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本《國家為什麼會破產:橋水基金應對大週期的原則》原文書應該是《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這本書,繁體中文版是2025年10月2日出版,但英文版其實2021年11月30日就已經出版了。
這本書當時出版後寫的是當時的時空背景。
當時Dalio對帝國興衰、儲備貨幣及市場進行研究後,觀察到三種歷史上曾多次出現但同時發生在他一生中尚屬首次的現象,第一是高負債水準與極低利率並存,限制中央銀行刺激經濟的能力,第二是國內巨大的財富差距和政治分歧,導致社會與政治衝突加劇,第三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全球強權中國挑戰一個過度擴張的既有全球強權美國,引發外部衝突。
最近一次類似的時期是從1930年到1945年,這讓他感到非常憂心。他認為歷史上這種「三重壓力疊在一起」的時候,往往會進入 10 到 20 年的過渡期,會先經歷混亂、調整、劇烈衝突,但最後會重組秩序,再進入下一段長期繁榮。
這些事件的同時出現是典型的長期(大約50到100年)經濟與政治週期中,一段約10到20年的過渡期。
這些大週期在追求財富與和諧的「幸福繁榮期」以及因爭奪財富與權力而導致混亂的「痛苦低迷期」之間擺盪。
低迷期就像一場「清除風暴」,藉由痛苦的調整來消除過度負債等弱點,並可能改變當時的世界秩序與領導者。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透過歷史案例的運作機制,例如1930-45年、大英帝國和荷蘭帝國的興衰、中國的朝代更迭來理解當前的局勢與可能的未來走向,隨後爆發的疫情是另一個類似的重大歷史事件,也需要納入理解範圍。
觀察久遠的歷史
Dail認為久遠歷史的關注對做好投資工作很重要。他最大的錯誤都因為錯過那些在他一生中從未發生過,但在歷史上卻多次出現的重大市場波動。
這其實跟我的觀念也非常類似,比如上次的高通膨年代,已經距今超過30年以上,1980年代現在很多年輕的投資人根本沒經歷過,就算你當時還活著經歷過,當時可能也是小嬰兒或者根本不會對金融市場有瞭解,所以瞭解久遠以前的歷史其實是很重要的。
促使Dalio當時改變觀念的關鍵事件是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終止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也就是所謂的尼克森震盪。當時他預期股市會暴跌,但結果卻是股市卻跳漲約 4%。這個衝擊讓他意識到自己對貨幣貶值對股市的影響缺乏歷史經驗,並開始深入研究。
為了理解經濟和市場的運行機制,他發展了一套系統化的研究方法:
研究特定現象,比如經濟蕭條的所有重要案例。歸納出這些案例的「原形」(Archetype),利用原形來了解因果關係,並觀察特定案例相對於原形有什麼不同,根據這些因果關係,建立「如果/那麼」(if/then)的決策規則(原則),來進行投資,他的方法並不是為了學術研究,作為全球總體經濟投資者,這套方法讓橋水能夠比競爭對手更精準預測經濟的走向,然後決定投資方向。
歷史總是喜歡重複
他認為大部分事情,例如繁榮期、蕭條、戰爭、牛市、熊市等等,都是不斷重複發生的。它們發生的原因大致相同,通常以週期(cycles)形式出現,且週期往往長於或等於我們的一生。
這種視角讓他能將遇到的事件會當作又是這樣一個例子,就像生物學家遇到野外生物會辨識物種,他意識到只關注細節會錯失大局,只關注大局則會錯失細節。因此,必須同時以高層次的大局觀和低層次的細節觀來看待事物,才能理解各種力量,比如經濟與政治週期之間的相互影響,並掌握長期的因果關係。
他認為大多數事物都是在向上演進也長期改善的過程中,伴隨著週期性的波動,形狀就像一個向上指的螺旋(upward-pointing corkscrew)。例如,生活水準會隨著時間進步,但經濟活動會因債務週期而上下波動。
人之所以常常錯過重大的演變時刻,是因為我們的生命過於短暫,且只經歷到事件的微小片段。我們就像忙著搬運碎屑的螞蟻,缺乏對大局模式、主要驅動力量和自身在週期中位置的宏觀視角。
研究過程
透過研究歷史上的長期債務週期(約 50-100 年),作者能夠理解 2008-09 年金融危機和央行行動,比如將利率降至 0%、印鈔、購買金融資產與 1930 年代的相似之處。他也觀察到這些行動雖然推高資產價格和經濟,但卻擴大了貧富差距,並導致民粹主義(Populism)的興起。
