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1929: Inside the Greatest Crash in Wall Street History—and How It Shattered a Nation》（中文翻譯：1929：華爾街史上最大崩盤內幕），這本新書是2025年10月14日剛在美國出版，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作者安德魯．羅斯．索金（Andrew Ross Sorkin） 2025 年推出的新作品。
這本書延續索金擅長的「金融驚悚」敘事風格，把 1929 年那場徹底改變美國與全球命運的災難，以極具現場感的筆觸重新呈現，這本書更像一部關於權力、心理與人性弱點的紀錄片。索金透過長達八年的研究，挖掘了許多先前未曾公開的私人信件與文件，試圖還原當時那些掌握世界經濟命運的人，在混亂中究竟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索金特別聚焦於當時華爾街巨頭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博弈。他描述了那群野心勃勃的銀行家、夢想家，以及在狂熱泡沫中迷失的投資者，如何因為過度自信與對警告信號的忽視，最終推倒了金融體系的骨牌。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索金試圖告訴我們，金融危機並非單純的經濟現象，而是由一連串的人為決策、貪婪與資訊落差所交織而成的結果。即使過了近百年，科技與制度進步了，人類對金錢的渴望與對風險的盲目，依然是總體經濟成長中不變的變數。
這本書總共有42個章節，用時間當標題，一開始從1929年的2月1日開始，結束於1933年的6月1日。
February 1, 1929(1929年2月1日）
故事一開始焦點放在 Thomas Lamont 身上。1929 年 2 月 1 日，他以 J.P. Morgan & Co. 經營者的身分，搭乘豪華郵輪 Aquitania 前往巴黎，名義上是處理德國戰後賠款這個全球經濟的核心難題。反映當時 1920 年代的權力結構已經出現轉移，外交與地緣政治不再完全由政府主導，而是落到華爾街銀行家與資本手中。商業已經壓過政治，銀行家成為實質上的國際調停者。
Lamont 的背景、性格與地位也是這一章節的重點，目的不只是人物介紹，而是建立他「站在時代巔峰」的狀態。他出身清寒，靠能力與手腕躍升為摩根體系的核心人物，自信、圓融、擅長與媒體互動，相信信用與金融工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深信分期付款、槓桿與資本結構設計，能把任何「今天負擔不起的問題」推遲到未來處理。這種對金融魔法的信念，正是 1929 年前夕華爾街的集體心理。
報紙一致看好 1929 年，美國經濟被描述為財富充沛、銀行體系健全、生產與消費同步擴張。股市一年內暴漲六成，道瓊指數站在歷史高點。Lamont 的兒子成為摩根合夥人，合夥人年收入動輒百萬美元，整個金融菁英圈瀰漫著「繁榮會自我延續」的信念。
摩根體系自身行為已經悄悄變質，Lamont 與合夥人開始大量參與高槓桿的投資信託與控股公司操作，例如 Alleghany Corporation。這些結構表面上看起來像分散投資，實際上是層層疊加的槓桿。摩根內部人士能用遠低於市價的價格取得股份，再轉介給政商名流，形成權力、人脈與資本交織的封閉循環。投資人買的不是資產，而是「摩根」這個名聲。
Lamont 在登船時感覺自己站在人生與事業巔峰，認為這趟旅程與 1929 年將「鞏固他的歷史地位」。但這正是大崩盤前夕。過度自信、金融創新失控、槓桿被合理化、菁英互相背書，所有危機前的典型徵兆都已經齊備，只差最後一個觸發點。
這章節是用 Thomas Lamont 的視角，完整捕捉 1929 年之前華爾街的權力感、樂觀感與盲點，為即將到來的金融災難鋪下極其關鍵的心理與制度背景。
February 14, 1929(1929年2月14日）
這一段的主軸，是把 1929 年股市泡沫背後的「信用戰爭」寫得很具體，FED 看到槓桿失控、想踩剎車，華爾街靠信用把散戶與中產推進市場、死也不想讓剎車踩下去，而 Charles Mitchell 正是站在衝突核心的人。
