圍華爾街》
突圍華爾街：遠征美股的臺灣投資者 電子書，作者 納蘭雪敏 - EPUB | Rakuten Kobo 台灣
第四部：中國爭奪技術霸權（Part Four: China’s Bid for Technological Mastery）
第36章：翻譯員（Chapter 36: The Interpreter）
2019年4月，白宮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與戰略挫折。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不顧川普政府的強烈反對，決定允許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參與下一代5G電信網路的建設。對於美國而言，5G不僅是更快的網路，更是連結從工廠機器人到軍事武器等「物聯網」的關鍵基礎設施。美國官員深信，如果全球5G網路建立在華為的技術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將獲得巨大的地緣政治優勢，這相當於掌握了一個全球性的經濟與政治「終止開關」（kill switch），並能透過後門進行大規模監控。英國的決定不僅削弱了美國的圍堵策略，更可能引發骨牌效應，讓其他歐洲國家效仿。
核心聚焦於時任國家安全會議（NSC）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的麥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與川普政府中許多商界出身或風格粗暴的官員不同，波廷格被形容為一位認真、博學且低調的「童子軍」。他擁有獨特的背景：早年曾任路透社與《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操著一口流利的中文，並親身經歷過被中共當局騷擾、毆打與拘留的滋味；後來受恐怖分子斬首美國人質的影片觸動而投筆從戎，加入海軍陸戰隊並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服役，最終被麥可·佛林（Michael Flynn）延攬入閣。
波廷格在白宮扮演了「翻譯員」的關鍵角色。對內，他負責解讀習近平的講話與中共的戰略文件，幫助川普政府理解北京「和平崛起」表象下的真實意圖；對外，他則負責將川普時而混亂、時而矛盾的言論，轉譯為連貫且強硬的對中競爭政策。他是推動美國國家安全官僚體系從「接觸政策」轉向「對抗政策」的主要推手之一。
英國的決策暴露了美英「特殊關係」中的裂痕。儘管波廷格團隊多次警告，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仍批准華為的參與。更令美方震驚的是，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在北京的「一帶一路」論壇上發表極度親中的演講，宣稱英中關係將進入「黃金時代」，並讚揚中國的基礎設施計畫。這顯示英國在脫歐後急於尋求新的經濟夥伴，抱持著「打不過就加入」的心態。
波廷格緊急飛往倫敦試圖力挽狂瀾，但雙方會談氣氛緊張。英國官員認為美國過於霸道且將技術問題政治化，自信能管控華為的安全風險；而美國則展示哈蒙德親中演講的放大海報，暗示英國正在為了經濟利益犧牲安全，並天真地低估了中共的威脅。波廷格最終帶著挫敗感離開倫敦，意識到外交勸說已無法奏效。
英國的「背叛」成為一個轉捩點，迫使美國重新評估經濟戰略。波廷格與美國官員認識到，單靠傳統的外交手段或模糊的情報共享威脅，已不足以阻止華為的全球擴張。為了贏得這場競爭，美國必須開發新的武器。
美國將不再僅依賴過去用來對付伊朗和俄羅斯的金融武器（如制裁與美元霸權），而是準備控制另一個全球經濟的關鍵「咽喉點」矽谷與尖端美國科技。美國將開始限制技術出口，利用在半導體與軟體領域的優勢，直接打擊中國科技發展的核心，開啟了後續對華為進行晶片斷供的序幕。
第37章：不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Chapter 37: 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川普政府官員認為，過去幾十年的對中政策是失敗的。他們感到被「背叛」，因為中國在享受全球經濟整合帶來的好處（如加入 WTO）的同時，卻沒有遵守國際規則，也沒有如美國預期般走向民主化。