為了預測國家的 10 年期經濟成長率,他研究了各國成功與失敗的驅動因素,並開發了指標比如教育品質、負債水準。他發現,美國的這些領先指標相對於中國和印度等新興成長中大國正在惡化。
他將美國經濟劃分為五等分進行分析,發現頂層 40% 與底層 60% 之間的狀況存在巨大差異,這有助於他理解政治兩極分化和民粹主義的成長。他研究了 1930 年代財富與價值觀的差距如何引發深刻的社會與政治衝突,這與當前情況相似。他還探討了左右翼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對抗性和2016 年後民粹主義。
憑藉他對中國長達 35 年的觀察與接觸高層決策者的經驗,他清楚看到中國在生產、貿易、技術、地緣政治和全球資本市場上已成為美國的有力競爭對手。
對當前世界局勢構成潛在威脅的三股最大力量
1. 長期資金與債務週期 (THE LONG-TERM MONEY AND DEBT CYCLE)
現象: 利率處於極低甚至負值,同時龐大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義務即將到期,且需要發行更多債務來彌補赤字。
央行刺激經濟的能力受限,以及儲備貨幣(美元、歐元、日圓)的貶值和投資者逃離的風險。他特別好奇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是否、何時、為何會衰落。
2. 國內財富與權力週期 (THE DOMESTIC WEALTH AND POWER CYCLE)
現象: 財富、價值觀和政治差距達到他一生中的最高點。
歷史顯示,當差距巨大且經濟低迷時,關於如何分配經濟大餅的衝突將會激增。由於央行傳統工具無效,且量化寬鬆(QE)會擴大貧富差距,國內衝突將會如何演變?
3. 國際財富與權力週期 (THE INTERNATIONAL WEALTH AND POWER CYCLE)
現象: 美國面臨一生中首個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對手,中國在各方面正以更快的速度成長。
貿易、技術、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正在快速加劇,這將如何改變世界秩序?
當前這三大因素的匯合與 1930-1945 年時期具有高度相似性(債務危機、利率觸底、央行印鈔擴大貧富差距、政治兩極分化、新興大國挑戰既有強權)。為了理解這場可能發生的「地震式轉變」,他研究了過去 500 年所有主要帝國及貨幣的興衰,特別是荷蘭、英國和美國,以及追溯至公元 600 年的中國歷史,以建立一個關於帝國大週期(約 250 年)及其內部經濟、債務和政治週期(約 50-100 年)的原形(archetype)。
帝國興衰的「大週期原形」
第一章將他的研究總結為一個簡化的「原形」,這是一個涵蓋過去 500 年主要帝國(包括荷蘭、英國、美國和中國)的平均模式。這套模式由八項關鍵的國力指數構成,涵蓋國家的各個層面。
國力的八大衡量指標
這八項力量指標是:教育、競爭力、技術、總體經濟產出、世界貿易份額、軍事力量、金融中心實力,以及儲備貨幣地位。這些力量會相互強化,共同經歷一個週期性的起伏。例如,優質的教育是長期領先的優勢,而儲備貨幣地位則是長期滯後的優勢,因為一旦形成習慣,貨幣的使用時間會長於其國力基礎的強盛時間。
帝國的興衰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上升期: 特徵是積累競爭優勢,包括強而有力的領導、優質的教育,不僅是知識,還有品格與公民意識、低腐敗、資源的良好分配系統,以及對全球開放。這會帶來強勁的收入成長、生產力提升、新技術,最終使貨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
頂峰期: 成功之中孕育衰落的種子。富裕導致人民成本提高而失去競爭力,成功模式被新興競爭者複製。富有階層變得奢侈且缺乏生產力。最關鍵的是,作為儲備貨幣國,享有的「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使能夠大量舉債,在財富差距擴大的同時,國家的財政卻被削弱。