查爾斯·埃德溫·米切爾 （1877 年 10 月 6 日 - 1955 年 12 月 14 日）是關鍵角色，他是美國銀行家，他的證券政策助長投機行為 ，最終導致 1929 年的股市崩盤 。在他領導下的第一國民城市銀行（現為花旗銀行 ）的爭議性活動是促成《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通過的主要因素。
前半段先用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堡壘」意象開場，強調 FED 雖然年輕，但對市場的陰影很大。制度設計上看似分權（12 家地區聯邦準備銀行＋華府理事會），實際運作卻是紐約 FED 因為貼著華爾街而幾乎主導全局。Mitchell 被任命進紐約 FED 董事會，被寫成他社會地位登頂的象徵，但同時也埋下矛盾：前任紐約 FED 經營者 Benjamin Strong 想把 Mitchell 拉進來，某種程度是「把敵人收編」，希望他進了董事會就別再對外放話，甚至擔心他利用內部資訊替自己銀行謀利，典型的利益衝突問題。
中段開始進入真正的衝突點1929 年 2 月初，華府那邊丟出「反投機」訊號，勸各地 FED 別把信用導向融資買股票，特別是保證金（margin）買股。Mitchell 立刻炸鍋，因為保證金擴張正是他推動出來的市場動能之一，透過 National City Bank 與旗下券商，把借錢買股變成更普及的「大眾化產品」，連 10% 自備款都能進場，結果保證金貸款從十年前的 10 億美元膨到接近 60 億美元，泡沫疑慮同步升高。FED 的道德勸說（moral suasion）一出，市場立刻反應，股價下挫、隔夜拆款／call money 利率飆升，英格蘭銀行還為了阻止資金流向華爾街而升息，顯示投機熱已經是跨國資金現象。
2 月 14 日紐約 FED 內部會議的攻防，紐約董事會多數偏華爾街立場，想升貼現率到 6% 來「溫和降溫」，甚至有人用「寧可從十樓掉下來，也別之後從二十樓摔」這種話來形容提早處理泡沫。但華府理事會否決，擔心升息傷到實體經濟，又不一定能戳破投機。最後對外發言只剩一句「沒什麼可說」，而 Mitchell 因為先前被要求噤聲，滿肚子火卻不能講，形象上從 “Sunshine Charlie” 變成罕見的陰沉。
後半段補了 Mitchell 這個人的「魅力與危險」，他把投資包裝成像買家電一樣的消費行為，主張銀行業不該神祕化，應該像零售一樣把金融商品賣給一般人。他用槓桿算出驚人的報酬，強化全民進場的誘因。同時也揭露他的強勢、好勝、風險偏好與操作手法，包括用激進銷售推國外高風險債、甚至把自家銀行股票從交易所下市改到場外市場，讓買賣更依賴銀行通路與話術，股價一路飆到近乎「現象級」，既誘人又讓人不安。
最後兩天後的 2 月 16 日市場急跌，把緊張感拉到下一段，週六半天盤竟然出現恐慌式拋售，call money 利率衝到 20%，媒體直接把局勢寫成「信用攤牌」。
call money 是極短期、可隨時被要求償還的資金借貸，中文常翻成「同業隔夜拆款」或「即期拆款」，在 1920 年代的華爾街，它是撐起整個投機市場的關鍵血液。
在當時的實務運作中，call money 通常是銀行或大型資金提供者，把錢借給券商或投資人，用來融資買股票。借款人用手上的股票或債券當擔保，利率每天重設，而且最大的特點在於「call」這個字：放款人隨時可以要求還錢，不需要事先通知，也沒有固定到期日。
這種資金為什麼重要，因為保證金交易幾乎完全依賴它。投資人只要出一小部分自備款，其餘就靠 call money 借來買股。只要股價上漲、利率穩定，整個系統就能順暢運轉；但一旦利率上升或資金被「call 回」，借款人就必須立刻補錢或賣股還債。
所以當你在這一段看到 call money 利率從幾個百分點，突然衝到 10%、甚至 20%，那代表一件事：市場的安全繩正在被收緊。高利率代表資金開始恐慌、供應者要求更高報酬，也代表投機者的成本暴增。一旦撐不住，就會被迫拋售股票，形成連鎖下跌。
Mitchell 把這一切歸咎於 FED 的反投機立場與政治人物對華爾街的攻擊（例如 Carter Glass 把交易說成賭博），並且準備採取行動反制。
February 16, 1929(1929年2月16日）
