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第二章「身為伊朗人」（Being Iranian），時間軸接續第一章蒙古入侵後的廢墟，一路講到薩法維帝國的興衰，同時深入描繪伊朗社會的基本結構，游牧民族、農村、城市三個層面。
蒙古浩劫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延續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反覆毀滅，可以分為兩波。第一波是成吉思汗及其後裔的入侵。1215年成吉思汗集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軍事力量，先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後來的北京），1221年首次襲擊伊朗。成吉思汗死後，蒙古軍隊征服了俄羅斯，然後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在1258年攻陷巴格達，屠殺了可能多達八十萬人，終結了延續五百年的阿拔斯哈里發政權。書中描述蒙古人所到之處夷平城市、殺害或擄走工匠、摧毀灌溉系統，目的是將農業用地變成游牧民族需要的開放牧場，手段接近種族滅絕。赫拉特在1270年到1319年間被洗劫了六次。波斯裔歷史學家拉希德丁記載伊朗城市有一半房屋被廢棄，部分地區的原住民被「完全消滅或逃亡，土地荒廢」。赫拉特現在是阿富汗的城市，但當時是波斯文化圈的重要城市。
薩法維帝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蒙古浩劫之後的廢墟時代。1252年，謝赫薩菲丁在阿爾達比勒城創立了薩法維蘇非教團，為貧苦大眾提供靈性指引和物質救濟。這個教團在隨後的兩百多年間逐漸擴散到整個中東，並從純粹的宗教兄弟會演變為軍事化組織，吸納突厥戰士組成以紅色頭巾為標誌的「紅頭軍」（Qizilbash）。
蒙古浩劫之後，伊朗的物質文明幾乎全毀，巴格達的哈里發政權也被消滅，原本統一伊斯蘭世界的制度力量不復存在。在這樣的絕望氛圍中，人們轉向精神世界尋求慰藉，神祕主義和對聖人的崇拜大幅興起。阿爾達比勒城的商人謝赫薩菲丁在這個背景下創立了薩法維教團，一個蘇非派兄弟會。他結合靈性指引與物質救濟，在廢墟中的貧苦大眾之間建立起深厚的追隨基礎，手法類似今天的哈瑪斯或塔利班，用宗教信仰加上實際救助來贏得民心。
與此同時，大量突厥部族持續從中亞湧入伊朗，先後出現了帖木兒後裔的割據政權，以及黑羊與白羊兩大土庫曼部落聯盟。白羊聯盟的烏尊哈桑一度建立起龐大勢力，威尼斯甚至把他視為對抗鄂圖曼帝國的盟友，派遣外交使團並提供軍事裝備，這開啟了西方國家以武器援助拉攏伊朗的模式，延續至今。但烏尊哈桑來不及學會有效使用新式武器，土庫曼傳統騎兵在鄂圖曼火砲面前不堪一擊。
薩法維教團逐漸軍事化，吸納土庫曼戰士組成「紅頭軍」（Qizilbash），以紅色頭巾為標誌，形成一支兼具宗教狂熱與軍事力量的部隊。1487年出生的伊斯瑪儀年僅12歲就開始爭奪權力，他自稱承繼了先知穆罕默德透過阿里傳下的神聖靈魂，甚至宣稱自己就是末日救世主或其先驅。1501年他攻下大不里士，加冕為沙赫，建立薩法維帝國，伊朗第四個偉大帝國。
伊斯瑪儀做出的最關鍵決定是強制推行什葉派為國教。作者分析這背後有深層的政治考量，伊斯瑪儀無法用部族忠誠或族裔來區分自己的國家，因為他和所有對手都是突厥人；如果信奉遜尼派，也無法與鄂圖曼區隔。什葉派成為最佳選項，既能建立國家認同，又能延續瑣羅亞斯德教以來的伊朗文化特色。為了推動改宗，他組織了類似宣傳隊的說書人團體，將什葉派的殉道敘事，特別是伊瑪目乎笙的悲劇故事，系統性地傳播到社會各階層。這種做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瑣羅亞斯德教受難劇傳統，後來演變為什葉派最重要的宗教戲劇「塔齊耶」（Taaziyeh）。
