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在 1929 年 10 月大崩盤之後不久。市場信心已經非常脆弱，而銀行界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影響整個股市情緒。Lamont 是 J.P. Morgan 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一直在扮演「金融穩定者」角色，努力避免系統性恐慌。
併購案的核心問題National City Bank（相當於今天 Citibank 前身）原本要併購 Corn Exchange Bank。併購方式是「股票換股票，但若價格跌破門檻，就要以現金補足差額」。
問題出在崩盤發生 → National City 股價大跌 → 現金補差額金額很龐大。必須支付的現金總額高達 2.17 億美元，1929 年的 2.17 億金額非常龐大，Mitchell 之前多次保證事情會完成甚至三次保證「不用擔心，一切 OK」。
但 Lamont 認為他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打算在需要現金時真的履約因為 Mitchell privately 說我們承諾現金，是抱持著「應該不會真的用到吧」的心態，也就是承諾只是形式，但真要付錢就反悔。
Lamont 已經私下借給 Mitchell 數百萬美元，目的就是穩住併購進程、避免市場恐慌，結果 Mitchell 卻突然告知，合併不做了，還是在晚上、而且是臨時通知對方銀行總裁，讓 Corn Exchange Bank非常震怒、錯愕。金融圈的其他銀行家聚在一起開會，大家一致認為，National City 這是「毀約」。
在那種年代，銀行的信用，你說話是不是算話能主導資本市場，所以毀約是致命傷，Lamont 的擔憂，他擔心三件事：
一、市場信心再被打擊
二、大銀行名聲崩塌
三、其他併購案被重新審視
Morgan 本人的回應，Jack Morgan 在倫敦收到信後，他的回應也算是冷靜但嚴肅，短期影響不好預測，但長期來看，Mitchell 與董事會都會付出代價，他還表達個人觀點，大型銀行併購，最好只採股票交換，不要涉及現金承諾。
因為，一旦市場崩跌，現金義務會變成致命負擔，這句其實反映出Morgan 家族一貫偏保守的金融哲學。Mitchell是鷹派的擴張派，Morgan / Lamont是重信用、重穩定、保守精英銀行派。
這段文字呈現的是一場價值觀衝突，也是華爾街權力中心的裂痕。表面是在談併購，實際是在談信用、權力、聲望、責任。而且這場信用裂痕發生在股災之後最敏感的時刻，讓整個金融系統更不穩定。
銀行界信任正在內爆，領袖之間開始相互指責，金融體系的「道德領導」正在崩解，這些，都加深市場的恐慌與不安。
November 8, 1929（1929年11月8日）
這一段可以分成「兩條線」：一條是里奧丹（James Riordan）和郡信託銀行（County Trust Company）的悲劇與銀行擠兌危機；另一條是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從股市大空頭變成「想當英雄的多頭」，但也救不了整體崩盤。
1929 年 11 月 8 日這天，郡信託銀行的總裁里奧丹在自己家中用手槍自殺，拉斯克布（John Raskob）接到電話後趕到他位於格林威治村的住處。里奧丹不是一般的銀行家，他是典型的「白手起家」，從銀行出納員做起，靠著圓融人際關係和人脈一路爬到銀行總裁，主要服務紐約愛爾蘭商人群體，讓郡信託的股價一度炒到每股 1,000 美元，成為華爾街寵兒。
拉斯科布是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財務主管和商人，也是帝國大廈的建造者
但書裡點出來，這種高股價背後，只是規模不算大的銀行加上一群「有權勢的朋友」，並沒有相稱的基本面支撐。里奧丹自己的財務狀況其實很亂，他跟很多投機者一樣重押 RCA，暴跌後被追繳保證金，光是補繳就要 20 萬美元，現金緊到連管家的薪水都付不出來，只好解雇管家。