衰落期: 頂峰期的過度行為開始相互反噬。巨額債務和央行刺激能力的喪失,加上經濟衰退,導致貧富差距引發國內衝突(左右翼民粹主義的對立)。如果此時出現強權挑戰,又遭遇如瘟疫般的自然災害,國家將進入一個痛苦的「破壞與重組」階段。
貨幣、信用與債務的大週期(LTC)
第二章深入探討驅動帝國興衰的最重要力量,即大約持續 50 到 75 年的長期債務週期。
作者提出一個基本原理:「債務侵蝕股權,貨幣滋養債務,而中央銀行可以創造貨幣。」
債務必須優先償還,當借款人無法償債時,資產會被出售或收走。與個人不同,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可以憑空創造貨幣和信用,這給了他們巨大的借貸和購買力,但同時也埋下了貨幣最終貶值的種子。
長期債務週期的六個階段原形
這個週期從低債務開始,最終以債務和貨幣體系的重組結束:
「硬通貨」階段: 以具有內在價值的金屬(如黃金)作為貨幣。
「紙幣憑證」階段: 發行可兌換硬通貨的紙幣(如支票),這是一種與硬通貨掛鉤的體系。
債務增加階段: 銀行和個人發現信用的美好,債務資產(例如債券)數量開始大幅成長,遠超銀行中的硬通貨,為危機埋下伏筆。
債務危機、違約與貶值階段: 債權人對紙幣失去信心,發生「銀行擠兌」。中央銀行被迫選擇違約或印鈔並貶值。
法定貨幣(Fiat Money)階段: 政府放棄硬通貨掛鉤,發行不受限制的紙幣。例如 1971 年尼克森總統終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導致美元兌黃金貶值,並開啟了 1970 年代的高通膨。
逃回硬通貨: 當法定貨幣過度印刷導致貶值(貨幣通膨)時,人們會拋售債務資產和該國貨幣,轉而追逐黃金、其他貨幣或實質資產。這通常發生在國內衝突加劇的時期。
(2025年黃金飆漲已經看到危機的前端,這在書中沒有,只是呼應他的看法,因為這本書是在2021年出版的。)
當前狀況
目前正處於長期債務週期的末期,即一個「破壞與重組」的典型時期。距離上次大規模重組(1930-45 年)已有 75 年,這是債務週期經典的結束時段。利率降至零後,中央銀行被迫啟用「第三種貨幣政策」(MP3),即政府借錢,央行印鈔購買債務(債務貨幣化)來填補經濟缺口,這與羅斯福總統在 1933 年和二戰期間的作為本質上相同。
這種情況與當前的三大力量(巨額債務、貧富差距、中美競爭)疊加,預示著世界秩序將經歷一次重大轉變,可能持續約 10 到 20 年的動盪,隨後將建立新的秩序,迎來下一輪的繁榮期。
帝國興衰的連續故事與三大週期的整合
從 1600 年開始回顧,以荷蘭、英國、美國這三個儲備貨幣帝國為線索,展示了帝國興衰的「原形」(archetype)如何在歷史中重複上演,並將故事時間線推進到當前美中兩大強權的競爭。整個歷史是一部連續的故事,目的是將當前的局勢置於歷史的宏觀視角中。
1. 「大週期」原形回顧
帝國生命週期類似於人類生命週期,具有可預測的階段與明顯的標誌。
階段是新秩序建立→和平繁榮期→泡沫與財富差距擴大→債務泡沫破裂→內部衝突與外部戰爭(革命)→新贏家建立新秩序。
2. 儲備貨幣帝國的興衰
文章詳細描繪了兩個帝國的興衰,以印證「原形」的運作:
荷蘭帝國與荷蘭盾(約 1625 年至 1780 年衰落)憑藉優質教育、創新(尤其是造船和資本主義的發明,如東印度公司和證券交易所),荷蘭盾成為第一個世界儲備貨幣。但競爭力下降、過度負債、內部衝突、軍事力量削弱(為國內開支犧牲國防)。最後在第四次英荷戰爭(1780-1784 年)中被英國擊敗,荷蘭盾崩潰,被英鎊取代。阿姆斯特丹銀行因印鈔資助東印度公司而發生擠兌。
大英帝國與英鎊(約 1815 年至 1945 年衰落):
興起在拿破崙戰爭後(1815 年)建立新秩序,憑藉工業革命、全球貿易(東印度公司)和強大軍力,英鎊成為無可匹敵的世界主導貨幣,開啟了百年的和平繁榮期(「帝國世紀」)。國力指標(教育、競爭力)在 1900 年代開始下滑,過度借貸與財富差距擴大。儘管贏得兩次世界大戰,但英國因戰爭揹負鉅額債務,帝國成本高昂且入不敷出。英鎊透過 1947 年停止兌換和 1949 年貶值 30% 來減輕債務負擔,並在 1967 年再次貶值後徹底失去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最終被美元取代。
美國與中國的崛起與競爭