這一段的重點，是在描寫「市場快要失速」的當下，華爾街與投機巨鱷開始把矛頭對準 FED，甚至準備直接去影響即將上任的總統 Hoover，試圖把政策方向扳回來，讓信用繼續供應、讓行情不要崩。
故事開頭用一通週六下午的電話，National City Bank 的經營者 Charles Mitchell 打給投機圈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William Crapo Durant。背景是道瓊在兩天內又跌 3.5%，市場已經連續搖晃好幾週，兩人都把原因歸咎於 FED 的「反投機」立場，覺得華府經濟學家不懂市場，正在親手製造崩盤。
威廉·克拉波·杜蘭特（William Crapo Durant ，1861 年 12 月 8 日－1947 年 3 月 18 日）是一位美國商人。身為美國汽車工業的先驅人物，他是通用汽車的創始人，也是雪佛蘭的共同創辦人。他創造了一個獨特的體系，一家公司旗下擁有多個品牌，每個品牌看似獨立，擁有不同的汽車產品線，但都隸屬於一個統一的控股公司。他還創辦了富及第（Frigidaire） 公司。
Mitchell 想找的是「能在華盛頓說得上話的人」，因為他在媒體與華爾街有資源，但在政治圈的槓桿有限；而政權又正好要交接，Coolidge 時代的放任即將結束，Hoover 三月初上任在即，市場對新政府的不確定感升高，讓這通電話更像是危機下的結盟動員。
中段花很長篇幅回頭介紹 Durant，目的在凸顯他為什麼是 Mitchell 想拉進來的角色，他是汽車產業的傳奇，也是股市投機的「王者」。他不是一般投資人，他靠巨大資金與技巧做局，擅長用拉抬股價、引誘放空、再用資金把空頭逼到投降的方式「擠空」，同時也活在當時最流行的 stock pool 操作裡，一群大戶偷偷吸貨、再透過內線交易員用對敲把價格做上去，吸引散戶追進來，最後在高檔出貨。重點不只在他個人，而在作者直接點破：這些行為雖然卑劣、具欺騙性，但當時往往不違法，連 National City 與 J.P. Morgan 這些大機構也參與。權力圈靠規則縫隙賺錢，散戶被吸進來成為燃料，這正是泡沫體系的運作方式。
最後一段把壓力再拉高，call money 兩天跳升 3.5%，利率已到 10% 這種「很難撐」的水準，股價開始踉蹌。Mitchell 的策略很清楚，既然 FED 不聽、華府又在道德勸說打壓信用，那就去找即將上任的 Hoover，警告他 FED 正在「殺掉下金蛋的鵝」，要求改弦易轍。Durant 回答他有機會接觸 Hoover，願意出手。
這一章故事從「政策與市場的衝突」推進到「政治游說與權力結盟」，當信用收縮開始威脅行情，華爾街不是先收手，而是要找更高的權力把剎車鬆開，讓這台槓桿機器繼續跑。
March 4, 1929(1929年3月4日）
在極度繁榮與市場緊繃並存的時刻，Hoover 上任，政治正式接手一個已經被信用與投機推到高壓狀態的經濟體系，但他選擇暫時不去觸碰最敏感的問題。整段先把舞台拉到 1929 年 3 月 4 日清晨，Herbert Hoover 在就職日醒來時，外界對他幾乎是一面倒的樂觀。媒體盛讚、股市反彈，道瓊指數在 2 月短暫動盪後又站回高點，甚至出現所謂「Hoover Boom」。這裡的關鍵不在於 Hoover 自己多樂觀，而在於市場選擇相信他，即便華爾街其實對他「工程師式管理經濟」的思維心存戒心。
Hoover 與華爾街之間那種表面和解、內心不安的關係。為了安撫資本圈，他決定留任財政部長 Andrew Mellon。Mellon 是 1920 年代美國商業利益最強而有力的政治代理人，主張低稅、放任市場、政府不干預投機。他的續任，等於向華爾街釋放明確訊號，新政府不會立刻對市場動刀。這對正在緊張觀望 FED 與白宮態度的金融圈，具有穩定效果。
Hoover 與 Mellon、與前總統 Calvin Coolidge 之間，其實存在深層裂痕。Coolidge 式的極端不作為，即將退場；Hoover 是有想法、有行動慾望的領導者，卻被視為「拿著鉛筆與筆記本想管國家」的工程師。Coolidge 私下甚至對他充滿不耐，權力交接並不代表方向一致。
就職典禮本身的描寫，刻意拉出一種對比。典禮規模盛大、第一次全球同步廣播、群眾歡呼、雨中宣誓，Hoover 以冷靜、克制、缺乏激情的語調，向六千多萬聽眾傳達信心與秩序。他談禁酒、和平、農業、關稅，描繪一個「前途光明、制度成熟、成果穩固」的美國，但刻意完全不提股市、不提投機、不提信用風險。