股災波及銀行體系後，存戶開始從郡信託提出現金。里奧丹面臨兩難要救銀行，就得趕快收回放出去的貸款；但那些借款人很多是他多年來的生意朋友，收回貸款等於親手讓朋友破產。他一方面是銀行負責人，一方面是朋友、政治金主，角色衝突讓他在心理上崩潰。
自殺前，Al Smith 和另一位朋友 Bill Kenny 已經被通知銀行裡有支槍不見了，緊張地在找他，但最後仍來不及阻止悲劇發生。
Al Smith是美國政治家，曾於 1919 年至 1920 年以及 1923 年至 1928 年擔任紐約州第 42 任州長。 民主黨員，他曾是民主黨在1928 年總統選舉中的總統候選人，但在與共和黨候選人胡佛的選舉中慘敗 。
里奧丹死後，Raskob、Al Smith 和 Kenny 要法醫「晚點再對外通報死訊」，理由很現實，一旦自殺新聞登報，存戶隔天就會擠兌，要先撐過銀行關門那天下午，爭取時間整理資金與帳目。這個細節很關鍵，它說明當時金融圈高層非常清楚「輿論＋恐慌」足以在一夜之間弄垮一間銀行。
拉斯克布身上也背著政治包袱。才過了一週，他在參議院被罵是「炒股客」「股市推手」，被質疑鼓勵大眾投機。他對參議員回信辯稱自己「不賭博，都是現股買進，不用槓桿」，並強調自己未來要創辦的投資公司不是在鼓勵投機。換句話說，他很害怕自己再被貼上「害人銀行倒閉」的標籤。
於是，他火速召開董事緊急會議，自己被推舉為臨時董事長，立刻安排對郡信託做「即時審計」，想用一份乾淨的財報來安撫市場。週六晚上，他對外公開里奧丹的死訊，同時公布審計結果，強調銀行資產負債表「異常穩健」。
他主動邀請媒體到自己公寓說明，試圖主動掌握輿論。但記者的提問很尖銳是不是有董事在過去 24 小時緊急掏錢，才讓審計看起來好看？
你們是不是刻意拖延自殺消息的公開時間？
拉斯克布一再否認，說沒有人臨時注資，也說董事會沒有刻意干預通報時間，只是試著用「人性」來解釋延遲報，一開始只是想掩飾自殺的事實，不想家屬太難堪。
接著媒體開始問自殺動機：是不是他在市場上槓桿過度？有沒有跟朋友開口借錢？
Al Smith 和拉斯克布都說，他從來沒跟自己談過財務困境，顯示里奧丹把壓力壓在心裡，直到自己扛不住。另一位董事 William H. English 的說法很有代表性，他說：現在凡是掌管金融機構的人，幾乎都陷入憂鬱；每天看到熟識的客戶上門，希望延長貸款期限，而銀行不但不能幫忙，還得要求他們補繳、甚至收回資金。對銀行家來說，每天都要對朋友「下重手」，這是一種連續性精神折磨。
第二天，為了防止恐慌在紐約蔓延，拉斯克布向聯準會要求提供大量緊急資金挹注郡信託，並動員富有的朋友們承諾在必要時提供資金後盾，避免擠兌失控。最後，銀行撐住了，「銀行獲救」。
但拉斯克布個人麻煩還沒結束。郡信託董事們要求他償還里奧丹先前替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墊付的一百萬美元貸款，這筆錢當初是里奧丹在拉斯克布遊說下借給 DNC，眼下銀行需要現金，而且里奧丹生前保證「銀行連帶保證只是技術性手續」。董事會現在認為這筆錢該拉斯克布負責。
拉斯克布一開始很硬，說這是你們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但董事們自己也因為股災身家大縮水，根本拿不出錢，只好逼他。最後，他只好不情願地掏腰包，真正把這一百萬美元還掉。
這一段的重點，就是呈現股災後壓力如何在銀行體系裡「由上而下壓在個人身上」：一個看似成功的銀行家，在淺薄的股價泡沫與政治人脈的交纏下，最後被財務壓力、朋友與客戶的兩難與輿論風險壓垮，導致自殺，也差點引發銀行擠兌，需要聯準會和富豪網路出手救火。
故事下一段跳到傑西．李佛摩。他因為在股災中大幅放空而名聲大噪，被視為「大空頭」，但也因此成了眾人怒火的出口。
他陸續接到許多恐嚇電話與訊息：有人罵他是騙子，有人控訴他害自己家破人亡、失去房子。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放空者根深蒂固的厭惡，放空者被看成是從別人的痛苦中賺錢的禿鷹。很多空頭因此一向低調，但李佛摩過去很享受媒體曝光，如今卻躲不掉輿論的追殺。