美國國力的種子更早就種下,但正式崛起橫跨了兩次世界大戰。 在二戰結束(1945 年)後,美國在經濟(佔全球產出 50%)、黃金儲備(佔全球三分之二)和軍事(擁有核武器)上無人能及,與其盟友建立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鉤的 Type 2 貨幣體系)。美國的教育、競爭力、貿易和生產等相對實力指標已穩步下降,但在創新/技術、儲備貨幣地位、金融中心和軍事方面仍居領先或接近領先。美國當前正處於債務、非債務義務(如養老金和醫療)相對於收入持續上升、央行將利率推至極低水準、印鈔救市的週期末期,財富、價值觀和政治差距正在加劇。
中國的崛起:
自 1976 年鄧小平推行改革以來,中國採取了具備資本主義元素的嚴格控制下的經濟政策。在教育、人均收入和世界貿易份額上迅速成長,貿易份額已超過美國,並成為技術和地緣政治上的主要競爭對手。目前中國國力正快速上升,與美國的力量差距正在縮小。
從 1930 年開始,更詳細地將美國、中國、英國、德國、日本和蘇聯的故事編織起來,以便同時觀察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相互作用,並特別關注經濟戰如何演變成實體戰爭,例如 1930 年代的經濟衝突。他的目標是準確性而非政治正確性,要把他的結論視為理論來參考。
原則一:經濟戰是先行者
Before there is a shooting war there is usually an economic war. (在發生實體戰爭之前,通常會有一場經濟戰。)
原則二:經濟困境與衝突的組合,在經濟大衰退、財富差距擴大、巨額債務,以及傳統貨幣政策失效的情況下,會形成一種易燃的組合,通常會導致國內嚴重的衝突和革命性變化。
經濟戰的開端: 1929 年泡沫破裂和全球大蕭條後,各國為爭奪萎縮的經濟大餅,彼此間的外部經濟衝突加劇。
美國的保護主義: 美國為保護國內就業,於 1930 年提高了關稅(通過 《史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這進一步惡化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
權力測試與戰爭: 這種經濟衝突導致各國權力測試不斷升級。例如,日本和德國在 1930 年代中期開始領土擴張,這些經濟和地緣政治衝突在歐洲和亞洲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十年的過渡期: 作者認為:
While 1939 and 1941 are known as the official start of the wars in Europe and the Pacific, the wars really started about 10 years before that, as economic conflicts that were at first limited progressively grew into World War II. (儘管 1939 年和 1941 年被視為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戰爭實際上在大約十年前就已開始,最初是有限的經濟衝突,後來逐漸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國的歷史視角與當前崛起
透過比較美國的短暫歷史與中國長達四千年且連綿不絕的歷史,強調中國領導人看待世界與制定戰略的深度歷史視角、哲學根基,比如儒家、馬克思主義等,以及如何從一個世紀的衰落中,依循明確的長期規劃重新崛起,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
中國力量的週期性與當前定位
中國的文明史長達 4,000 年,且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的主要強權,唯一的例外是從 1840 年代到 1950 年代的「百年屈辱期」(Century of Humiliation),這段時期被視為歷史上的異常現象。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大週期通常持續約 300 年。
根據八項國力指標的衡量,中國在 1950 年後開始緩慢復甦,並在 1980 年代後迅速崛起,現已成為與美國幾乎不相上下的頂級強權。中國在貿易、軍事和創新技術方面的力量正在快速成長,但其儲備貨幣地位和金融中心實力仍相對落後。