美國將這場經濟戰視為「糾正過去錯誤」的防禦性行動。官員們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在對美國發動經濟攻擊（竊取知識產權、封閉市場、貨幣操縱、鉅額補貼），而美國此前卻沒有反擊。
雖然川普本人常聚焦於縮減貿易逆差（如大豆銷售），但政策團隊（如萊特希澤）更關注於阻止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如 5G 和半導體）取得全球領導地位。這場技術對抗被視為美國對中政策中最持久的核心。
華為的補貼和低價策略導致許多西方競爭對手（如北電網絡）破產或退出市場，最終在 5G 領域僅剩愛立信和諾基亞這兩家主要對手。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仍希望透過將中國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來促使政治自由化。柯林頓總統曾樂觀預言經濟自由會帶來政治自由，並嘲笑中國控制互聯網的企圖是「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中國的戰略是韜光養晦，對北京而言，蘇聯解體和波灣戰爭確立了美國為主要對手。中國採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策略，避免直接對抗，同時利用美國的開放性、企業的短視近利以及國際規則的漏洞，默默積累實力。
美國跨國企業（如波音、奇異）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大力遊說政府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並支持加入 WTO。這導致中美貿易額激增，但也讓美國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度的依賴，使得反制中國的成本變得極高。
2005 年，時任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暗示中國只享受權利卻未盡義務。中國發現不遵守規則反而獲益更多，且並未面臨實質懲罰。同時，美國因需要中國在其他全球議題（如伊朗核問題、氣候變遷）上的合作，長期對中國的經濟掠奪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美國原本寄望中國會因經濟發展而改變政治體制（如同對俄羅斯的期待），但最終中國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有雙方的力量對比，且趨勢對美國不利。這迫使華盛頓最終必須採取行動。
第38章：覺醒（Chapter 38: The Awakening）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中關係的關鍵分水嶺。曾任高盛總裁、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過去常以導師姿態與中國官員交流。但在危機期間，中國副總理王岐山直言不諱地告訴他：「你是我的老師，但現在我在老師的地盤上，看看你們的體制……我們不確定是否該繼續向你們學習。」
這場危機重創美國的威望，卻讓中國充滿自信。北京認為力量平衡已發生變化，胡錦濤修正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戰略，轉向有所作為。這種轉變在2010年具體化：當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在釣魚台（尖閣諸島）相撞後，北京無預警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這是一次非正式但具毀滅性的經濟戰預演，警告世界中國已準備好利用供應鏈優勢作為武器。
對外，習近平透過「一帶一路」倡議（BRI）輸出這種模式，利用不透明的貸款讓斯里蘭卡等國陷入「債務陷阱」，進而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同時，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挑戰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