出於對家人的安全擔憂，他請老朋友、前警官 Frank Gorman 搬進家裡當保全，隨時護送小孩上學、陪同太太 Dorothy 外出，全家都被這種莫名其妙的威脅感包圍，感覺像被圍困一樣。
到了 11 月中旬，李佛摩開始覺得市場已經被賣過頭，有點「超跌」。加上輿論壓力，他萌生了一個念頭，如果他現在公開表態看多，像當年 J.P. Morgan 在 1907 年危機時出手穩定市場一樣，也許可以變成英雄。
於是他主動打電話給媒體，再一次「開記者會」。
11 月 13 日，《紐約時報》刊出一則報導，標題就是他從空頭轉向看多。內容強調，他認為許多龍頭與標準類股被賣得太低，沒有理由把優質資產用這種恐慌式拋售丟到市場上，最近幾天的拋售很多是純粹被恐懼支配的賣壓。
但市場不賞臉。報導刊出的當天，道瓊指數跌到 198 點，創下那一年低點。在短短兩個月內，股市從高點腰斬，市值蒸發 500 億美元，大約是當時美國一半的國民所得總額。李佛摩再怎麼喊多，也救不回已經崩壞的信心。
空頭在崩盤後成了社會情緒的出氣筒，即使他們在技術上只是押注價格下跌，也會被視為「壓垮小人物的共犯」，這讓李佛摩從「傳奇交易員」變成「被威脅的危險人物」，不得不雇人保護家人。
市場的跌勢已經超越個別人的影響力，即便是像李佛摩這種級別的巨頭公開轉多、想重演 J.P. Morgan 式的英雄戲碼，也無法扭轉整體趨勢。股價下跌已經變成宏觀信心崩潰與去槓桿的總體事件，不是某個人一句話能逆轉。
November 13, 1929（1929年11月13日）
這一章可以看成三條主線交錯：
一條在白宮，圍繞胡佛（Herbert Hoover）和梅隆（Andrew Mellon）對「該不該出手」的分歧。
一條在國會與媒體，開始找人當替罪羊，把查爾斯．米契爾（Charles Mitchell）推到風口浪尖。
一條回到華爾街，杜蘭特（William Durant）一邊舔舐自己在股市的巨額虧損，一邊把責任往華盛頓身上丟。
胡佛終於被迫正視危機，但做法很「工科」、不夠帶情緒，一開始交代胡佛平常不太愛早起開會，結果 11 月 13 日一早九點多，財長梅隆、聯準會主席 Young 以及財政部次長 Mills 破例一早就進白宮，顯示事情嚴重到不得不緊急磋商。
胡佛之前的態度是，股災主要是心理層面問題，股市和實體經濟是「切開」的，不會互相污染
所以他不想公開講太多，怕「越講越糟」，但到這時，道瓊從十月底又跌了 23%，每天創新低，已經明顯不是單純的股價修正，而是市場整體信心崩落。
會中可以看到內部路線之爭Mills 一直支持總統出面發表穩定信心的談話，梅隆則是經典「清算派」（liquidationist）他那段話很關鍵：「清算勞工、清算股票、清算農民、清算不動產。」。
跌就讓它跌，把爛東西清掉，生活成本與奢靡生活會下降，人會更努力工作、更有道德，資產價格調整後，真正有本事的人就會來「撿垃圾」。這段基本就是之後經濟史課本常引用的梅隆路線，用痛苦去重置體系，把崩盤當成必要的苦藥。
會議沒有做出明確決策。隔天股市再跌 5%，連商務部長羅伯特．拉蒙（Robert P. Lamont）都寫信給胡佛，警告「局勢充滿危險」，中部地區開始出現擔心銀行擠兌的氛圍，要他趕快對外安撫，肯定銀行和企業的健全。媒體大亨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也寫信勸他出面講話，強調「信心像傳染病一樣」，恐慌會傳染，信心也會傳染。
胡佛本來就預期會有一輪股市回檔，也覺得有必要修理投機者，但眼前事態明顯超過他想像。於是他終於在 11 月 15 日開了一場「極度控管」的記者會，用他慣用的方式：只給幾句官腔，語氣冰冷、技術化，沒有情感。
繁榮時會過度樂觀，崩盤時又過度悲觀，兩邊都不合理，這次很多不幸的人捲入投機漩渦，損失慘重，質疑美國經濟未來的基本體質「很愚蠢」但他又補一句：自己過去經驗是，動亂時「話不太有用，行動才重要」。