然而宗教狂熱也把伊斯瑪儀推向毀滅。他主動挑釁鄂圖曼帝國，1514年在查爾迪蘭戰役中慘敗。鄂圖曼的火器和大砲壓倒性地擊潰了紅頭軍的騎兵衝鋒。這場敗仗摧毀的不只是軍隊，更摧毀了伊斯瑪儀的神聖光環，按照波斯傳統，他失去了「法爾」（farr），即上天對統治者的眷顧。此後伊斯瑪儀一蹶不振，沉溺於宮廷享樂直到死去。他的繼任者們也深陷宮廷鬥爭、後宮陰謀、鴉片和毒殺的惡性循環。
乎笙是阿里的兒子、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第一章和第三章交代了背景：阿里在西元661年被謀殺後，麥加舊貴族建立了伍麥亞王朝。什葉派認為伍麥亞人是「篡位者」，扭曲了穆罕默德的使命。阿里的兒子們試圖帶領穆斯林回到他們認為的正道。乎笙在一場阿拉伯內部的戰鬥中被殺，成為信仰的殉道者。
書中沒有詳述戰役的具體經過，但從多處描述中可以拼出這個悲劇的幾個關鍵面向。
第一層悲劇是孤立與背叛。乎笙帶著一小群追隨者去對抗強大的伍麥亞軍隊，其他穆斯林未能或不敢前來支援。第三章說得最明確：「直到今天，伊朗什葉派信徒仍然為他們十四個世紀前未能保護乎笙而自責，並以個人犧牲來贖罪。」換句話說，乎笙的悲劇不只是他個人的死亡，更是整個社群的集體失敗，他們本該挺身而出卻沒有。這種我們本可以阻止卻沒有的罪疚感成為什葉派情感的永恆泉源。
第二層悲劇是正義的失敗。乎笙代表的是「真道」（asha，瑣羅亞斯德教的概念）對抗「謊言與邪惡」（drug），是先知家族的合法繼承權對抗篡位者的暴政。但正義一方慘遭屠殺，邪惡一方卻勝利了。這與瑣羅亞斯德教中善惡鬥爭的宇宙觀完美吻合第三章指出波斯人在乎笙的故事中找到了一個熟悉的主題，因為他們的古老宗教本來就有為未能勇敢行動、未能保護正義事業而哀悼贖罪的深厚傳統，即瑣羅亞斯德教的「祭司之哭」（weeping of the Magi）。
第三層悲劇在於它的儀式化再現。第二章詳細描述了乎笙殉難如何被轉化為一套強大的公共情感體驗。從伊斯瑪儀時代開始，說書人（rowzeh-khani）根據一部名為《殉道者之園》的故事集向聽眾講述乎笙的悲劇，目的是讓聽眾從旁觀者變成「代入式的參與者」，被一種深重的個人罪疚感壓倒。示威者走上街頭吟誦乎笙的悲劇，展示最深切的悲傷，鞭打和割傷自己的身體以贖罪。後來這演變為真正的戲劇作品「塔齊耶」（Taaziyeh），乎笙的戰鬥和殉難由演員重新演出，觀眾和演員都在字面意義上重新經歷那些悲劇事件。所有主要城市都建造了專門的劇場來表演塔齊耶。作者稱這些表演「可以說是伊朗社會最受歡迎的公共集會」。
這套悲劇敘事的政治威力在書中被反覆印證。第四章描述1978年革命前夕，每一次沙赫的軍隊射殺示威者，四十天後的悼念儀式就會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製造新的「殉道者」，四十天後又是一輪更大的悼念，這個循環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推翻了整個政權。作者指出美國情報機構完全沒能理解這個植根於乎笙殉難傳統的獨特革命機制。第五章也提到兩伊戰爭中數十萬年輕人穿越地雷場衝向預設砲兵陣地，殉道文化使得批評政權變得不僅不愛國而且是對死者的褻瀆。
所以乎笙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悲劇，不僅因為事件本身的慘烈，更因為它被波斯人融入了自己最古老的文化基因，善惡鬥爭、為未能行動而贖罪、以殉道換取終極救贖形成了一套至今仍然能夠動員整個社會的強大情感機制。
直到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登基，薩法維帝國才重振旗鼓。阿巴斯面對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擺脫土庫曼部族武裝的控制，實現中央集權。他的解決方案是引進外籍奴隸（主要是喬治亞人），將他們改信伊斯蘭後編入軍隊，建立只效忠於沙赫個人的新式武力，同時逐步用中央官僚取代地方封建領主，直接向農民和商人徵稅。
