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April 14, 1929(1929年4月14日)
這一章是在講杜蘭特（William Crapo Durant）把戰場從白宮搬到「廣播」，用輿論去逼 FED（Federal Reserve Board）與華府政治人物讓步，同時也把反擊他的人（尤其卡特・葛拉斯，Carter Glass）推向更激進的監管與稅制武器。
4/14 晚上，杜蘭特跑到紐約史坦威音樂廳（Steinway Hall）頂樓的 WABC 播音室，買了 15 分鐘時段，透過 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的龐大覆蓋去開砲。他的說法很直白：在最繁榮的時候，FED 用粗糙、戲劇化的方式製造恐慌，讓美國人民損失幾億美元。
他還拿出自己做的民調當作民意背書：透過商會系統問 500 位工業領袖，回覆 463 份，其中 451 反對 FED 限縮信用、要求銀行歧視股票抵押品，只剩 12 份支持；他把這包裝成近乎一致的反對聲浪。
杜蘭特的核心論點是，股市繁榮帶來股東大增、帶動企業融資與經濟擴張；你 FED 公告說「連很多跟政府公債一樣穩的證券」都不能當銀行抵押品，等於掐住企業與整體經濟的血液。他甚至把 3/26 那次暴跌定性成FED 授權、批准並造成的恐慌，形容 FED 下達「清算、償還貸款」的命令，然後坐視破壞發生；最後是米契爾（Charles Mitchell）用國民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的放款承諾才止血，卻還被葛拉斯用近乎「逐出教門」的方式威脅。杜蘭特那句「如果說我是多頭領袖，我是看多美利堅合眾國，我認罪」就是把投機立場包成愛國宣言。
作者在這裡補了一個很諷刺的收尾，隔天《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把他的演說放上頭版，他也寄稿本給胡佛（Herbert Hoover），看起來像要死磕到底；但五天後他就跟太太坐頭等艙去歐洲度假六週。這句其實在描寫杜蘭特的性格：當下很像救世主，轉眼就被新玩具吸走注意力。
後半段切到華府視角，告訴你這種「逼宮」在政治人物眼中更像挑釁。密西根州參議員庫曾斯（James Couzens）直接說杜蘭特批評 FED 純粹自私，因為他靠投機致富。庫曾斯本身也很有錢（曾是福特夥伴），但他討厭華爾街，覺得 FED 早就該阻止資金流向券商貸款用來「賭」股市。葛拉斯也補刀，說杜蘭特把一堆無辜的業餘賭徒引進市場，並宣稱「賭徒已經掌控紐約的貨幣市場」。
最重要的是，這段開始鋪陳葛拉斯的下一步，如果 FED 不肯強硬，他要用國會立法做。剛好同一時間在推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bill）。葛拉斯痛罵法案是「經濟瘋狂」，尤其反感草案裡為了安撫華爾街而設計的金融穩定條款，例如授權財政部在信用緊縮時最多發行 100 億美元的短期借款與國庫券，因為他認為那會變成華爾街投機資金的後門。
所以他準備一個更狠的工具：找時機在關稅法案塞進修正案，對「持股未滿 60 天的股票移轉」課 5% 稅，直接打短線投機。這裡你可以把它看成同一條主線的延伸：一邊是市場派用 call money、券商貸款與銀行放款撐住槓桿；另一邊是政治派用利率、規範失效後改用「交易稅」來掐投機的頻率與誘因。
May 7, 1929(1929年5月7日)
這一章其實在交織兩條線，而且兩條線放在一起看，會讓人有一種「歷史正在自己加速」的感覺。
第一條線是約翰・拉斯科布（John Raskob）的「金融創新」。1929 年 5 月初，他終於進駐 230 Park Avenue 的新辦公室，政治上，他正一邊清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的債務、一邊籌畫反胡佛的長期戰線；但在這一天，他真正被媒體點燃的，是另一個更具爆炸性的構想：讓「一般上班族」用槓桿進入股市。
拉斯科布對記者描繪的 Equities Security Company，本質上是一個非常早期、也非常激進的「投資組合＋分期付款＋融資放大」模型。概念很簡單：你只有 200 美元，也可以買 500 美元的股票，差額由關係企業放款，股票本身當抵押，再用每月小額分期慢慢還。這個說法對 1920 年代的美國人極具吸引力，因為拉斯科布本人正是「分期付款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通用汽車（GM）體系裡，親手把分期購車變成推動消費的引擎。
他的語言也非常具有時代特徵。他把負債描述成一種品格訓練，說「欠債的人更有紀律、更幸福」，而不是風險來源；他把股市形容成「史上最強的財富機器」，而小資族被排除在外才是不公平。他甚至明確指出，否則這些人只能去買公債，或被詐騙集團騙去投資野貓油井。站在當時的角度，這套說法並不是邊緣論點，而是極具說服力的主流進步敘事。
但作者刻意點出一個關鍵矛盾。拉斯科布嘴上鼓吹民主化投資，心裡卻清楚知道市場已經開始「起泡」。道瓊短短一個月又漲了近 9%，他甚至坦承「也許一年後會便宜 20%」，只是他不能、也不敢公開說市場過熱，因為他本人的曝險太深。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 1929 年心態：知道危險存在，但仍然相信自己能在最後一刻踩煞車。