當市場已經被保證金與 call money 推到高槓桿狀態，FED 與華爾街正處於拉鋸，政治領導人上任的第一天，選擇的是安撫與延後，而非介入與衝突。對市場來說，這等於一次默許；對歷史讀者來說，這是一個極度諷刺的畫面。
這一章在寫 1929 年 3 月 26 日那種「差一點就翻桌」的市場瞬，成交量爆炸、報價機跟不上、保證金追繳像連鎖反應一樣擴散，然後 Mitchell 站出來，用 National City Bank 的信用直接把市場撐住，硬生生把恐慌扭回「希望」，但也因此把自己推到政治與監管的準心上。
當天的市場背景很清楚。Hoover 就職後，道瓊已經回跌，市場本來就不穩，偏偏 FED 又在討論要不要升息，氣氛更緊。早盤大量拋售讓報價機落後，交易量衝破八百萬股，市場像地震。銀行提高對券商放款利率，券商立刻對客戶發電報追繳保證金，威脅不補錢就強制平倉。這裡的核心機制就是「槓桿」，價格跌一點點，保證金不足，迫賣就會把價格再往下砸，形成自我加速的下跌。
一個很關鍵的指標是 call money。call rate 從 15% 跳到 17%、再衝到 20%。call money 可以理解成華爾街最核心的「隔夜資金」，用來支撐券商的融資與保證金部位，當它飆到 20%，等於市場在喊「錢突然變得很難借、而且貴到不合理」。資金一緊，槓桿鏈條就開始斷，股價像骨牌倒。文中舉例 GE 跌、Anaconda Copper 大跌，都是這種資金壓力的即時反應。
Mitchell 的轉折點在於，他不再期待 FED 用政策穩市場，改用自己銀行的力量硬扛。他跟紐約 FED 總裁 George Harrison 通話，講明 National City 願意「積極放款」去救火。Harrison 私下給他一個保證：在恐慌時刻，FED 不會用「拒絕合格票據」的方式卡他，National City 需要資金時，FED 也會繼續供應。這段很重要，因為它讓 Mitchell 的行動有後盾：他放款救市場，背後有中央銀行的流動性支援，至少短期內不會被掐斷。
接著是本章最戲劇化的一幕，謠言開始在市場傳「大銀行出手了」，賣壓突然轉弱、買盤回來，恐慌情緒回彈。記者 Elliott V. Bell 苦等到晚上終於見到 Mitchell，Mitchell 乾脆把策略公開，對外放話，National City 的責任高於任何 FED 的警告，必要時會提供資金，「不會站著看見錢在市場上變成再高利率也借不到」。這句話一上報，等於把「市場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從 FED 手上搶到自己身上。結果立竿見影，恐慌退潮，call money 從 20% 掉回 15%。
華盛頓 FED 表面沉默，私下暴怒，因為 Mitchell 這段訪談等於把他們的「道德勸說」整個打穿，還讓投機重新活過來。更麻煩的是，他把自己塑造成英雄，其他銀行覺得他搶功、破壞「銀行圈對局勢的集體控制」。於是華盛頓開始討論要不要把他從紐約 FED 董事席位拔掉，至少先寫信逼他解釋「是否被正確引用」。
最後這章點名 Carter Glass，這是參議院銀行與貨幣委員會的重量級人物。Mitchell 這次在投機風暴中公開放款救市，Glass 會記一輩子，後面會變成政治追殺的火種。
March 29, 1929(1929年3月29日）
秘密併購案走漏風聲後RCA 股價被「故事＋內線操作」雙重推高；同一時間，Mitchell 前幾天出手救市的餘波，引爆參議員 Glass 的政治攻擊，讓華爾街的投機、媒體與監管衝突在 1929 年 3 月底正面撞在一起。
開頭「The news had leaked」說的是湯瑪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人在義大利佛羅倫斯（Florence）郊外的 Villa Baroncino，剛到飯店就收到紐約急電，他從 2 月起在郵輪 Aquitania 上開始談、一路壓著不讓外界知道的超大型交易，被《New York Herald Tribune》挖到風聲，還被《New York Times》用頭版標題直接寫出「Radio Subsidiary Sold for $100,000,000」。對這種跨洲、牽涉多家公司與政治風險的案子來說，「提早曝光」本身就可能讓交易直接翻車，價格先被炒上去、反對者先集結、法規問題先被放大。