雖然中國的平均教育水準可能低於美國,但由於人口基數大,STEM 領域(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總大學畢業生人數是美國的三倍,顯示潛在的巨大總體人才力量。
歷史與哲學對中國戰略的影響
要理解中國,必須了解深厚的歷史和哲學根基,中國領導人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擁有更長期的時間框架和規劃視野,這使得他們比通常更注重戰術和眼前利益的美國人更具戰略性。
階段性目標: 中國的發展有明確的階段性規劃:
第一階段(毛澤東時期): 革命、奪取控制權、鞏固權力和建立體制。
第二階段(鄧小平及其繼任者): 在不威脅現有主導強權(美國)的前提下,建立財富、權力和凝聚力。
第三階段(習近平及其繼任者): 在 20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時,成為一個「繁榮、強大、民主、文化先進、和諧的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目標是使中國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兩倍。
核心價值是階級分明、非平均主義。中國政治植根於儒家思想(強調和諧、家庭、等級制度中的角色與美德)、法家思想(強調中央集權、嚴格服從)、道家思想(強調平衡與自然法則)與馬克思主義(強調辯證唯物主義、透過衝突解決矛盾)。
領導者傾向於將國家視為一個大家庭,實行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以集體利益為優先,並依循長期的戰略規劃。這與美國「自下而上」且優先考慮個人利益的模式形成鮮明對比。
對經歷過「百年屈辱」期間西方資本家(如英國)透過帝國主義剝削的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框架對毛澤東等領導人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它解釋了他們所經歷的階級和衝突鬥爭。
歷史上的屈辱與教訓
中國從 1840 年代到 1949 年的衰落,是源於內部衰弱(清朝腐敗)、外部入侵(英國鴉片戰爭後外國控制港口與貿易)、財政崩潰以及大規模內戰的經典大週期衰退案例。這種痛苦的歷史塑造了中國領導人對國家主權、資源控制、軍事力量以及對資本主義潛在掠奪性的深切警惕。
1930-1945:從經濟戰到熱戰的演變
這部分延續了前一章節的敘述,詳細闡述了1930 年代經濟衝突如何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描述了主要大國的應對策略和戰爭的結果。
經濟大蕭條與政治轉向
1930 年代大蕭條使德、日、蘇、中等國家的惡劣經濟條件變得更加絕望,導致內部出現左右翼民粹主義的鬥爭(德國是法西斯主義,美國是羅斯福的新政左翼民粹主義)。在混亂中,人民渴望秩序,這推動領導人轉向獨裁。
德日應對危機的極端方式:
德國(希特勒): 透過拒絕支付賠款和大規模財政及貨幣刺激(債務貨幣化)來推動經濟成長,將 25% 的失業率降至零,並將資金投入軍事建設,採取軍事擴張(如併吞奧地利、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來獲取資源,這被認為比貿易更具「成本效益」。
日本: 由於缺乏資源,經濟受大蕭條重創,於 1931 年放棄金本位制,導致貨幣大幅貶值。國內衝突導致軍方掌權,並採取軍事侵略(1931 年入侵滿洲、1937 年全面侵華)來奪取資源(石油、鐵、煤、橡膠)。
經濟戰與二戰爆發
美國的經濟制裁: 美國雖然不願直接參戰,但透過經濟支持盟友(如 1941 年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和對敵國實施制裁來保護自身利益。對日本採取的措施包括凍結所有資產、停止通過巴拿馬運河的航運、以及石油和天然氣禁運,此舉切斷了日本 80% 的石油供應,迫使日本在屈服或攻擊之間做出選擇。
戰爭爆發: 日本選擇攻擊美國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基地(1941 年 12 月),美國全面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經典經濟戰術: 常見的經濟戰技術包括資產凍結/沒收、阻止進入資本市場、以及禁運/封鎖。