「中國製造2025」與晶片戰爭是中國明確要在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領域實現自給自足，目標是取代西方公司。這讓原本是北京在華盛頓最強說客的美國科技業（如英特爾）陷入恐慌。半導體產業協會警告，如果不採取行動，美國晶片業將面臨滅頂之災。
到了歐巴馬政府末期，五角大廈已認定中國是首要軍事威脅，並指出「軍民融合」政策讓中國能利用美國民用技術來推動軍事現代化。然而，當時的白宮報告雖然承認威脅，卻認為在高度全球化的半導體產業中，單邊制裁無法奏效，只能試圖「跑得比中國快」（加速創新）。
第39章：讓一百項中國政策百花齊放（Chapter 39: Let a Hundred China Policies Bloom）
2017年1月，川普在就職演說中描繪一幅黯淡的圖景，指責外國工業（特別是中國）是以犧牲美國工廠和工人為代價而致富，並宣示「美國優先」。然而就在幾天前，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卻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捍衛者，警告貿易戰沒有贏家。這種角色互換，現任霸主想要顛覆現狀，而新興挑戰者卻擁護現狀，凸顯了自中國加入WTO以來，兩國經濟實力對比的巨大變化。川普與習近平的首次會面氣氛融洽，川普甚至表示如果中國協助解決北韓問題，可以容忍貿易逆差。這顯示川普當時仍沉迷於透過一紙協議來消除貿易逆差這種不切實際的目標。在親商派（如梅努欽、柯恩）試圖維持美中經濟關係的同時，國安與貿易鷹派開始在幕後建立對抗架構， 2017年10月，川普簽署了由波廷格起草的內部文件，首次正式認定中國正進行「經濟侵略」，並主張利用出口管制與投資限制來反制中國對關鍵技術的掠奪。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是堅定的對中強硬派。他深知單靠談判無法解決問題，因此啟動針對中國侵犯知識產權與強制技術轉移的「301調查」。這不僅為後續加徵關稅提供了法律依據，也因針對的是「竊取商業機密」，成功爭取到商界與勞工界的共同支持。
2017年11月川普訪中時，中方刻意安排盛大的接待，試圖在沒有「翻譯員」波廷格在場的情況下向川普灌輸中國史觀。隨後，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會議中傲慢地表示，中國現代化已完成，不再需要美國的技術，美國未來的角色僅是為中國提供農產品與能源。這番將美國貶低為中國經濟帝國附屬原物料供應地的言論，激怒了川普並導致會議不歡而散。這次經歷最終消除了川普團隊中對於中國戰略意圖的最後一絲懷疑。
第40章：線索：中興通訊（Chapter 40: The Clue: ZTE）
2018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發布了關於中國貿易行為的「301調查報告」，詳盡列舉了中國透過竊取美國技術與知識產權來建立經濟帝國的證據。報告指出，中國的目標是在關鍵技術領域超越美國，這將威脅美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初期美國的反擊顯得力不從心。關稅無法阻止中國企業在全球擴張，而政府補貼也難以與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抗衡。更糟的是，即便是阻止華為進入美國5G網路的計畫也遭遇阻礙，主要電信商因華為設備物美價廉而不願配合，且川普政府內部對於是否由國家接管5G網路的想法引發了混亂與反彈。
就在對抗華為陷入僵局時，中興通訊（ZTE）案提供了一個關鍵線索。中興因違反制裁向伊朗出售美國技術，且在和解後違約，激怒了商務部長羅斯。2018年4月，羅斯祭出了罕見的「拒絕令」（denial order），禁止中興購買所有美國產品。由於高度依賴美國晶片（如高通、英特爾）與軟體（如Google），中興在禁令發布後數週內就被迫停止主要營運，瀕臨倒閉。
美國技術的不可替代性賦予了華盛頓極大的權力，甚至能在幾週內摧毀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商，且完全不需要盟友配合。雖然這一擊展示了毀滅性的力量，但川普隨後因習近平的求情以及為了換取貿易協議，竟然發推文表示要讓中興「恢復業務」，最終僅以罰款了事。顯示川普在國家安全與貿易利益之間的搖擺不定，也讓北京看穿了川普的交易性格。