為什麼偏偏是 RCA？
RCA（當時市場暱稱 “Radio”）是 1920 年代最迷人的明星股，因為它代表新世界，家家戶戶開始買收音機、廣告帶動商業電台、全美電台數量暴增，甚至總統就職演說也靠廣播傳出去。RCA 的股價從 1921 年的 1.5 美元附近一路飆到 1928 年的 85.5 美元，市場把它當成未來的入口，連電視這種還沒真正商業化的想像都能算進估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只要傳出可能有大併購，股價就會被情緒再推一段。
中段真正狠的地方，是一個你會很熟的結構，股價上漲不一定來自基本面，常常來自「設計好的價格行為」。文中出場的麥可·米漢（Michael Meehan）是 RCA 在紐約證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 specialist（專門撮合這檔股票買賣、提供流動性、維持交易秩序的人）。理論上是秩序的管理者，實務上卻握有很強的槓桿去影響價格。
米漢把計畫寫成「Private and Confidential」文件，直接告訴金主只要資金夠，他可以把股價往上推；他與另外兩個老練的 pool 操盤手班·史密斯（Ben Smith）、湯姆·布拉格（Tom Bragg）抽成獲利的 10%。
這裡你會看到 1920 年代的經典玩法先募集資金（文中寫到 68 位參與者，總資金 12,683,000 美元，連威廉·杜蘭特（William Crapo Durant）、華特·克萊斯勒（Walter Chrysler）都出錢），再透過媒體放風向（例如《New York Daily News》那種會收「貢獻」的專欄），最後用 “paint the tape” 在盤面上自買自賣、把成交做得很熱鬧，讓散戶看到量價很強就追進來。
等追的人夠多了，操盤手 “pulled the plug” 把貨倒給市場。結果一週多就賺走 4,924,078.68 美元的淨利，杜蘭特 40 萬美元投入拿到 145,855.39 美元回報。
最刺眼的一句話是，整件事完全「符合」紐約證交所規則。道德上很髒，法規上卻未必能直接處理。
拉蒙特人在義大利，團隊也很分散，歐文·楊（Owen D. Young）在英國倫敦（London），拉蒙特在佛羅倫斯（Florence），J.P. Morgan 又要去義大利威尼斯（Venice），辦公室回電說「要等到下週大家回到巴黎（Paris）才動得了」。
就在這個「決策真空」的時刻，《New York Times》頭版同時放了兩條新聞：一條是「Glass 痛罵 Mitchell」，也就是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因為 Mitchell 和杜蘭特一派反對升息、又讓 National City Bank 出手支撐市場而暴怒。
另一條是歐洲戰後賠款談判卡死，楊與拉蒙特對德國央行總裁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施壓，要他趕快提出條件。作者刻意把它們排在同一個版面上，意思很明白：金融市場的投機狂熱、華府的政治壓力、以及歐洲的債務與賠款問題，其實都在同一個時間點互相牽動。
April 8, 1929(1929年4月8日）
這一章在寫杜蘭特（William Crapo Durant）跑去白宮見胡佛（Herbert Hoover）的「密會」，以及當時美國社會對FED 要不要踩煞車、銀行要不要繼續放貸給投機的全面內戰。
開頭用「他怕被人看到」鋪陳他的心態，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政治上很敏感、形象上也不宜曝光的事。於是他低調搭火車到華盛頓（Washington, D.C.），住在卡爾頓飯店（Carlton Hotel），連司機都不用，改坐計程車去賓州車站（Penn Station），把行程藏得像地下作業。作者用這種細節在暗示，杜蘭特不是去社交，他是去「施壓」。