第二條線則完全轉向政治，而且比金融那條線更陰暗。拉斯科布終於找到他要的那個人：查理・米歇爾森（Charley Michelson）。這一段幾乎像在寫反派起源故事。米歇爾森不是政策幕僚，也不是溫和的宣傳官，他是典型的「赫斯特體系」記者，擅長製造衝突、煽動情緒、操控敘事。他的工作不是說服，而是攻擊，不是澄清，而是放火。
重點不在他寫過什麼，而在他「怎麼寫」。他熟悉新聞圈的運作，知道哪些字眼會被轉載、哪些說法會逼迫政敵回應、哪些暗示可以在不完全捏造事實的情況下，讓對方看起來像反派。拉斯科布刻意與他保持距離，只出錢、不下指令，等於為自己保留政治上的否認空間；而米歇爾森也不需要指示，他知道目標就是把胡佛描寫成道貌岸然、冷漠、與繁榮脫節的象徵。
把這兩條線放在一起，其實就是本章真正的訊息，在 1929 年春天，美國同時在做兩件高度危險的事。一邊用金融創新，把更多人、更高槓桿推進股市；另一邊用政治宣傳，把對制度的質疑轉化成敵我對立。市場與政治都在加速，而且彼此強化。
從後視鏡看，這一章幾乎是警示牌。當「讓全民用槓桿致富」成為道德敘事，當「操控輿論」被視為正當政治工具，系統已經不再只是承擔風險，而是在主動放大風險。1929 年還沒崩，但這一頁，已經能聞到火藥味了。
June 4, 1929（1929年6月4日）
這一章的核心張力很漂亮：表面上是「外交勝利」，但作者其實在寫「華爾街如何一邊當世界仲裁者、一邊偷偷替自己撤退」。
6 月 4 日夜裡，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在巴黎麗茲（Ritz, Paris）的套房日記寫下「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結束了」。這句話有兩層重量。第一層是修復戰後歐洲秩序的任務終於收尾。第二層更關鍵：這種國際談判把人磨到幾乎崩潰，連摩根家族的傑克・摩根（Jack Morgan）都直接躲去地中海，把爛攤子丟給拉蒙特、歐文・楊（Owen Young）等人。
協議被叫做「楊計畫」（Young Plan），這本身就點出美國金融家的地位：選民投出來的政治人物談不攏，反而是金融圈的「專家」把支付方案設計出來，還能讓它成為國際共識。作者用一句話把這個現象釘死：銀行家幾乎成了外交官。安排是把約 90 億美元的賠款拉長到 59 年，長到近乎荒謬，卻也只有這種長度，德國年度負擔才可能在政治上勉強過關。這裡也提醒讀者，德國前幾年才剛經歷惡性通膨，歐洲因為賠款執行而反覆爆雷，所以「能付」和「願付」之間一直是死結。
中段作者把戲劇性押在一個意想不到的人身上：大衛・薩諾夫（David Sarnoff）。他是 RCA 的核心經營者之一，原本在談判團隊裡偏向「行政幕僚」，卻被拉進關鍵談判，甚至最後變成主談判者。原因也寫得很合理：他之前沒捲入那些激烈爭吵，德國代表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對他沒有舊怨；再加上薩諾夫擅長抓重點、整理資料、把複雜局勢縮成可執行方案，所以楊和拉蒙特決定讓他直接去「處理」沙赫特。
兩人第一次單獨會面就談了 18 小時，這個數字在敘事上非常有效，因為它讓讀者立刻感到：真正的突破往往不在會議桌上，不在正式議程裡，而在耗到極限的私人拉鋸。作者還用一段「偏見對話」讓兩人關係更立體。沙赫特因為被法國央行總裁施壓而遭老友取消家宴，氣到發抖，抱怨十年後依然無法被正常對待。薩諾夫先安撫，再用一句近乎冷幽默的話扭轉局面：你在偏見這件事上還是新手，我有兩千年的經驗。這句話把他的身分、他的歷史感、也把談判心理的主導權一次拿回來。後面又加了一個反轉：沙赫特居然會說希伯來語，甚至能背誦《創世記》，而且博士論文是研究希伯來語。作者用這些細節把「互相尊重」寫成談判潤滑劑，讓最後能簽字不顯得突兀。
簽完那一刻的「摩根許願」段落，表面像趣聞，其實是在刻畫權力結構。傑克・摩根承諾薩諾夫想要什麼都給，薩諾夫卻只要一支白色海泡石煙斗。這個選擇把薩諾夫塑造成懂分寸的人：他知道自己可以開天價，但他要的是象徵，是被摩根家族正式承認的「同桌資格」，而不是錢。
最後一段才是這章真正的伏筆。外界在歡呼，甚至紐約市長吉米・沃克（Jimmy Walker）想幫他們辦百老匯彩帶遊行，拉蒙特卻拒絕，理由很冷靜：會讓海外觀感很差，也顯得自我膨脹。更重要的是，他轉頭去看市場，而且開始做一件和「勝利者姿態」完全相反的事：他私下要求兒子把好幾筆持股賣掉，包含 Chase National Bank、General Foods、Humble Oil 等等，規模約 400 萬美元，還補一句幾乎像交易員筆記的話，要留足現金，現金是好資產。
所以這章讀起來，情緒上是凱旋，結構上卻是撤退。拉蒙特一邊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被稱頌為「拯救談判的人」，一邊已經在心裡承認，市場可能不穩了，而且他寧願把彈藥換成現金。這種「公開的自信」加上「私下的防守」，就是 1929 年最耐人尋味的氣味。
June 29, 1929（1929年6月29日）
1929年夏天，美國股市在崩盤前夕達到巔峰時的氛圍。