對中國而言，這是一次深刻的教訓。中興事件讓習近平意識到中國科技巨頭在美國制裁面前的脆弱性。北京隨即發起行動，盤點自身的技術「咽喉點」（chokepoints），並加速推動關鍵技術（特別是晶片）的自主化。
同期發生的另外兩件事，對俄羅斯鋁業巨頭Rusal的制裁（因俄前間諜中毒案）以及退出伊朗核協議並重啟制裁。這些事件共同傳遞了一個訊息，美國的經濟武器（無論是金融制裁還是技術管制），即使在單邊行動下，也能對對手造成毀滅性打擊。 這推翻了過去認為單邊制裁無效的傳統觀點。
儘管川普放過了中興，但在波廷格等鷹派官員眼中，最重要的收穫是驗證了一個新戰略，美國可以像利用美元一樣，利用技術作為戰略咽喉點。 切斷技術供應足以讓中國科技巨頭陷入死亡螺旋。這個領悟成為後續美國對付華為與其他中國企業的核心戰術。
第41章：驗證：福建晉華（Chapter 41: The Validation: Fujian Jinhua）
2018年9月，在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上，麥特·波廷格打破了外交辭令的慣例。面對中國大使崔天凱關於「互利共贏」的老生常談，波廷格直言不諱地表示，在川普政府眼中，「競爭」並不是一個髒字，並引用孔子的「必也正名乎」來強調美中關係需要誠實面對現狀。
此時，美中貿易戰已經開打，雙方互徵關稅，但更深層的結構性變革正在華盛頓悄然發生。國會通過了加強外國投資審查（CFIUS）的法案，阻止中國資金滲透矽谷新創企業，並立法禁止聯邦政府採購華為與中興通訊的設備。針對美國技術霸權的支柱半導體產業，華盛頓當時仍缺乏明確的防禦戰略。
美光科技（Micron）是美國最大的記憶體晶片製造商，與三星、SK海力士並列全球三大巨頭。為了達成「中國製造2025」的晶片自給自足目標，中國政府注資50億美元成立了「福建晉華」。福建晉華隨後透過台灣的聯華電子（UMC），挖角美光台灣子公司的高階主管與工程師，並帶走了數百份機密文件。這是一起教科書式的知識產權竊盜案。當美光在美國提告時，福建晉華竟然在中國福州反告美光侵權，且中國法院迅速判決美光敗訴，禁止美光在中國銷售部分產品。這讓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美光陷入絕境，不得不向華盛頓求援。
美光執行長最初尋求財政部協助進行金融制裁，但遭到財政部長梅努欽拒絕。轉機出現在商務部長羅斯身上。羅斯意識到，雖然中國可以偷竊晶片設計圖，但製造先進晶片必須仰賴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科林研發（Lam Research）和科磊（KLA）等美國公司生產的高階設備。這就是關鍵的「咽喉點」。
2018年10月，商務部將福建晉華列入「實體清單」，如果沒有許可證，任何美國企業都不得向福建晉華出售產品。隨後，司法部對福建晉華提起刑事訴訟，日本也同意切斷供應。結果立竿見影由於缺乏生產設備與備用零件，原本即將量產的福建晉華被迫停產，整座工廠陷入癱瘓。
福建晉華案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它證明了此前針對中興通訊的打擊並非孤例，美國可以將「技術出口管制」作為常規武器，用來懲罰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而不僅限於違反制裁。這一事件確立了商務部在國家安全領域的地位，證明了切斷「美國技術」的供應，破壞力絲毫不亞於財政部切斷「美元」結算的威力。
第42章：對華為的第一槍（Chapter 42: The First Shot at Huawei）
2018年12月，川普與習近平在阿根廷G20峰會的晚宴上達成暫時停火協議，同意重啟貿易談判。然而，就在同一時間，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轉機時被捕。這是美國司法部長調查的結果，指控華為利用子公司Skycom違反制裁向伊朗出售設備，並欺騙匯豐銀行（HSBC）。這項行動是在川普不知情的情況下執行的，國家安全顧問波頓（Bolton）甚至刻意隱瞞，以免川普在晚宴上向習近平洩密。
孟晚舟案不僅引發中國的報復（拘捕兩名加拿大人），也震驚了全球企業界。它暗示華為可能像中興通訊一樣面臨美國的出口管制。由於華為高度依賴美國技術（如英特爾晶片、Google軟體），一旦被切斷供應，不僅會重創華為，還會對依賴華為訂單的美國供應商造成巨大衝擊。