他為什麼要去？因為他把 FED「收緊券商放款與證券信用」視為真正風險來源，覺得這會把股市榨乾，最後連實體經濟一起被拖下水。你前面看到的 call money、broker loans、margin debt，這裡全部收束成他的核心主張，信用是繁榮的底層燃料，FED 一旦把燃料閥關小，繁榮就會熄火。他還把參議員格拉斯（Carter Glass）對米契爾（Charles Mitchell）的抨擊當成「威脅繁榮」的政治攻勢，甚至接近叛國那種語氣，因為在他眼中，股市與新科技（收音機、航空、消費品）正在改善大眾生活，投機也被他包進美國夢的敘事。
挺米契爾的人，像羅伯特·歐文（Robert L. Owen）會說：你想停投機，只有把交易所關掉，但那比疾病更糟；而且投機從來沒有被國會或法院認定違反公共政策，甚至最高法院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相關案件也承認投機是必要且不可避免。還有人直接嗆Glass應該辭職。
反對米契爾的人，像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與鄧肯·佛萊徹（Duncan Fletcher），焦點是投機把資金從農業與中西部抽走，讓地方借錢成本變高；米契爾身為 FED 體系的人卻在鼓勵投機，應該被處分，FED 有權把他拔掉。這一派的道德語氣更強，講的是金融秩序與公共利益。
然後作者把重量級人物搬出來：華寶（Paul M. Warburg）。他是建立 FED 的關鍵人物之一，講話自帶權威。他的批評很狠：FED 沒有及時有效地「反轉引擎」，放任「無節制投機的狂歡」，銀行體系像沒有舵的船，領航員失去控制。連體制設計者都在說「你們這群操盤的人把方向盤弄丟了」。
同時，《New York Times》的財經編輯諾伊斯（Alexander D. Noyes）又反過來指責華寶在砸美國繁榮的場，先引發恐慌，後引發憤怒，等市場又漲回去，大家就用傲慢的輕蔑回敬他。這很像泡沫時期的典型反應：警告者先被當掃興的人，等價格重新上去，就被當笑話。
最後回到白宮那一幕，作者寫得像諜報劇，但實際上是一場信用派 vs. 自律派的正面衝突。
杜蘭特刻意不預約，晚上 9:30 穿得筆挺，趁白宮看起來在辦宴會時混進去，守衛以為他是晚到賓客就放行。他自報姓名要見總統，管家一開始傻掉，因為名單上人都到齊了。杜蘭特說必須保密，這個說法反而讓他被帶進等候室，胡佛親自出現。
杜蘭特的說法很直接：大災難快來了，請你叫 FED 停手，放鬆對券商放款與證券信用的壓制。
胡佛不買單，胡佛是「工程師腦」，他認為股價可能會回到比較理性的水準，會跌，但不至於金融浩劫。他想去聯絡交易所副總裁惠特尼（Richard Whitney），但他的態度是「制度自己管自己」，交易所有章程、有權約束會員、防止操縱，不需要白宮下命令。
杜蘭特把「繁榮靠信用」講到近乎哀求，胡佛把「自律、分權、制度內治理」擺在前面。杜蘭特離開前那句「It’s up to you now」等於把責任丟到胡佛手上，也替後面故事埋伏筆：如果真的出事，誰該背鍋，這句話會回來。
April 12, 1929（1929年4月12日）
這一章在塑造一個新的「主角級反派／對手」：拉斯科布（John Raskob）。他的主線不是 FED，而是政治與媒體操作。
約翰·雅各布·拉斯科布， KCSG （1879 年 3 月 19 日 - 1950 年 10 月 15 日）是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財務主管和商人，也是帝國大廈的建造者。 他在 1928 年至 1932 年擔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並且是 Alfred E. Smith's斯競選美國總統的關鍵支持者。
開頭用卡爾頓大樓（Carlton House）那種極盡奢華的場景，來凸顯他的權力感：四個按鈕就能叫不同僕人，晚宴要請民主黨頂層人物，包括史密斯（Al Smith）、羅賓森（Joseph Robinson）等參議員。作者把這場飯局直接寫成「反胡佛宴」（Anti-Hoover Banquet），重點是拉斯科布要宣示他不會因為史密斯大敗就退場，他要加碼，拿自己的財富當武器，替民主黨打造一台四年不停火的反對機器，目標清楚到粗暴：把胡佛（Herbert Hoover）打成一任總統，1932 把民主黨送回白宮。