故事的時間從6月底一路推進到8月底，整體呈現出一種全民沉浸在股市狂熱中的景象。
Charles Mitchell 與投資名人 William Durant 在紐約廣場飯店用餐。飯店裡充滿富豪、名人與投資客，大家都被股市暴漲所帶來的財富熱潮包圍。那個時候，道瓊指數屢創新高，市場情緒幾乎是狂喜的狀態，甚至連占星師都能靠提供選股建議賺大錢。
隨著市場上漲，越來越多人幻想靠投資快速致富。像 John Raskob 就公開宣傳只要每月投入一小筆錢，普通人也能變富翁。另一方面，空頭大師 Jesse Livermore 也不得不轉為做多，因為市場漲勢太猛烈。幾乎所有人都相信繁榮會永遠持續。
股市行情帶來的不只財富與興奮，也吸引了大量好奇的民眾。到了8月，甚至有觀光客湧入華爾街，只為感受「金錢氣息」。銀行家 Mitchell 每天走進公司，還會被群眾圍住歡呼。他開始策劃更大的併購計畫，希望打造全球最大銀行。這種擴張野心，就是當時資本市場氛圍的縮影。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被熱潮沖昏頭。像參議員 Carter Glass 就強烈批評過度投機，甚至提議課稅打擊短期交易。他認為股市炒作已經危及國家經濟。但在一片樂觀聲中，這些警告顯得微弱而孤立。
與此同時，美國社會也在瘋狂擴張自信心。巨型遊艇、跨洋券商服務、史上最高辦公大樓（帝國大廈）。所有這些大型計畫，都象徵著「繁榮無極限」的信念。大家彷彿相信，經濟只會永遠向上。
最有意思的是，連一向理性的投資人 Bernard Baruch 都向 Mitchell 詢問市場看法，而 Mitchell 仍充滿信心，認為整體經濟狀況強勁。股市交易量創新高，資金源源不絕湧入市場。而 Jesse Livermore 雖然表面上順勢做多，但內心仍感到不安，提醒自己「要有耐心，等待時機」。
1929年夏天美國股市極度繁榮、全民投機、信心爆棚的景象。所有跡象都指向同一件事：在市場見頂之前，往往會出現最誇張的樂觀情緒，甚至帶有一種迷幻色彩。讀者在這裡已經可以感受到，一場暴風雨正在遠處悄悄成形。
September 2, 1929（1929年9月2日）
1929年9月股市見頂前，樂觀瘋狂與悲觀警訊同時存在的那幾個星期，氣氛已經明顯不對勁，但多數人還沉浸在繁榮會一直持續的想像裡。
勞工節當天，道瓊已經漲到381點，是1928年初的兩倍。占星師 Evangeline Adams（艾文潔琳·亞當斯）對記者放話道瓊可以爬上天堂，股市隨後再創歷史新高、成交量創紀錄，整個市場處在一種幾乎宗教式的樂觀情緒之中。
經濟學家 Roger Babson（羅傑·巴布森）在自己創辦的學院舉辦商業會議，當眾預言「遲早會出現崩盤，道瓊將下跌60到80點」，提醒大家「現在借錢投機的人比美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呼籲投資人趁早還清貸款、遠離保證金交易。
他把股市比喻成當年的佛羅里達土地泡沫，描述一旦大型投資信託開始賣、歐洲資金跟著賣、散戶搶著落袋為安，就會出現前所未見的拋售潮。這番話透過行情電報傳遍華爾街，當天引發3%下跌，被稱為「Babson Break」，他也因此被封為「先知」。
更重要的是，從數據上看，工業生產、鋼鐵產量、鐵路貨運都在轉弱，股市卻還在往上衝，基本面與股價已經開始明顯脫節。
但市場集體選擇忽略這些警訊。華爾街與財經版面更愛的，是耶魯名教授 Irving Fisher（歐文·費雪）的說法。他公開表示「股價並不算太高，也不會出現崩盤」，強調美國正處於前所未見的繁榮年代，大量發明、規模化生產讓企業盈餘不斷成長。券商更發電報安撫客戶，不要因為「統計學家的悲觀預測」就被嚇跑，聲稱市場自己會在適當時機給出訊號，普通交易人有足夠時間保護自己。結果就是：股市很快收復跌勢再度上攻，但這一次，行情是靠龐大的放款和巨量大單在撐。券商融資與短期「call money」資金暴增，銀行資金湧入券商，企業與外國公司也把盈餘倒進這個市場，追逐高達2成的短期利率。信用槓桿已經被推到極端。
政治層面上，總統 Herbert Hoover（賀伯·胡佛）心裡更偏向Babson一派，對股市投機非常不安，一方面怪聯準會不敢出手，一方面又擔心此刻突然緊縮信用會拖累正常經濟活動。他不願公開批評前任總統Coolidge（柯立芝）與財長 Andrew Mellon（安德魯·梅隆），因為那等於是在否定自己團隊。
外界對梅隆的質疑越來越大，身為超級富豪，手上握有大量股票，是否存在嚴重利益衝突？白宮只好多次出面否認兩人決裂、否認梅隆準備辭職。到了9月，胡佛與梅隆實際上幾乎互相放棄，但表面仍維持「一切正常」的姿態。
銀行與華爾街菁英則持續在繁榮中加碼布局。J.P. Morgan 的合夥人 Thomas Lamont（湯瑪斯·拉蒙特）一邊幫 Standard Brands（標準食品集團）組新控股公司，一邊照慣例優先讓自己、Baruch（巴魯克）、前總統Coolidge等「好朋友」用折價價格先買股票，再在市場上高價賣出獲利。Lamont 同時努力經營與胡佛的關係，提供國際政治與金融建議，爭取在政策圈維持影響力。另一邊，National City Bank（國家城市銀行）的靈魂人物 Charles Mitchell（查爾斯·米契爾）則完成期待多年、與 Corn Exchange Bank（穀物交易銀行）的併購案，資產規模與分行數一舉成為世界級巨獸，他被媒體封為「世界最大銀行的統治者」。