國務院官員福特（Christopher Ford）與國安會的波廷格主張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新任商務部出口管制負責人Nazak Nikakhtar也強烈支持，認為這是遏制中國「掠奪性經濟策略」的必要手段。她成功說服了商務部長羅斯。親商派的財政部長梅努欽卻堅決反對，擔心這會破壞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並損害美國企業利益。川普當時視美中貿易協議為重要政績，加上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公關攻勢（稱讚川普），使得川普對制裁華為猶豫不決。
局勢在2019年5月發生戲劇性轉變。原本看似即將達成的貿易協議，因北京在最後時刻反悔，刪除了關於知識產權與強制技術轉移的關鍵承諾，讓川普勃然大怒。打破川普對貿易協議的幻想，消除了他對制裁華為的顧慮。
5月15日，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會議上，儘管梅努欽再次試圖阻擋，川普最終採納了鷹派建議，批准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他甚至對羅斯起草的強硬聲明大加讚賞，要求加上「經總統批准」的字樣，美國對華為的全面科技圍堵正式開始。
第43章：出師不利（Chapter 43: A False Start）
面對美國的科技封鎖，習近平在華為被制裁五天後視察了紅軍長征的出發地江西，宣示中國將展開「新長征」，要做好重新開始的準備。這不僅是象徵性的政治表態，更具實質威脅，江西是中國稀土加工重鎮。北京暗示將利用在稀土供應鏈的主導地位（如洛克希德馬丁等美國軍火商依賴中國稀土）作為反制武器，官媒甚至引用了「勿謂言之不預」這句歷史上用於開戰前的警告。此外，中國也宣布將建立自己的「不可靠實體清單」，並私下威脅外企不得配合美國制裁。
美國的制裁產生了部分效果，Google宣布終止與華為合作，導致華為海外手機因無法使用Google服務（GMS）而銷量暴跌40%。華為的核心業務5G設備卻幾乎毫髮無損。華為吸取中興教訓，提前囤積了一年份的晶片，美國的出口管制存在漏洞，僅限制美國本土製造的產品。在海外生產的美國公司或外國競爭對手（如日、韓、台廠商）仍可繼續向華為供貨。儘管遭受打擊，華為2019年前三季營收仍逆勢成長近25%，並持續在全球簽下5G合約。美國半導體產業（如高通、美光）因失去華為這個大客戶而股價大跌。美光執行長甚至聯手財政部長梅努欽向商務部施壓，要求放寬限制。業者抱怨現行政策反而懲罰了留在美國製造的企業，變相鼓勵將生產線移往海外，且讓外國競爭對手漁翁得利。
在習近平透過電話與G20大阪峰會當面施壓下，急於達成貿易協議的川普再次軟化，宣稱允許美企向華為出售「不涉國安」的設備。這讓國安鷹派大為光火，認為這是重演中興案的錯誤。商務部隨後試圖透過「個案審查」來管控損害，但實際上不少美企已找到繞過禁令的方法。
到了2019年夏末，事實證明美國的出口管制對華為並未造成像對中興或福建晉華那樣的致命打擊。華為依然在5G市場攻城略地，而美國的政策反而激怒了本國產業並促使北京開發反制武器。這讓華盛頓意識到，僅靠限制美國本土企業是不夠的。就像當年對付伊朗一樣，要真正遏制華為，必須讓全球供應鏈（而不僅是美國企業）都切斷與華為的聯繫。這為後續美國升級制裁手段（如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埋下了伏筆。
第44章：「後門」與「背叛」（Chapter 44: “Backdoors” and “Betrayal”）
2019年9月，已升任副國家安全顧問的麥特·波廷格與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成員會面。波廷格試圖說服晶片高層，繼續向華為出售產品在道德上是錯誤的，這無異於在冷戰高峰期允許蘇聯KGB建立美國的通訊系統。他舉例指出華為曾利用設備中的「後門」，連續五年每晚竊取非洲聯盟總部的數據，並警告華為的5G設備可能成為癱瘓關鍵基礎設施的「終止開關」。然而，業界高層雖然同情波廷格的觀點，卻對單邊行動的效果表示懷疑。他們指出，如果歐洲國家繼續使用華為，美國企業單方面退出只會將市場拱手讓給外國競爭對手，並無法解決安全風險。面對盟友的不配合與現有法規的不足（原有的「最低含量規則」僅限制含有25%以上美國成分的產品，反而變相鼓勵企業將產線移往海外），美國商務部官員與遊說團體開始研擬一種名為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的新策略。這項規則將管轄權擴大到全球任何使用美國技術或軟體製造的產品。由於美國在晶片設計軟體與製造設備領域擁有絕對優勢（佔全球價值鏈的39%），即便是台積電等外國代工廠，若想使用美國設備，就必須停止為華為代工。這相當於科技界的「二級制裁」，迫使全球企業在華為與美國技術之間選邊站。