阿巴斯在1587年(剛好是萬曆十五年）登基，當時年僅十六歲，從他的父親手中奪取了王位。
在阿巴斯之前，薩法維帝國已經經歷了數十年的混亂。1501年建國的伊斯瑪儀在1514年查爾迪蘭戰役慘敗後一蹶不振，1524年去世。他的兒子塔赫馬斯普繼位時才十歲，立刻淪為各突厥部族領袖的玩物，直到二十歲左右才掌握實際控制權，但終其一生都無法擺脫陰謀和政變威脅，1576年被後宮女眷毒殺，在位五十二年。此後一段極其黑暗的宮廷鬥爭接踵而來，塔赫馬斯普被囚禁的兒子伊斯瑪儀二世被釋放繼位後立即開始屠殺所有可能的競爭者，包括自己的兄弟們，隨後死於毒藥或毒品。唯一存活的成年王室成員是他幾乎失明的弟弟，而這位弟弟的妻子又謀殺了伊斯瑪儀二世的姐姐。在這段近乎混亂的時期之後，1587年僅存的繼承人阿巴斯從父親手中奪取了王位。
第二章後半段系統性地描繪了伊朗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游牧民族大約不超過一百萬人，他們隨季節在冬夏牧場之間遷徙，發展出以「汗」為首的層級化部族政府，與定居社會之間維持著以牲畜產品換取農產品的貿易關係。農村人口遠多於游牧民族，但生活極度貧困，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必須將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收成交給地主代理人，幾乎完全自給自足，與外界隔絕。村莊的宗教生活混合了伊斯蘭教義、列王紀故事和民間巫術。稅收制度則經歷了三種模式：承認地方大族代收、包稅制、以及阿巴斯引入的中央官員直接徵收。
《列王紀》（Shahnameh）是伊朗的民族史詩，在伊朗文化中的地位相當於荷馬的《伊利亞德》和《奧德賽》之於希臘、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之於羅馬、《摩訶婆羅多》之於印度。
城市是伊朗文明最輝煌的面向。作者詳細介紹了坎兒井（qanat）地下水渠系統如何讓沙漠中的城市得以存在，風塔（bad-gir）如何實現被動式空調，以及伊朗傳統城市規劃如何因應極端氣候。窄巷互相遮蔭、房屋設有地下室避暑、夜晚則在屋頂睡覺。伊朗傳統住宅圍繞著圍牆花園建造，而「圍牆花園」（paradise）這個英文詞本身就來自波斯語。城市以街區為單位組織，巴扎（市集）是城市的核心制度，不只是交易場所，更是手工業行會運作、社會服務提供、政治力量集結的樞紐。後來圍牆花園擴展為指稱宗教意義上的天堂。
伊斯法罕是所有城市中最壯觀的。阿巴斯將首都遷至此處後，從義大利、印度、中國引進建築師和工匠，打造了一座近百萬人口的大都會，比當時的倫敦還大。
國王廣場（Maidan-i Shah）面積約是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的六倍，兼作馬球場、射箭場、市民散步休閒的公共空間。國王清真寺耗用了一千八百萬塊磚和五十萬片彩色瓷磚。伊朗有句俗語說「伊斯法罕是半個世界」。
但章節最後筆鋒一轉，指出伊朗政治體制的致命缺陷君主是整個權力拱頂的楔石，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制衡機制。阿巴斯本人就是這個悲劇的最佳例證，他弄瞎了兄弟、刺死了長子、囚禁了其他兒子，到他去世時唯一存活的繼承人是一個孫子。這種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導致的自我毀滅，成為伊朗歷代王朝反覆上演的宿命。作者引用阿克頓勳爵的名言作結：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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