在登上郵輪準備出國度假時，他對記者說「美國金融狀況沒有什麼好擔心」，其實也是在安撫自己，因為他的事業與身家都緊緊綁在持續上漲的股市上。
與這些「樂觀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老牌投機大師 Jesse Livermore（傑西·李佛摩）。他一方面利用「Babson Break」做空市場賺了一百萬美元，一方面坐在自家圖書室，開始整理三十年來對投機的心得，準備寫成給投資人看的實戰守則。
書裡的核心原則，包括「要願意先認小賠，獲利自會照顧自己，但虧損不會自己消失」以及「一年真正值得重押的機會其實只有少數幾次，多數時間應該什麼都不做」。
在家庭生活上，他與太太 Dorothy 經歷了一場把多年怨氣一次爆發的大吵，最後反而重新好好談開，把婚姻拉回比較平靜親密的狀態，兩人晚上一起在家聊天、他念自己寫下的投資原則，她會認真提問。
更關鍵的是，Livermore 收到來自倫敦的三則私訊：英國央行高層在午餐時說出「美國泡沫已經破了」這種話；英格蘭銀行總裁有意在9月底前升息，可能把資金從華爾街抽回倫敦；知名金融家 Clarence Hatry（克拉倫斯·哈特里）因造假與詐欺面臨崩潰，牽動倫敦市場以及加拿大、澳洲、上海、約翰尼斯堡等英國勢力範圍。
這些訊號讓Livermore意識到，表面看似風平浪靜的美股，其實已經被海外金融震盪與利率變化悄悄撼動。他順勢做空美國鋼鐵、GE、RCA，再賺一筆，同時對太太解釋自己的核心信念：「股市只是反映經濟基本面的鏡子，因果關係永遠是經濟影響股市，不是股市影響經濟。」在他看來，經濟結構已經開始不穩，但大多數人仍只看到股價創高。
整體而言，這一章呈現的是1929年9月的微妙轉折：一邊是占星師與名教授強調「股價還不算高、繁榮會繼續」、銀行家忙著結合併、發行新公司、替自己與政要製造套利機會；另一邊，是少數像 Babson 和 Livermore 這樣的人，從數據與國際金融訊號中聞到不安，開始減槓桿、佈局空頭與準備戰鬥位置。
October 2, 1929（1929年10月2日）
故事從1929年10月2日開始。股市自勞工節以來已經跌了大約一成，市場開始緊張。John Raskob（約翰·拉斯克〈John Raskob〉）在自己的公寓宴請九位超級富豪，包括 William Durant（威廉·杜蘭特〈William Durant〉）、大宗商品大戶 Arthur Cutten（亞瑟·卡頓〈Arthur Cutten〉）、以及來自克里夫蘭的 Van Sweringen 兄弟。
表面上，這是一場討論「如何恢復市場信心」的聚會。Raskob 自己其實已經在減碼，對後市也不盲目樂觀，但他擔心投資人過度悲觀會拖垮未來的成長，因此希望這些金融權貴一起站出來「托市」，維持一個「健康市場」。
午餐進行到一半，他和建築師 William Lamb（威廉·藍姆〈William Lamb〉）走進旁邊房間，再一起抬出一個巨大模型，這是美國帝國大廈。
Raskob 正式向這群華爾街重量級人物宣告，這棟超高大樓不只是房地產案，是他押注未來的一座「紀念碑」。
他要傳遞的訊號很直接：就算股市短期震盪，美國城市的長期成長、美國資本主義的動能，仍然值得信心，值得用真金白銀繼續押上去。
紐約已經和其他城市完全不同，十層樓以上的大樓有兩千多棟，二十一層以上的摩天大樓接近兩百棟，遠遠甩開芝加哥。華爾街製造的財富，變成天際線上的一根根鋼筋水泥圖騰。
Woolworth Building（伍爾沃斯大樓）自1913年以來一直是全城最高，但到了1929年，已經被視為過時。Walter Chrysler（華特·克萊斯勒〈Walter Chrysler〉）的 Chrysler Building（克萊斯勒大樓）正準備突破一千英尺，悄悄把高度保密，生怕被競爭對手超車。摩天樓的高度之爭，本身就反映出那個年代的自負與攀比。
Raskob 投身蓋樓，其實也有個人與政治考量。他想替選舉落敗、又要維持豪華生活的好友 Al Smith（艾爾·史密斯〈Al Smith〉）找一份體面、收入可觀的工作，讓對方出任帝國大廈公司的總裁。另一方面，他曾被外界猜測可能跳槽到克萊斯勒汽車，後來破局。如今透過一棟更高、更有話題性的大樓，等於在向世界宣示，自己不會比 Walter Chrysler 更差，甚至要在紐約的天際線上壓過對方一頭。
在午餐的最後，Raskob 對這群富豪講了最重要的一句話：美國既然能動員資源、人力與資本，蓋出這樣的建築，就不應該因為你我這些人缺乏信心而「被放任崩盤」。他要大家繼續買股票、在公開場合說好話，維持市場的樂觀情緒。
October 6, 1929（1929年10月6日）
10月6日。邱吉爾帶著兒子、兄長與侄子抵達紐約，入住 Plaza Hotel，所有費用都由好友、華爾街傳奇投資人 Bernard Baruch（伯納德·巴魯克）買單，甚至連雪茄與白蘭地都包辦，還替他在華爾街安排辦公桌位。
邱吉爾此行原本是為了賺演講費貼補家用。因為保守黨在1929年敗選，他失去閣員職位，財務狀況又非常吃緊，支票帳戶透支、稅款延遲繳納，收入壓力沉重。
出版社也建議他來北美圈粉兼賺錢。於是他展開一趟由美國富豪盛情接待的豪華巡迴之旅，加拿大跨國私人車廂、鋼鐵大王 Charles Schwab 借出的專屬列車車廂、洛杉磯 Hearst 古堡住宿、各地名流宴會，一路被資本主義繁榮包圍。