二戰結果與經驗教訓
市場與財富: 戰爭導致許多國家的股票市場關閉,股價波動主要由戰局勝負決定。由於戰敗國的貨幣和債務被徹底清除(例如德國和日本),美國成為最大的贏家,因為本土未受戰火破壞、死亡人數相對較低,且透過銷售和借貸累積了大量財富。
1945 年至今:美元與美國的週期
新世界秩序與美元霸權
兩極對立: 戰後世界分裂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民主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獨裁陣營(杜魯門主義)。
美元中心: 布雷頓森林協定(1944 年)確立了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因美國擁有世界三分之二的黃金儲備和主導的經濟及軍事力量。
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向戰敗的盟友提供大規模援助,這既是為了遏制共產主義擴散,也鞏固了美元的地位並促進了美國的出口。
貨幣體系的崩潰與轉變
黃金儲備枯竭: 1960 年代,美國在越南戰爭和國內社會計畫(「槍砲與奶油」)上的支出過度,導致美國黃金儲備減少。隨著美元債權(紙鈔)遠超黃金儲備,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動搖。
尼克森震盪(1971 年): 尼克森總統單方面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終結了 Type 2 貨幣體系,轉向法定貨幣(Type 3)。
通膨與保守主義抬頭: 脫鉤導致 1970 年代通膨飆升。為遏制通膨,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 1979 年擔任聯準會主席後採取了極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將利率推至歷史高點,成功壓制了通膨,但也引發了 1980 年代初期的大衰退。
政治鐘擺: 經濟和政治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擺盪。1980 年雷根當選總統,標誌著政治風向轉向緊縮貨幣和保守主義。
走向危機的現代週期
全球化與差距擴大(1990-2008): 蘇聯解體後,世界迎來全球化和數位化時代,中國的出口能力爆炸性成長,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技術和全球化使得中國工人與機器取代了美國中產階級工人,導致國內財富差距持續擴大。
金融危機與極限政策: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利率降至 0%,聯準會被迫採用 「量化寬鬆」(MP2),即印鈔購買金融資產。這推高了資產價格,使富人受益更多,進一步加劇了財富差距,使其達到 1930-45 年代以來最大。
極端政治與當前處境: 隨著財富差距和價值觀分歧擴大,美國政治兩極分化加劇。2020 年新冠疫情來襲,迫使美國採取 「第三種貨幣政策」(MP3),即政府大規模舉債,由FED印鈔資助,這將印鈔和債務水準推至戰時紀錄。
國力對比: 美國的儲備金(黃金和外匯)相對進口需求極低,但仍享有印製世界儲備貨幣的巨大特權。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且總體經濟規模在購買力平價基礎上已經超過美國,並且正以更快的速度成長。美國已走完大週期約 75% 的路程。
中國從歷史到戰略的視角
長遠視角: 中國領導人擁有數千年歷史的深厚積澱,因此他們看待問題的時間框架更長,更具戰略性,並將革命和戰爭視為不可避免的週期。
哲學與治理: 中國的治理模式融合了儒家(和諧、階層、集體)、法家(集權、武力、征服)和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透過矛盾推動進步)等思想,強調自上而下的集體利益(「國家」是「國家」和「家庭」的結合)。