與此同時，美國試圖透過分享情報來說服歐洲盟友禁用華為。波廷格向德國與英國官員展示了華為在設備中植入「後門」的證據。雖然德國情報部門承認這是確鑿的證據，但德國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中國大使威脅若德國封殺華為，德國汽車業（如福斯汽車）將面臨報復，這讓梅克爾政府陷入兩難。
情況在英國尤為嚴峻。儘管波廷格親自赴倫敦遊說，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為了兌現擴大光纖寬頻覆蓋率的競選承諾，仍傾向使用價格低廉的華為設備。2020年1月，川普與強生通電話，強生拒絕全面封殺華為，僅同意將華為設備的市佔率上限設為35%。川普對此感到極度憤怒，指責這是「背叛」並摔了電話。這一事件顯示，在缺乏更強力手段的情況下，經濟利益與建設速度的考量壓倒了盟友對安全風險的擔憂，這也進一步堅定了華盛頓推動FDPR的決心。
第45章：對華為的第二槍（Chapter 45: The Second Shot at Huawei）
2020年2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罕見地與她剛彈劾過的川普站在同一陣線，嚴厲警告歐洲盟友：選擇華為就是選擇「專制而非民主」。儘管遭到現場歐洲官員質疑美國沒有提供替代方案，但這顯示華盛頓兩黨在華為問題上的高度共識。
針對「缺乏替代方案」的批評，國務院次卿Keith Krach提出了一種更具建設性的策略——「淨網計畫」（Clean Network）。與其單純禁止，不如建立一套不針對特定國家的5G安全標準（實質上排除華為），並說服各國電信商加入。這種類似於當年對付伊朗時直接遊說銀行的方式，在從需求端孤立華為。
與此同時，COVID-19疫情爆發加劇了美中對抗。北京初期掩蓋疫情、隨後囤積醫療物資，甚至在控制住國內疫情後轉向「戰狼外交」，威脅切斷對美醫療出口並制裁要求調查病毒起源的澳洲。這些舉動徹底激怒了川普政府，消除了對中國抱持幻想的最後一絲可能。
面對關稅無效、華為持續擴張以及潛在的核武通訊安全威脅（FBI調查發現華為設備可能干擾美軍核武指揮系統），司法部長比爾·巴爾（Bill Barr）在國安會議上力主升級制裁。他警告，若讓華為控制未來的互聯網，中國將掌握比美國現有制裁更強大的經濟槓桿。
在2020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正式啟動了針對華為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這項新規則禁止全球任何使用美國技術或軟體的廠商（如台積電、三星）為華為代工晶片。這相當於對華為實施了全球性的技術斷供，迫使國際企業在美國技術與華為訂單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
美中科技戰進入白熱化階段。美國不再滿足於限制本土企業，而是利用在半導體供應鏈上游的壟斷地位，將管轄權延伸至全球，徹底切斷華為獲取先進晶片的途徑。儘管這可能引發中國的報復並讓盟友為難，但在疫情與國安威脅的雙重催化下，華盛頓已決心放手一搏。
第46章：骨牌倒下（Chapter 46: The Dominoes Fall）
美國發布FDPR初期，企業律師很快發現了漏洞：規則僅適用於直接發送給華為的產品，而不包括華為的分包商。儘管商務部急於修補漏洞，但真正的決勝點在於台積電（TSMC）的態度。台積電雖然視華為為第二大客戶，但也高度依賴美國的技術與設備來維持晶圓廠運作，同時還生產著蘋果與輝達（Nvidia）的晶片。最終，台積電決定站在美國這一邊，宣布切斷與華為的聯繫，並計畫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設廠。這一決定比美國多年的外交施壓更具震撼力，直接動搖了華為生存的根基。
台積電的決定對英國產生了深遠影響。英國首相強生此前曾頂住川普的壓力，堅持允許華為參與5G建設。然而，FDPR發布後，英國官員意識到，失去了台積電等供應商，華為將被迫更換零組件，這使得英國情報機構無法再確保華為系統的安全性，原本對供應鏈的理解瞬間失效。此外，電信高層也開始擔憂，將國家數位經濟建立在一家生存前景不明的公司之上風險過高。華為自身也承認「生存」已成為關鍵詞，這種不確定性讓倫敦不得不重新評估立場。