這樣的環境自然讓他感染了股市熱潮。他發現，酒店裡都有小型交易室，人人盯盤、隨時下單。他甚至向出版社預借兩千英鎊，去買加拿大油股，又在華爾街券商 E.F. Hutton 開戶，把手上約兩萬英鎊資金專門拿來投機。他對妻子說，這是一筆必須「保留作戰」的資金，不能隨便花掉。現實是，他其實完全不懂投資，只是沉浸在投機的刺激裡。
Baruch 則是他最重要的引路人與精神支柱。Baruch 給他講投資傳奇故事、帶他見各路金融巨頭，也不斷向他展示自己仍然看多市場。這些話，更加強邱吉爾的信心。短短一週，他的交易往來金額超過四十萬英鎊，而且大部分是融資操作。
旅途中，他認識 Hearst、聽 Charlie Chaplin 表演、與美國政商名流大宴小酌，看見一個與戰後歐洲完全不同的世界，樂觀、自信、財富無止境地堆疊。他形容，美國已經讓群眾願意追隨資本家，因為大家都相信終有一天自己也會贏。他甚至寫道，美國的社交圈，本質上就是圍繞商業而生。
但在歡騰背後，也已經浮現出一絲絲裂痕。列車途中他曾收到電報，市場正在沉重下跌、融資平倉壓力升高。不過隨即反彈，他又重新放心。那種反覆的驚嚇與狂喜，恰好就是1929年10月前夕的股市節奏。
最後，他準備赴華盛頓見 Hoover 總統，並在10月底回到紐約，參加 Baruch 安排的盛大告別宴席，一場象徵他此行成功融入美國金融圈的高光時刻。沒有人知道，這將與歷史上最著名的市場崩潰前夜重疊。
October 10, 1929（1929年10月10日）
在紐約（New York）的金融圈，誰有能力在家裡辦一場為政治領袖「接風」的晚宴，本身就是階級與影響力的排名。對這些銀行家來說，能把首相、總統請到飯桌上，代表自己握有一種金錢買不到的權力，靠近權力本身，就等於擁有權力。
1929年10月10日，摩根家族核心合夥人 Thomas Lamont（Thomas Lamont）就靠這種「社交貨幣」達到巔峰。他請來剛剛再度出任英國首相的 Ramsay MacDonald（Ramsay MacDonald），在家中舉辦黑領結晚宴。
客人名單幾乎是當代美國權力的縮影：John D. Rockefeller Jr.（John D. Rockefeller Jr.）、GE 的 Owen Young（Owen Young）、紐約聯準銀行總裁 George L. Harrison（George L. Harrison）、美國鋼鐵（U.S. Steel）董事長 Myron Taylor（Myron C. Taylor）等等。對政治人物來說，這些晚宴同樣重要，因為這裡聚集的是最有錢、也最能寫出大額支票的人。
MacDonald 高談闊論自己對《凱洛格–白里安條約》（Kellogg–Briand Pact）的信心，那份文件宣示主要強國不再用戰爭解決紛爭。Lamont 的妻子 Florence 在門外偷聽，心裡覺得太過美好，卻沒有說破。對 Lamont 夫婦來說，這種「陪世界領袖吃飯、鼓勵他們往理想方向想」的社交活動，本身就是一種長期投資。
真正現實的討論發生在餐桌之外。Lamont 和他的得意門生 Leffingwell（Russell Cornell Leffingwell）私下辯論當前的股市。Leffingwell 看得很冷，覺得這一波持續太久的多頭已經失控，信貸被吸進股市，人民從工作轉向「賭股票」，這種狀況既危險又不健康，應該提醒總統 Herbert Hoover正視問題。
Lamont 卻擔心這樣的說法太「悲觀」，會刺激 Hoover 想出一堆新管制，干預市場，也就壓了下來。
10月15日，學界的超級牛派上場。耶魯經濟學家 Irving Fisher（Irving Fisher）在演講中替投資信託與高漲股價辯護。他說，投資信託反而讓市場更穩定，還放出那句歷史名言：股價看起來已經站上「永久高原」。在他看來，現在的股價還沒有完全反映企業真實價值，甚至還沒充分反映禁酒令對勞工生產力的「好處」。同一天，商務部長 Robert P. Lamont（Robert P. Lamont）也發表聲明，列出鋼鐵產量、汽車生產、就業與薪資等數據，強調經濟依然「穩健」。
在大洋彼岸的銀行家 Charles Mitchell（Charles Mitchell）也呼應這種樂觀。他從歐洲金融中心巡迴回來，認為這一陣子股市下跌只是「健康修正」，很多指標工業股的價格，放在十年前的標準來看仍然相當保守，市場整體「狀況良好」。這一整排的樂觀聲音，剛好形成對總統 Hoover 的壓力，彷彿在告訴他：只要你什麼都別做，一切都會沒事。
現實是，Hoover 完全不安心。他是第一位在辦公桌上裝電話的總統，常常一早吃早餐前就打電話給 Lamont 詢問華爾街情況。被 Babson（Roger Babson）的警告、Fisher 的樂觀、Mitchell 的信心搞得愈來愈困惑，Hoover 只好派好友 Henry M. Robinson（Henry M. Robinson）親自去問 Lamont：投機是不是失控了？併購與控股公司是不是該管一管？
Lamont 花心思寫了一份18頁長報告，10月19日送進白宮。內容幾乎一面倒樂觀。他強調，市場上關於投機的流言多有誇大，控股公司與投資信託也有合理性，還提出一個讓人聽起來很美的想像：如果投資信託讓全美各地的小額儲蓄都可以參與「優秀企業」的股權分配，那麼不但能抑制詐騙證券的發行，甚至可能緩解「資本家與人民」之間的社會緊張。