他說話的方式非常理工腦、缺乏同理心，偏偏此刻大家最需要的是帶情緒的安撫，而不是一篇冷冰冰的技術備忘錄。接著他實際上的「行動」是：電報全國各州州長，要他們加快道路與公共建設，穩定就業，邀請企業領袖到白宮討論對策。企業家們表面上都給予支持，但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胡佛到底要他們做什麼。連 Consolidated Gas 的總裁 Cortelyou 都說：「我這輩子沒有這麼困惑過。」
結果最搶戲的不是胡佛，而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福特來白宮開三小時會後，直接自己對外宣布要幫員工加薪，等於把自己打造成「實業界挺勞工、救景氣的英雄」，還順勢踩了一腳華爾街，說搞金融紙上財富的人是把腦袋從實業抽走。
同一時間，梅隆繼續在幕後遊說政府「不要太干預」，頂多減稅、降貼現率就好，別搞什麼大規模干預。他認為講場面話安撫市場沒有用，反而可能適得其反；在他眼中，投機者賠錢是自作自受，應該自己承擔。
《堪薩斯城市星報》主編 William Allen White 的評語點出胡佛的致命缺點，胡佛很擅長說服理性派、知識分子，但非常不擅長打動大眾的情緒，他會翻土、耕田、播種、培養，可是收割、打成政治商品這一段他完全不行，也就是說，他是優秀的工程型危機管理者，卻不是一個能在國難當頭時「帶氣氛」的領袖。等他開始想用話語與行動拉住民心時，輿論與恐慌早就跑在前面了。
國會開始找人扛罪，米契爾被正式點名成「頭號戰犯」，場景切到國會。離感恩節還有幾天，參議院本來應該在辯論關稅法案，結果整個議場話題變成「誰要為這場投機狂潮負責」。有共和黨參議員把《華盛頓郵報》一篇社論送進《國會紀錄》，那篇社論把罪過怪到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頭上，引起民主黨參議員 Simmons 跳出來反擊，指控政府和財政部在投機高潮時還每天發表「一切安全」的安撫言論，等羊都被宰光了才動手。
這時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上場，把砲口對準查爾斯．米契爾（Charles Mitchell）。
他的話非常直接，米契爾是「比所有人加起來都更該為這場災難負責的人」他是主要的「罪魁禍首」，因為在聯準會升息、試圖壓抑投機時，還拼命對券商提供資金，等於逆勢在餵養泡沫
，這番演說達到預期效果，隔天米契爾的照片登上全美各地報紙頭版，成為股災的「代表性壞人」。
這一段等於在寫「輿論正式選出了一個臉孔來承載全民怒氣」，前面我們看到米契爾在銀行圈已經被同業嫌棄，這裡是政治與媒體一起把他釘在牆上的過程。
最後一段又回到華爾街。時間來到 12 月，市場試圖止穩，威廉．杜蘭特在「療傷」，他在十月崩盤時沒有撤出市場，因為他深信，只要能撐住 15～20 檔「健全企業」的股價，就能阻止恐慌變成全面性崩潰。他也希望朋友貝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一起留在市場托底，但巴魯克不認同，直接說「很遺憾你看不懂我的想法」。
事後，杜蘭特對市場崩潰感到憤怒，也偶爾對自己生氣，知道自己在吹大這波泡沫中扮演了角色，所以他害怕自己最後也會被當成惡棍。
這時，一位年輕記者 Earl Sparling 來訪問他，他心裡產生一個想法，不如把焦點轉到華盛頓那邊去。於是他決定公開自己四月去白宮見胡佛、提前示警股市風險的這件事，當成一個「我早就告訴你了」的故事。
訪談裡他把矛頭指向聯準會與政府，聯準會本來的職責是穩定貨幣利率、避免恐慌，結果兩件事都沒做到，同意讓隔夜拆款利率飆到 20%，最後造成史上最嚴重的崩盤。
他說市場現在沒有領袖，我們這些人已經先退到旁邊，要等到聯準會被限制在法律賦予的職能範圍內（不要亂搞其他事），我們才會重新進場掌控局面，最後作者安排了一個帶點滄桑感的小收尾：杜蘭特從抽屜拿出 43 年前自己開第一個帳戶時的存摺，感慨自己是不是破產了。然後他講了一句半開玩笑的話：「我是不是破產？這樣說好了，我是全美國最有錢的人……」停頓一下，露出微笑補一句：「在朋友方面。」