中國的長期規劃分為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習近平領導下的第三階段,目標是到 2049 年成為世界強國,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兩倍。
階段1: 毛澤東時期 (1949-1976):鞏固權力,建立制度和基礎設施;嚴格共產主義、反資本主義、孤立於世界。經濟增長約6%,但伴隨動盪(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重點是從內戰中建立新秩序,但帶來貧困和內鬥。
階段2: 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時期 (1978-2013):改革開放,引入市場/資本主義元素,與世界(尤其是美國)合作。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從200美元增至中等水平),貧困率從90%降到2%。重點是從封閉轉向全球化,與美國形成共生關係(中國出口、美國借債),但也導致債務和緊張加劇。
階段3: 習近平時期 (2013至今):加速經濟改革、管理債務、發展科技、推動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2025。中國變得更強大,但與美國衝突升級(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政治)。重點是內部鞏固控制、減少貧富差距、環境保護,同時面對美國挑戰。
經濟轉型與成就:中國從貧窮落後(1949年人均收入<200美元)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統計顯示:人均產出增長25倍,貧困率從96%降至1%,預期壽命延長10年,受教育年限增長80%。Dalio強調改革開放是關鍵驅動力,中國學習西方但保留自身特色(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與美國關係的演變:從1970年代的戰略合作(尼克森訪華),到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緊張。中國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但現在面臨“戰爭”(貿易、科技、地緣、資本)。Dalio認為這類似1930年代日本/德國挑戰既有強權。
文化與制度差異:中國強調集體主義、層級結構和長期規劃;美國更注重個人主義和市場驅動。Dalio分享個人經歷(如1984年訪華、兒子在中國上學),強調中國人勤奮但曾受系統限制,改革釋放潛力。
挑戰與未來隱憂:內部債務、貧富差距、環境問題;外部衝突(如台灣問題)。貨幣價值圖表顯示人民幣穩定但面臨挑戰。Dalio警告,中國可能在5-10年內更強大,但需處理與美國的“脫鉤”。
驅動周期的四大關鍵動力
財富與權力的階級鬥爭
歷史上,極少數的精英(統治階級)總是控制了大部分的財富和權力。當經濟繁榮時,階級矛盾較小;當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債務問題時,階級鬥爭會加劇,導致革命或內戰,從而催生新的內部秩序。
金融與經濟的長期債務周期
過度的借貸和債務泡沫是導致國家從繁榮走向衰落的關鍵因素。作為儲備貨幣的國家(如美國)享有「過度的特權」,可以大量借債,但這最終會導致過度負債,削弱經濟實力。
外部地緣政治周期(崛起大國挑戰現有霸主)
當一個新興大國(如中國)在經濟、技術和軍事上崛起到一定程度,它必然會挑戰現有的主導世界大國(如美國)。這會引發一系列衝突,包括貿易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資本戰,甚至軍事戰爭的風險。
不可控的自然因素(如瘟疫、氣候變化)
這些外生衝擊如果在國家內部脆弱的時期發生,會加劇並加速衰落的過程。
日圓的困境
國際使用度不高: 日圓在非日本人之間並未被廣泛用於國際交易。
債務問題類似美元: 日本也面臨與美元相似的嚴重問題,包括債務過多且快速增加,以及政府對債務進行貨幣化(monetized,即央行印鈔購買國債)。
利率不具吸引力:日圓提供的利率不具吸引力。
全球大國地位減弱: 日本只是一個中等強國,在任何重要領域都不再是領先大國(not a leading power in any important way)。
內部秩序變化的永恆驅動因素