結論是：政府現在不需要採取任何矯正行動，過早出手只會讓運轉中的機器卡住。Hoover 那天收到報告，高規格地停下正式行程在白宮裡細讀，心裡得到一種來自「世界頂尖銀行家」的安慰。也許真的不用太擔心。
諷刺的是，同一天1929年10月19日星期六股市只開到中午，卻上演了一場猛烈的下跌。道瓊指數收在323.87點，單週跌幅達8%。券商紛紛向客戶追繳保證金，許多原本只用一成自備款就能融資的投機者，被迫面對五成保證金的新標準，現金不夠的人，只能眼睜睜看著部位被券商強制賣出。這又把股價壓得更低，引發更多追繳與更多斷頭，在短短幾小時內，股東權益蒸發約十億美元。就在這個早上，Hoover 才剛讀完那封叫他「不用太緊張」的信。
10月20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又丟出另一個火種，報導 Jesse Livermore（Jesse Livermore）帶頭與 Walter Chrysler（Walter Chrysler）等人組成「大空頭集團」，對上 Arthur Cutten（Arthur Cutten）的「多頭集團」，爭奪市場主導權。
Livermore 先是震驚又生氣，隨後決定利用媒體反擊。隔天他受訪時，直接說市場股價已經處於「荒謬的高點」，並嘲諷 Fisher 這種從教室裡發言的學者根本不懂投機。他強調，市場像海浪一樣，有吸納與派發的周期，真正決定對錯的是市場本身，而不是學者或「內線消息」。
10月22日，Mitchell 結束歐洲行程回到紐約，一下船就接受記者圍訪。他照例表示，這一波下跌只是「健康反應」，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基本面沒有問題。然而同一天，他又公開主張聯準會應該降息，幫助企業、債券與房貸市場，讓經濟回到「完全繁榮」。一句話前後矛盾：如果什麼事都很好，為什麼又需要貨幣寬鬆來「救」？
總統 Hoover 看在眼裡，焦慮只會更深。他再度對 Lamont 發出訊息，形容目前的投機局面「瘋狂」，想知道是否已到非出手不可的地步。這個問題還沒有答案，10月23日就率先給出自己的回應。那一天，市場開盤不到一小時，恐慌賣壓就壓向藍籌股，Westinghouse 一度跌35點，GE 跌20點，整個交易時段都是年度最猛烈、最全面的崩跌之一。當天有260萬股被拋售，最後一筆報價直到收盤後一個小時四十五分才登完，顯示交易有多擁擠。道瓊收在305.85點，單日跌幅約7%。
有人冷血地說，這樣也好，會逼那些丟下本業、整天泡在券商看盤室找「輕鬆賺」的人，重新回去工作。債券交易員則暗自稱快，因為壓了好幾年的債券價格終於緩步回升。哪怕如此，這場下跌已經讓整個美國社會開始感受到，那些被包裝成「全民致富」的投機遊戲，正在開始反噬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
更具有戲劇性的是，這時候的 Irving Fisher 仍然到處演講，告訴銀行家們市場也許會有5%到12%的小幅調整，用來「甩掉」那些用低保證金、又不懂股票的菜鳥投機客，但長期前景依舊良好。他的樂觀此刻看起來依然有數據支撐，只是對讀者而言，已經帶上濃厚的悲劇伏筆。
October 24, 1929（1929年10月24日）
1929 年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作者用非常電影感的方式，帶我們從清晨走進華爾街，讓人幾乎能聽見那種壓抑又焦躁的呼吸聲。
天剛亮，紐約證交所外面已經擠滿人。有人一整晚睡在旅館大廳，有人喝得醉醺醺的，也有人只是靜靜站著等開盤。大家都知道，今天可能會決定他們的一生。警方出動糾察車，把華爾街封鎖起來，因為沒有人能保證，這一天不會演變成暴動。
10 點開盤鐘一響，災難就毫不留情地砸下來。蒙哥馬利·沃德股票立刻崩跌，藍籌股全部跳水，融資客斷頭、券商拋售、價格一路向下。更慘的是，很多股票根本沒有人願意接單即使是再低的價格。行情快到連報價機都追不上。
故事裡出現了一位很戲劇性的人物擦鞋童出身、如今有五千美元積蓄入股市的 Pat Bologna。
他走進券商交易室，看到醉漢、貴婦、普通散戶，全都像抓狂一樣喊著「賣掉！賣掉！」有人把婚戒都拿出來抵押。有客戶直接崩潰咒罵券商。整個現場活像末日。
交易所裡，負責敲鐘的 Crawford 描述氣氛緊張到像空氣都能切開。U.S. Steel 像牽一髮動全身，只要再跌，整個市場就可能被一起拖入深淵。很多交易員被推擠、被逼到崩潰，甚至有人瘋狂大叫。
這時，所有人的目光，最後聚焦在一棟對街的大理石建築：J.P. Morgan 總行。因為大家都在問，Morgan 能不能再一次拯救華爾街？
Thomas Lamont 在銀行裡看著行情崩潰，想起 1907 年金融風暴 J.P. Morgan 是怎麼出手救市的，於是立刻召集幾大銀行領袖：Charles Mitchell、Albert Wiggin 等人，匯聚到了 23 Wall Street。這一小群人，代表著當時美國最龐大的金融力量。
六大銀行合組救市金池，先拿出 1.2 億美元，後來擴大為 2.5 億美元，專門進場托底，買下被砍到見骨的龍頭股。
真正上場表演的人，是交易所代理主席 Richard Whitney。他既傲慢又愛賭，但這一天，他肩負著「演給全市場看」的任務。下午 1 點半，他走進交易大廳，徑直走向 U.S. Steel，問最後成交價是多少。