美國經濟戰的新模式：不再僅依賴美元霸權，而是將技術領先優勢武器化。中國方面對此反應激烈，社會輿論將華為與被軟禁的孟晚舟視為民族英雄。習近平隨即提出「雙循環」戰略，承諾投入近1.5兆美元推動技術自給自足。同時，中國對英國發出嚴厲警告，駐英大使劉曉明暗示若英國排斥華為將面臨後果，試圖利用英國脫歐後對貿易夥伴的需求來施壓。
儘管面臨經濟代價，英國最終還是倒向了美國。除了技術斷供的現實考量，中國在2020年6月30日強行通過《香港國安法》，摧毀了「一國兩制」，這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許多英國人來說，香港的命運觸動了敏感神經。兩週後，強生宣布將華為完全排除在英國5G網路之外，要求電信商在2027年前拆除所有華為設備。
2020年8月，美國商務部修訂了FDPR，堵住了所有剩餘漏洞，徹底切斷了華為獲取半導體的途徑。隨後，聯發科、三星和SK海力士等亞洲晶片大廠也紛紛切斷供應。華為營收隨之在2021年上半年暴跌近30%，智慧型手機與5G設備生產陷入困境。美國官員原本擔心的骨牌效應——即各國會效仿英國最初接納華為的決定，現在發生了逆轉。隨著華為陷入掙扎，越來越多國家與電信商決定終止與華為的合約，美國的技術封鎖戰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第47章：鐵幕（Chapter 47: Iron Curtain）
2020年10月，副國家安全顧問波廷格用中文發表演說，闡述了川普政府對中政策的兩大支柱：「對等」（Reciprocity）與「坦誠」（Candor）。美國正式摒棄了過去三十年的「接觸政策」認為將中國納入全球經濟體系會促使民主化的幻想。波廷格指出，面對中國長期的經濟侵略，美國不再容忍，而是選擇反擊。儘管川普本人曾為了貿易協議而搖擺不定，且財政部一直不願配合，但到了政府後期，華盛頓已達成共識：必須遏制中國奪取數位經濟制高點的野心。
在川普任期的最後幾個月，白宮對中國科技業發動了無差別的攻擊：TikTok禁令是美國試圖利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禁止TikTok，雖然最終因法院認定該法不適用於「資訊材料」而受阻，但顯示了美國打擊中國軟體影響力的決心。
針對中國晶片製造龍頭中芯國際（SMIC），美國商務部將其列入實體清單。更關鍵的是，美國施壓荷蘭政府，成功阻止了ASML向中芯出售生產先進晶片所必需的EUV（極紫外光）曝光機。這成為扼殺中國先進製程的關鍵一擊。
政府在政權交接的看守期間，還對無人機巨頭大疆（DJI）、中國海洋石油（CNOOC）以及數十家與軍方有關聯的企業實施了投資禁令或出口管制。
過去以財政部為主導，利用美元霸權進行金融制裁；現在則由商務部領軍，利用美國在技術供應鏈（如半導體設備、軟體）的壟斷地位進行精準打擊。 歐巴馬時代的制裁是為了「改變行為」（如迫使伊朗談判），預設對方改過後會解除制裁；川普政府的制裁則不再尋求北京改變，而是將「削弱中國實力」視為最終目標，這是一種永久性的遏制與脫鉤。
過去美國擔心制裁會破壞全球化，現在川普政府則主動尋求部分脫鉤，即使全球經濟分裂。儘管美國證明了即便單邊發動經濟戰也不會導致自身經濟崩潰，但這種做法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價。川普的單邊主義激怒了歐洲盟友， 英、法、德曾試圖建立獨立支付系統（INSTEX）以繞過美國對伊朗的制裁，顯示盟友開始尋求擺脫對美元的依賴。
就在拜登即將上任前夕，儘管候任國安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公開呼籲歐洲暫緩，歐盟仍在梅克爾的推動下，執意與習近平簽署了《歐中全面投資協定》。美國雖然成功重創了華為並築起了一道防堵中國技術的「經濟鐵幕」，但由於缺乏盟友支持，美國正面臨將自己隔離在牆後的風險。
《Chokepoints -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讀後心得第五集-EP5){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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