影響國內秩序和衝突的因素主要是人性的反映,特別是在壓力時期:
階級與衝突: 即使在強調個人主義的國家,階級(包括財富、政治立場、種族、地點等)在壓力時期也會變得至關重要,決定了人們的盟友和敵人。
精英階層: 在多數國家,少數人控制著大部分財富和權力,構成「精英階層」。在民主國家,政治權力在於投票者;在專制國家,權力在於少數被選定的人。
擇優制是成功的關鍵: 歷史顯示,那些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人才、根據能力而非特權給予責任的社會,因為具有最佳人才、觀點多樣性和公平性,故能取得最持久的成功。
權力平衡與決策原則
在權力鬥爭中必須理解的幾個原則:
權力平衡動態(Balance of Power Dynamic): 關係(無論國內或國際)的性質取決於雙方是選擇雙贏的合作競爭,還是雙輸的相互威脅。當雙方權力相當且具有相互毀滅的能力時,除非建立極高的信任,否則發生毀滅性衝突的風險極高(即「囚徒困境」)。
鬥爭的順序: 衝突依循經典模式發生:結盟(對抗共同敵人,使雙方力量大致平等)→鬥爭(決定勝負)→贏家內鬥(爭奪控制權)→和平繁榮期→衝突再起。
權力的絕對性: 「擁有權力,尊重權力,明智地使用權力,否則就離開。」 權力最終勝過協定、規則和法律,因為有權力的人可以執行或推翻規則。
短視的危害: 大多數人偏愛短期享受而非長期健康,這尤其體現在政府傾向於借貸和支出來換取政治支持,而非提高稅收或削減開支。這導致債務泡沫和週期性危機。
學習歷史的失敗: 由於大週期(約 50 到 100 年)比人類壽命長,人們往往未能從歷史中學習,導致他們對週期後期的挑戰毫無準備,使波動更加極端。
內部秩序大週期的六個階段與美國現況
國內秩序的演變分為六個階段(類似疾病的發展),並用 18 項衡量指標(如債務、貧富差距、教育品質等)來判斷國家所處的階段。
| 階段 | 階段名稱 | 關鍵特徵 | 美國現況 |
| Stage 1 | 新秩序開始與新領導者鞏固權力 | 內戰/革命後,新領導者清除異己,鞏固權力(Purges)。 | 尚未進入。 |
| Stage 2 | 資源分配系統與官僚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 「早期繁榮」,重點在制度建設,創造惠及中產階級的生產力系統。 | 尚未進入。 |
| Stage 3 | 和平與繁榮 | 「中期繁榮」,機會多、生產力高、社會團結、債務健康,是週期的最佳時期。 | 已經過去(例如 1960 年代的美國)。 |
| Stage 4 | 過度時期 | 「泡沫繁榮」,過度舉債消費、投資轉向奢侈品、生產力成長放緩、財富和機會差距擴大。 | 已經過去。 |
| Stage 5 | 惡劣財政狀況與激烈衝突 | 「經典有毒組合」:巨額債務、巨大的財富/價值觀差距、嚴重的負面經濟衝擊。民粹主義、政治兩極分化、階級鬥爭加劇、真相在公共領域中消失(媒體戰)。 | 美國當前所處階段,所有指標(債務、差距、政治極端化)均達到 1930 年代以來最高。 |
| Stage 6 | 內戰/革命 | 系統性崩潰,規則失效,發生爭奪財富和政治權力的暴力鬥爭。 | 美國的潛在下一步。 |
美國目前處於 Stage 5,其「有毒組合」症狀極為明顯:
金融問題: 聯邦政府和許多州(如康乃狄克州、伊利諾州)存在巨額赤字、債務和未撥付的養老金義務。FED印鈔緩解了聯邦政府的壓力,但犧牲了美元的購買力。
兩極分化與民粹主義: 政治極端化達到 1900 年代以來最高。溫和派正在成為少數,兩黨選民將對方視為「不道德的敵人」(例如 80% 的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被種族主義者接管,82% 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被社會主義者接管)。
失去真相: 傳統媒體和社交網路的信任度跌至歷史最低,鬥爭者與媒體合作,透過情感操縱和宣傳來摧毀對手,導致公眾難以辨別事實。
危機臨近: 歷史分析顯示,當「危險信號」(如高負債、高不平等、壞成長)達到 60% 至 80% 時,發生嚴重內部衝突的機率約為 1/6。美國目前就處在這個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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