「195。」
Whitney 高聲喊出：
「205 買一萬股。」
全場瞬間安靜，接著爆出歡呼。氣氛逆轉，他再到其他龍頭股逐檔托價。錢像水一樣被倒進市場。最終，這一天真的被穩住了。Whitney 成為「華爾街白衣騎士」，被捧上神壇。
道瓊跌回 299 點，相當於把全年漲幅全部抹平。
晚上，媒體報導、銀行家發表聲明、Rockefeller 說他在逢低買進、銀行家說市場仍然「根基穩固」，看起來，好像最壞已經過去。週末報紙甚至寫：「恐慌已退去。」
人們開始相信，一切真的會回到正軌。
但這章最後一句話，其實就是全書的冷笑話：
「對某些人來說，真正的噩夢才正要開始。」
因為我們都知道，黑色星期一與黑色星期二，還在後頭。
October 27, 1929（1929年10月27日）28日道瓊暴跌 13%，29日暴跌
黑色星期四後，大戶以為風暴已過去，結果迎來真正的世界末日（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
10 月 27 日星期天，華爾街已經變成一種「災難觀光景點」。
遊覽車載著好奇的人來看「金融屠殺現場」，好像相信地上會留下什麼彈殼或玻璃碎片。
紐約證交所上方有個雕像「Integrity」（正直），作者特別寫她俯視著底下這些茫然的人群，完全弄不懂前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個畫面其實是在諷刺：市場裡每天喊著信用、價值、秩序，結果大家集體失控。
10 月 28 日（星期一）：銀行家的樂觀正式破功，週一一早，Mitchell（Charles Mitchell，National City Bank 核心人物）照慣例走路上班，天氣反常地熱，他心裡還抱著一點希望：也許市場會穩下來，前幾天的恐慌只是短暫風暴。
結果 10 點一開盤，立刻再度出現瘋狂賣壓。
他站在自家銀行的交易部，看著行情一開就自由落體，馬上知道：今天又要完蛋。
U.S. Steel 先開在 207，很快跌到 186。所有藍籌股一片屍橫遍野。Whitney 再度出現在交易大廳，但這次他手上已經沒有「Steel 205 買一萬股」這種戲劇性的指令，只能像個吉祥物一樣站在那邊，希望自己的存在就能提振信心，結果當然沒用。
銀行家們再度開會，結論是：他們不可能再像上週四那樣全面托市，只能去「補空氣洞」——也就是只出手救那些「完全沒人願意買、連買盤都消失」的股票，避免市場完全失去報價。但這樣做，反而讓他們曝險更深。
下午 Mitchell 到紐約聯準銀行開會，大家討論銀行借款、貼現需求暴增，理論上這是一個「要想辦法出招」的場合，但最後什麼決定都沒有。
當天 900 萬股成交，道瓊暴跌 13%，完全是崩盤級的跌勢。
Mitchell 回到公司，已經累到只想倒下去，但他最在意的是一件事：
National City 自家股票撐住了沒有？因為銀行正在跟另一家 Corn Exchange Bank 談併購，股價必須撐在一定水平上，併購才有機會完成。
他叫來交易主管 Hugh Baker，結果聽到的是一個致命消息：
當天 National City 用自家錢，在市場上買了七萬一千股自家股票，均價 450 美元，花了 3,200 萬美元。
也就是說，銀行拿自己資金在市場上「護盤」，而且買到超出自己能承受的程度。這不是小事，這是可以把整家銀行一起拖下水的操作。Mitchell 聽完，震驚、恐懼、清楚知道問題有多大，但表面上還是裝冷靜，跟 Baker 和總裁 Rentschler 一邊想辦法，一邊趕去參加晚上早就排好的宴會。
這場宴會是 Bernard Baruch（巴魯克）為 Winston Churchill（邱吉爾）辦的，賓客包含 Lamont、Wiggin、Charles Schwab、Anaconda、GE 等大人物，等於是「華爾街天龍國聚會」。
Mitchell 明明心裡在想「我們銀行快被自己買自家股買死了」，卻還是擠出笑容，端起香檳向邱吉爾敬酒說：
「敬我的 fellow former millionaires（各位前百萬富翁同好）。」
這句話帶著自嘲，但也反映他那種「就算快溺水了還要講幹話撐場面」的個性。
邱吉爾則分享自己上週到證交所看盤的感想。他本來以為會看到人仰馬翻的瘋狂場面，結果看到的卻是「很安靜、次序井然」，大家在像慢動作一樣，用三分之一的舊價、半價的「真實價值」，在互相拋出巨大股票部位，但接盤的人少之又少。
宴會上的氣氛，其實是「大風大浪見多了的樂觀」這些頂層富人相信，等風暴過去，好的股票遲早會回到合理價值，他們可以在低點把整個世界買回來。
巴魯克本人其實早就根據《瘋狂的大眾幻想與群眾狂熱》（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這種經驗，默默先賣掉大部分持股，只是他沒有在飯桌上提醒大家。他的朋友 George F. Baker Sr. 這幾天靠幾檔股票就賠了近 1,500 萬美元。
Herbert Swope 還發電報給朋友，說今晚在巴魯克家的共識是只要撐得過去，留下來的人未來會大賺，還說「你看，大家已經從『我們賠了多少』轉成『之後要怎樣賺錢』了，氣氛變好了。」
他們完全沒料到，隔天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10 月 29 日是黑色星期二，市場徹底崩潰