這種說法一方面帶出他的無奈財富蒸發，但他還想抓住「朋友」這種非金錢資本；另一方面也帶點自我安慰的味道，既是情緒自救，也是對讀者的一種戲劇性收尾。
December 19, 1929（1929年12月19日）
時間是 1929 年 12 月 19 日，離聖誕節不到一週。
米契爾坐在辦公室裡煩惱自己的財務，他在 10 月股災時為了力挺國家城市銀行，不斷買進自家股票，平均成本 367 美元，現在股價只剩 212 美元，等於帳面上已經大賠一大筆。
從稅務角度來看，這些虧損非常「有價值」，如果現在把股票賣掉，就可以認列損失，拿來抵銷高額薪資所得，甚至有機會把當年度的所得稅整個洗掉，問題是，身為國家城市銀行董事長，他不可能大剌剌地在市場上拋售手上這麼大一批公司持股。那表示高層自己都在賣，會對外釋出極壞訊號，也可能真的把股價砸下去。
他一度想把股票賣給公司員工持股基金，但馬上意識到，如果被員工知道「老闆在高價買、低價賣給你們，還順便拿來節稅」，自己可能會被吊在電線桿上。他知道這樣太難看，先否決。
於是他想到一個「靈機一動」的做法那就賣給太太 Elizabeth，對外看起來他沒有拋售股票，股價也不會被砸下來。
法律上，他可以認列賣出的損失，拿來節稅，經濟實質上，股票還是在自家人手上，他相信未來股價會回升，等於虧損變成稅上的好處，上漲空間又沒有真的放棄。
那天晚上他回家，把這個計畫興奮地跟太太說明，保證國家城市銀行狀況很好，股價被低估。他的說服邏輯不是「幫幫我」，而是「你會賺錢」，叫她放心接手。剛好她哥哥一個月前也曾鼓勵她買這檔股票，說很便宜，因此心理上沒有那麼排斥。
第二天早上，他叫律師 Harry Forbes 來辦公室，正式問「這樣可不可以」。他對律師說自己也想過直接在市場賣出，但那樣會傷害股東，所以才考慮賣給太太，避免股價被大筆拋售嚇到。
Forbes 問他那你抵押在 J.P. Morgan 那邊的貸款，要一起轉到太太名下嗎？
米契爾回答：不用，因為這批股票只是我那邊一大堆抵押品的一部份，整體貸款金額比這批股票的價格還高很多，所以我會繼續幫她扛利息九個月，未來打算再買回來。
律師從技術面提醒他：既然股利收款人要變成太太，要通知 J.P. Morgan，請他們把股利撥到她名下。米契爾不想跟 Lamont 和 George Whitney 開這個口，覺得很尷尬，就想出另一個細節操作，股票名義不是掛在摩根公司，而是掛在國家城市證券子公司名下的代名人，所以只要在那邊辦理名義轉換，股利就能直接進太太帳上，不用明著通知摩根。
最後他們決定由 Elizabeth 以每股 212 美元，買下 18,300 股，總價約 380 萬美元。形式上不簽正式合約，只用兩封信一封是太太寫給他、一封是他寫給太太，這是他們以前處理家族交易時的老方法，由他口述內容後拿回家給她簽。
當晚，米契爾在家裡三樓太太的起居室，再次向她保證，律師已經說這是「正當的買賣」，而且他會幫她扛九個月的利息，之後預計再把這些股票買回來。
Elizabeth 一開始有點猶豫。之前他告訴她自己在十月大買股票時，她還溫柔地吐槽他「太理想、太利他」。另外，負責幫她打理財務的副總裁 Barrett 也提醒她慈善捐款有點給太多了，暗示她不需要再做更多「道德負擔」。
但身為一個很會推銷的業務高手，米契爾轉個角度說：「我其實是很高興你可以享受到這筆獲利。」等於把交易包裝成「讓妻子賺錢、照顧家庭資產」的溫情故事。他太太最後看完信件就簽名，說希望能賺到錢，他也回一句：「我覺得妳會賺，而且我也希望妳賺。」
這一段代表什麼？
從表面看，這是一個高階銀行家做「節稅規劃」的小故事，帶著一點家庭對話的戲劇感。但往下看，可以看到幾層重要意義：
這是高層金融人士如何把「私人損失」轉成「稅務利益」的典型示範。股災讓他帳面巨虧，本來是壞事，透過這種設計，反而可以換成少繳稅甚至不繳稅。
他非常清楚「形象風險」的嚴重，賣給員工會被罵翻，在市場賣會砸到股價、傷害股東，只好選擇「家族內部移轉」，同時又刻意避免讓摩根那邊太早知道。