更陰的一層是他腦中那個「未決定要不要做」的想法：用對的人、透過中間人，在全國各地媒體做一場隱蔽的抹黑節奏，像滴灌一樣慢慢腐蝕胡佛形象。作者這裡其實在講現代人很熟的套路：政治攻防不只靠演說與政策，還靠媒體供給的敘事，差別只在那個年代用電報、報紙與人脈網路在跑。
作者把拉斯科布的「全能感」堆到誇張：他同時是企業董事、政治操盤手、內線圈的投機玩家、天主教組織的重要人物，還有十三個孩子。這種描寫用意是讓你理解，他不是單純有錢人，他是把錢、關係、名聲、資訊與組織力全都握在手上的那種人，擅長把想像翻成數字，再說服別人「夢能成真」。
他的履歷也很精準地服務這個角色設定：沒上大學，從週薪 5 美元的速記員起家，進入杜邦（DuPont）體系，做到財務總管，靠杜邦家族背書推動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的控制權操作。然後他又把財富丟進股市，用股市賺到比企業世界更多的錢。
作者特別補一刀他剛靠前面那個米漢（Michael Meehan）的 RCA 操作團，短短一個月前就賺了 291,710.86 美元。這句其實在告訴你，他不是旁觀者，他是那個年代投機機器的受益者之一，所以他對風險、槓桿、甚至市場操縱的道德感非常淡，他相信的是資本主義與冒險本身。
也因為他習慣「不輸」，史密斯輸給胡佛成了他人生第一次重大公開挫敗，他的反擊就帶著報復性。作者放了他選前的豪語「我從來沒跟失敗的事業扯上關係」，用來對照選後他要「帶著復仇回來」的心態。
後半段講他怎麼闖進民主黨核心。關鍵點有兩個。
第一，他跟史密斯在 1926 因為同是天主教徒、都反禁酒令（Prohibition）而結盟，並把「反禁酒」當作翻盤共和黨的槓桿。但作者也提醒，這個議題在大城市有效，在農村與南方反而是票房毒藥，這埋下史密斯選戰策略失準的伏筆。
第二，他用最資本市場的方式建立忠誠：送史密斯一千股 RCA、價值超過十萬美元，而且是在股價噴出前送。這不是禮物，這是把人情變成資產、把人情債變成政治控制權。史密斯因此頂著幕僚反對，讓他當競選主席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主席。你可以把這段看成「企業併購思維套進政黨」：先投資、再取得席位、再接管資金流與決策。
但政治跟商場不同，作者用幾段讓你看到拉斯科布的挫折，媒體不再奉承他，他第一次開記者會就被農業政策等問題逼到失語，《New York Times》還當面教訓他「要讓候選人自己講」。同時他也被黨內與政壇討厭，連未來勞工部長珀金斯（Frances Perkins）都說他難搞，甚至出現「Raskobism」這種帶刺的詞。
再來是他與 GM 的撕裂。他沒先告知 GM 管理層自己要當 DNC 主席，惹怒史隆（Alfred Sloan）。最後董事會投票讓他留在董事會，但拔掉他的 GM 財務主席職位。他為了維持生活與政治戰線，賣出約 2,000 萬美元的 GM 股票。這裡很關鍵，他的政治不是靠薪水在玩，他靠賣股票、用資產負債表在玩。
最後一段回到那場晚宴前的真正難題，民主黨欠了 130 萬美元的債，最大債權人是郡信託公司（County Trust Company），由他朋友里爾丹（James J. Riordan）經營。拉斯科布接下來要做的事很像「追繳認購款」，當初幫忙背書的有錢朋友，現在要他們履行保證、掏錢還債。
巴魯克（Bernard Baruch）寫信勸他收手，說你會傷人又傷黨，而且你自己明明有錢能一口氣扛下來。拉斯科布卻把它視為原則問題，你們簽了名就要認帳，何況股市天天漲，你們比以前更有錢，付得起。
拉斯科布要把民主黨「公司化」，全年募款、把總部搬到華盛頓（Washington, D.C.）、打造一台好戰的反對機器。只要先把那 130 萬美元的債清掉，他就能坐穩 DNC，然後用金錢、組織與可能的媒體暗線，對胡佛展開長達四年的消耗戰。
《1929: Inside the Greatest Crash in Wall Street History—and How It Shattered a Nation》讀後心得第一集-EP1){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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