隔天一早，Mitchell 邊走路上班，邊跟 Rentschler 說：他整晚想來想去，得「親自」出手救場，不能再等別人。
他打算用自己的名義籌錢買回 National City 股票，避免銀行被迫斷頭。他一到公司就叫 Baker，一開盤就幫他「個人帳戶」買自家銀行股票，然後自己跑去 Morgan 找 Lamont 和 George Whitney。
在 Morgan 總行裡，他坦白承認National City 已經沒有餘力再買自家股，他個人想用自己的信用向 Morgan 借一大筆錢來支撐。
Lamont 對 Mitchell 的評價一向是「有本事、但魯莽、沒那麼體面」，平常其實不太想跟他走太近。但現在他很清楚一件事如果 National City 倒下去，整個金融系統都會被拖進泥沼，Morgan 自己也跑不掉。
於是 Morgan 同意借款。Mitchell 總共開了 1,200 萬美元的額度，買了三批 National City 股票，合計 58,300 股，作為抵押，Morgan 付出了 1,038 萬多美元現金。
也就是說，銀行這邊拿自家錢護盤，Mitchell 再用自己名義加槓桿護盤，兩邊一起綁在這支股票上，賭的是「風暴會停」。
同一時間，交易所那邊已經完全淪為血流成河。
10 月 29 日當天成交量超過 1,600 萬股，道瓊再度暴跌，《紐約時報》隔天形容：「華爾街史上最災難的一天，根本沒辦法用金額估計損失。」
這天中午之前，交易所理事會悄悄打電話給 Lamont 和 George Whitney，要他們「低調」進來開一個秘密會議，地點不是平常的會議室，而是交易大廳底下、很小很悶的地下空間。
裡面擠滿了滿臉疲憊、抽煙抽到霧茫茫的理事們，大家靠在桌子上、站在角落，聽著不斷傳來的最新跌價數字。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砸了巨額資金買進席位，如今公司命運、個人身家全部在這場風暴裡。
討論的核心問題是：要不要乾脆關閉交易所？
Whitney 提醒大家，如果關市，可能會在街上出現「水溝市場」（gutter market），像過去 1873、1914 年那樣，交易會直接轉移到路邊和黑市，反而更混亂。關市也代表，把所有用股票做抵押的銀行借款，通通卡住。而且一旦市場因為「價格跌太多」而被關閉，民眾只會更恐慌。
Lamont 坦言，Big Six 銀行家池子裡的 2.4 億美元，實質效果非常有限，而且已經被市場當成一個可以反向操作的目標。有人甚至懷疑他們在暗中做空。
最後，他們決定先撐到當天收盤，接著用「特別假期」、「縮短交易時間」的名義，讓員工有時間把堆積如山的單子和帳務處理完，對外說法是「出於人道考量」，比較不會被罵成是在操縱市場。
但無論如何，救市的傳統「Morgan 奇蹟」已經不可能重演。市場的體量與參與者太大，沒有任何單一財團能救整個系統。有人跳樓，有人開派對，有人賺到 1 億美元，崩盤之後，整個城市呈現出極端分裂的畫面。有公司總裁打電話找人借 2 億美元，遭到拒絕，股價從 115 跌到 2，他直接從華爾街辦公室的窗戶跳下去。
銀行家形容，街上的人像殭屍一樣走來走去，「就像『死神度假日』那齣戲一樣。」
Goldman Sachs 推出的公開基金，股價從幾個月前的 220 多，跌到只剩 3。有銀行家加班到深夜，部屬最後才告訴他，其實銀行已經破產了，你在簽的是一堆已經來不及挽回的東西。
同一個夜晚，Sherry-Netherland 飯店頂樓有人在辦派對，電梯裡有個穿著晚禮服的男士冷冷說：「今天是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電梯門一打開，裡面是爵士樂、香檳、狂歡。有人正痛失全部家當，有人照樣舉杯慶祝。
然後是兩個很有戲劇性的收尾人物，一位是 Jesse Livermore。他拖著疲憊身體回家，發現屋裡很多畫、地毯、古董不見，太太和小孩也不見了。原來太太聽了廣播，以為這次大家都破產了，趕緊把值錢的東西搬到司機宿舍，還把珠寶通通收走，以為隨時可能被債主封屋。
結果 Livermore 告訴她：「今天是我人生在市場上最好的一天。」
因為他是大舉做空的一方，幾天之內，他帳上的獲利加總達到 1 億美元。
第二個是邱吉爾，他當然也在股市裡賠了錢，晚上在飯店房間算帳的時候，親眼看到有人從他房間底下的樓層往下跳。
但他從這次經驗得到的結論完全不是「美國完蛋了」，而是美國人有一種「不怕錯、可以再來一次」的韌性。
他寫下：「這樣的金融災難，雖然巨大、殘酷，但只是勇敢而實用的一個民族，在探索新道路過程中的一段插曲。」他認為，美國的投機機器不是為了避免危機而設計，而是為了「撐過危機」。
對他來說，美國人相信就算現在被洗到歸零，未來還會有機會東山再起，他們會繼續「用激烈的實驗」摸索出別人可以學習或避免的道路。
《1929: Inside the Greatest Crash in Wall Street History—and How It Shattered a Nation》讀後心得第二集-EP2){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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