米契爾性格是他可以為了撐市「看起來很利他」，在十月勇敢買進自家公司股票，又可以在十二月毫不猶豫地用太太的名義當交易工具，讓自己同時取得節稅與未來反彈的好處。表面上是「替太太創造獲利」，實際上是精細安排的自救行為。
米契爾不只是在「金融監管」上被盯上，也會在「稅務道德」和「利益迴避」上被追打。這筆賣給太太的交易，將來很容易被輿論或調查委員會解讀成，利用家族成員當人頭，規避風險與稅負。
December 21, 1929（1929年12月21日）
1929 年收盤時，表面上紐約一切如常、華爾街也說得出「沒那麼糟」，但在華麗燈光、年終慶祝、政治照常運作的背後，普通人的信心和現金都被掏空，一種說不出口的陰影悄悄鋪滿全國，為接下來的大蕭條埋下種子。
臨近聖誕節，華爾街情緒隨股市忽上忽下，但紐約市本身燈火輝煌、聖誕櫥窗依舊豪華。Saks 百貨花 4,000 美元請雕塑家做櫥窗裝飾，行人只顧看漂亮櫥窗，幾乎無視在門口搖鈴、募款的救世軍聖誕老人。
街上兩個象徵未來榮景的巨型工程也在挖地基、架鋼樑，拉斯克布的帝國大廈，以及幾條街外的克萊斯勒大樓。對多數紐約人來說，這些「正在上升的摩天樓」比股價更像長期繁榮的象徵。
有人甚至覺得股災有點「爽」，E.B. White 在《紐約客》寫得很酸，看到這個肥得流油的國度，被嚇得肚皮發抖，本身就有點好笑，也證實那些平常講股票講得天花亂墜的朋友，其實早就不知自己在講什麼。這是一種「看多頭自爆」的幸災樂禍。
政治上選民選擇「一切照舊」，Jimmy Walker 繼續當花花公子市長，股災發生一週後，紐約市長選舉，花天酒地、常出入酒吧和黑幫場合的 Jimmy Walker 以壓倒性票數連任，La Guardia 這種「小人物代言人」式的挑戰者得票很少，社會黨更是吊車尾。這代表選民在災後，選擇維持既有秩序，不想政治也翻桌。
Walker 其實更像一個娛樂符號，而不是「治理者」，一天換三套衣服、和女明星、黑幫混在一起，總能比法律快半步。年終時，他利用 Tammany Hall 的老招數，選前幫市府員工加一點薪水，選後再幫自己大加薪，從 25,000 拉到 40,000 美元。哪怕股市剛崩，政治機器運作方式一樣沒變。
拉斯克布先前寫的一篇文章，開始被拿出來討論，他主張美國應該從六天工作週改成五天，週末多一天，讓人有更多時間開車、旅行、住飯店、買露營器材、釣魚工具、運動用品與衣服，等於用「休閒消費」來拉動經濟成長。即使股災發生，精英圈還在想像一種「透過消費升級」來支撐經濟的新模式。
《紐約時報》在年終的財經版做了一個總結，檢視 1929 年曾經風行的「流行理論」，第一條就是「我們進入一個新經濟時代，舊的經濟前例不再適用。」這等於是在對瘋狂牛市的「這次不一樣」思維做事後檢討。
整體口吻是嚴肅、冷靜，但並非極度悲觀：他們注意到，這次崩盤後，沒有立刻像以往那樣瞬間大量倒閉、裁員、減薪，沒有大型銀行倒閉，也沒有大型企業破產，所以還有人抱著「也許這次真的不會那麼嚴重」的希望。
甚至《紐約時報》認為，年度頭條新聞不是股災，而是 Byrd 飛越南極的壯舉，媒體更願意歌頌英雄，而不是沉溺在失敗裡。這座城市在「選擇性忽略」危機。
Lamont 的副手 Martin Egan 寫給巴黎分行的備忘錄總結很代表華爾街內部主流看法，大致意思是沒有什麼單一的神秘原因，事情到了一個時間點，足夠多的人覺得「該賣」了，就引發一波恐懼，大家一起湧向出口，交易所和券商的機械與制度承載不了，壓力又反過來加劇恐慌。
他說滿天都是關於崩盤源頭的故事，但多半不真。真實的，是巨大的個人損失，而真實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太早看清。
這種說法其實有兩層：一方面承認市場機制在極端情況下會放大恐慌，另一方面又對「真實經濟的後果」保持謹慎樂觀——還沒看到全面崩盤，所以不急著判死刑。
傳聞要破產的池主 Michael Meehan 用非常華爾街式的黑色幽默回應：「我聽說我已經破產了，那我們乾脆發員工兩週獎金來證明好了。」這種嘴硬玩笑本身就是一種面子工程，即便內心或財務都在淌血，也要維持「一切安好」的姿態。
更戲劇性的是 1929 年最後一個交易日下午，紐交所邀請一支由黑人音樂家組成的 369 步兵樂隊在交易廳演奏，氣氛熱鬧，像在舉行一場「驅魔派對」。有人當場把 10 月 24 日那天的交易記錄報紙拿來燒掉，象徵不想再被這一天的噩夢纏上。
收盤鐘一響，全場爆發長達五分鐘的狂喊、吼叫，好像要用聲浪把 1929 年趕出門外。
從數字看起來，好像「沒那麼慘」，道瓊全年只跌了 17%。對比 1921 年曾跌 33%，之後還迎來連兩年大漲，許多老手很自然會想：「我們以前也撐過更慘的，之後照樣大多頭。」在這種歷史記憶下，他們容易把 1929 年當成「又一場會過去的恐慌」，而不是新的時代斷層。
表面上，銀行沒倒、大公司沒倒、指數跌幅也沒有史上最慘，但「真正的信心」已經不見了。
華爾街人還在盤算哪裡有便宜貨可以撿，想著下一筆交易。
一般小散戶卻是在高檔被 FOMO 推進市場，在崩盤中輸掉積蓄，還要面對被抽緊的信用環境借不到錢、週轉壓力更重。問題就變成這些人何時還會重新踏入股市？甚至，他們什麼時候才會有多餘的錢可以消費？損失直接侵蝕家庭財務與消費能力，心態從「擔心錯過」變成「害怕再被打」，這種思維上的逆轉，股價指數短期不一定看得出來，但它已經開始影響全國經濟的底層需求。
September 30, 1930（1930年9月30日）
表面上，Thomas Lamont 過得一樣光鮮亮麗。
他六十歲生日那天照常坐在摩根公司辦公桌前打電話、跟記者聊天，繼續對外展現一貫的自信。週末和太太住在新澤西哈德遜河邊的大莊園 Torrey Cliff，禮拜一早上搭 72 呎的遊艇開向曼哈頓，一邊讓僕人幫他刮鬍子、一邊看報紙、口述信件。
年初看起來還有一點希望。
摩根把當初為了救市買進的股票慢慢賣出，甚至還賺到一點錢。春天他飛去羅馬見墨索里尼，又去處理墨西哥的債務危機，繼續扮演「全球金融調停者」的角色。
摩根人自己的信念是：只要維持好大國之間的金融連結，長期就能換來和平與繁榮。
可是，真正的心情藏在內部通信裡。
Russell Leffingwell 寫信給他，把現況形容成「一流的通縮，接在一流的通膨後面」，是經濟體在經歷七年醉生夢死之後的清洗。Lamont 私下坦白對朋友說，生意「慢得像死了一樣」，大家心裡都知道，真正的復甦離現在非常遙遠。
這時華爾街也開始出現他控制不了的變化。
1930 年 9 月 30 日，他生日那天，股市又一波暴跌，跌到全年新低，一家叫 J. A. Sisto & Co. 的投資公司倒閉，成為股災後第一家真正倒下的金融機構。原本很多人還拿「金融公司居然都挺住了」來安慰自己，現在第一塊磚鬆動，媒體也愈來愈不天真，盯金融圈的眼光開始變尖銳。
Lamont 的副手 Egan 寄了一本《People vs. Wall Street》給他，看完評價是：作者像是聰明又愛鬧事的煽動者，全書充滿謠言、八卦、斷章取義，正常人不會把這本書當一回事。Lamont 也不屑一顧，回信說「不覺得有人笨到會看」。
但這本書的象徵意義很大：書名直接把「人民」對上「華爾街」，代表社會開始用對立視角看金融圈。
真正更麻煩的是 Matthew Josephson。
他原本是詩人、文評，後來也在華爾街做過，對「大眾市場」文化極度反感。1929 年股市最後一波狂飆時，他在《The New Republic》寫了一系列文章，批評大量有才華的人整天只為香菸、除臭用品、衛生紙、汽車和明星寫宣傳稿，整個受教育階層被廣告與消費麻醉，這本身就是一場文化悲劇。
這種冷嘲熱諷的聲音，在 1929 年還算少數，到了 1930 年，類似的語氣已經四處可見，媒體的基調不再是一味吹捧「新經濟」。
老一輩揭弊名記 Ida Tarbell 到 1920 年代後期已經失去當年的殺傷力，後期還去寫很「聽話」的墨索里尼與 GE 董事長的讚美式人物誌。這十年的新聞風格由新創的《Time》帶頭，它幾乎沒有原創報導，只是剪貼各地報紙，重新包裝成聳動短文與帶酸味的側寫。華爾街若需要特定故事，就有線人可以打電話進新聞室。幾乎所有大型報社都被認為有人拿錢幫金融圈放話，早在 J. P. Morgan 本人還在世時，就有大量記者被他收買。
Josephson 完全不是那種人。股災之後，他寫文痛罵胡佛把經濟崩壞當成「士氣問題」。胡佛政府到處掛出「BUY AND HELP KEEP UP PROSPERITY」的標語，叫大家多買東西撐榮景，在 Josephson 看來只是掩耳盜鈴。
他在康乃狄克老家寫道，胡佛和梅隆的心態像小氣房東，竭力避免動用國庫去做公共救濟，只想讓經濟自然調整，即便那代表把社會帶向「幾乎全民失業」的深淵。
在他筆下，華爾街同樣看不見人們的痛苦。
他開始替《紐約客》寫一系列關於華爾街人物的文章，專門解構那些曾經被當成英雄的金融大佬。
他介紹空頭 Ben Smith（綽號 Jolly Bear）時說，他活在比一般人更真實的世界，因為他不輕易相信任何反彈。Josephson 寫：「我們從早報、從白宮與國會、從各種發言人、跟班和鸚鵡嘴裡獲得錯誤資訊。我們買他們叫我們買的東西，相信他們叫我們相信的東西，該挨餓時就乖乖挨餓，毫無浪漫。」在這個敘事中，「媒體＋白宮＋華爾街」是一整個洗腦機器，讀者是被牽著走的群眾。
然後，真正點火的人物上場了：Julian Sherrod。
他原本是米契爾麾下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的債券業務員。像許多美國人一樣，他對股市深信不疑，股災來時，以為只是「天上掉下來的好價位」，順理成章再度重押、借錢加碼，結果最後欠了 5.5 萬美元，幾乎看不到還清的一天。
他非常憤怒，既怨自己，也怨那些他曾經相信的上司，尤其是米契爾。於是他翻出自己多年來累積的內部備忘錄和工作筆記，用兩個禮拜寫完一份 121 頁的手稿，取名《Scapegoats: By One of Them》（替罪羊：出自其中一人之手），先自費印了一萬本。
書裡他刻意不直接寫出 National City 或 Mitchell 的名字，只稱呼米契爾為「Chairman」，但誰都看得出來在講誰。
開頭他就寫：「過去十二年，我把自己最好的服務獻給一家『美國最偉大的金融機構之一』，它在全球大量零售銷售證券。我從沒質疑任何一句話，執行來自總公司的每一道命令——命令這個字很貼切。我的信心單純得像孩子，但後來的事件摧毀了這種信心。我現在看見自己這些年並不是當銀行家，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在當海盜。」
這種「內部人自白」的口吻威力極強，對那些剛被股市收割的小投資人非常有共鳴。
最具爆炸性的段落，是他揭露安納康達銅業（Anaconda Copper）的內情。
1929 年 8 月，公司在內部施壓要求前線業務員把安納康達股票賣給客戶，同一時間，身為安納康達董事的米契爾，自己卻在大舉出清持股。Sherrod 寫道：「董事長剛完成本行有史以來單一最大的一筆安納康達股票賣出。你現在聽到的轟隆聲，是這家銀行的創辦人從墳墓裡翻身的聲音。」
這句話等於當眾戳破一個殘酷對比：總部要前線推貨、叫客戶進場，自己卻在背後高價退場。
《Scapegoats》很快變成暢銷書。
一出來就引發轟動，紅到連他欠錢的達拉斯銀行都跑去法院，想把這本書視為他的資產。首刷賣完後，紐約大型出版社立刻買下版權，把它推成全國性暢銷書。
有報紙評論說：「華爾街與銀行家最近一直在談這本書，但只要那些『冤大頭』還有錢買書，這本書同樣是寫給他們看的。」暗示真正該看的，是被套牢的散戶。
對米契爾而言，這一章就是他地位滑落的轉折點。過去他擅長跟媒體交朋友，靠魅力和樂觀包裝自己。現在，一本憤怒的前員工小冊子，連同 Josephson 這樣的筆鋒，把他從「讓全民參與繁榮的金融推手」改寫成「帶頭出貨、出賣客戶信任的領頭羊」。
《1929: Inside the Greatest Crash in Wall Street History—and How It Shattered a Nation》讀後心得第三集-EP3){kin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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