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6: The Despot
第26章：獨裁者
習近平於2012年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並迅速展示出強硬的領導風格。他強調中國要實現中國夢，並且表達出強烈的共產主義價值觀。隨著他的上台，蘋果也面臨著來自中國政府的挑戰，尤其是在消費者日事件中，蘋果被中國國有媒體猛烈攻擊，指責對中國消費者的服務不夠好。
蘋果在中國的成功並未完全被當地視為有利的貢獻。儘管蘋果在全球獲得了巨大的營收，但中國的組裝商福斯康並未分享到這些收益，反而經常面臨諸多不利條件。特別是，蘋果的保固政策和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引起了黃牛販售假冒iPhone的問題，這一問題對蘋果的品牌造成了負面影響。
Chapter 27: The Gang of Eight第27章：八人幫
蘋果公司在2013年時為了應對中國市場的挑戰，成立了一個名為「八人幫」的核心小組，這個小組負責協調蘋果在中國的業務發展、政府關係、以及處理來自中國政府和市場的壓力。
小組的領導者是Rory Sexton，他是蘋果的副總裁，並且負責蘋果在中國的運營。他的主要任務是了解中國的商業環境，並確保蘋果在當地的運營符合政府要求，且能夠有效地處理蘋果產品的生產和分銷問題。
此外，小組中的其他成員，包括曾經在諾基亞和福斯康工作的Steven Marcher，和負責政府事務的Jun Ge，都有著豐富的中國市場經驗。Jun Ge戈峻尤其關注政府關係，並且是蘋果首位專門負責中國區政治事務的高層。
蘋果公司開始改變其運營策略，並且學會了更加精確應對中國政府的需求。
Chapter 28: The China Whisperer第28章：中國低語者
Guthrie從小在匹茲堡面臨學習障礙，特別是閱讀困難，但他發展出一種補償技術，使他能夠學會如何記憶和理解內容。隨著他學習中文，他的閱讀困難逐漸消失，這也讓他在學術上取得了顯著成就。
他在台灣的經歷和中國的社會變革給了他豐富的背景知識，並最終讓他專注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他曾在上海進行研究，並專注於中國經濟模式和發展的文化背景。Guthrie意識到，中國並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樣簡單模仿西方，而是在發展一種獨特的、與西方不同的經濟模式。
在他對中國發展的分析中，Guthrie強調中國並非僅僅追趕西方，而是體制正在成熟並創造一個新的經濟模式。他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體制與其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形成鮮明對比，並認為中國的發展為世界提供了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Guthrie的觀點與主流經濟學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不認為中國的成長僅僅是放鬆了共產主義束縛，而是認為中國在創造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系，這讓他看到了中國的獨特優勢和未來的潛力。
Chapter 29: Voluntary Is the New Mandatory第29章：自願就是新的強制
習近平在2013年宣布了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一個希望將中國與約140個國家聯繫起來的項目，目的是減少對西方市場的依賴，並建立一種中國主導的新模式。習近平還開始推動中國2025製造計劃，目標是使中國在高端電子產品、生物醫藥和航空航天領域達到自給自足。
然而，蘋果卻未能充分理解中國的政治變化和當地的運營條件，這讓Guthrie感到擔憂。他曾多次試圖向蘋果高層提醒，習近平的政策轉變會對蘋果在中國的業務造成重大影響，但由於蘋果的業績持續強勁，這些警告往往被忽視。
蘋果在中國面臨的新勞動法規定，也讓公司感到困惑和不安。新的勞動派遣法規定，企業只能聘用最多10%的臨時工，這對蘋果在中國的供應鏈造成了巨大的挑戰。蘋果在中國的運營依賴大量的臨時勞動力，尤其是在產品生產高峰期。這些變化讓蘋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Chapter 30: The Apple Squeeze
第30章：Apple 被擠壓
Guthrie注意到儘管蘋果僅占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不到20%的份額，但它卻能佔據超過80%的利潤。這樣的情況很不尋常，因為在其他市場，通常市場份額較大的企業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蘋果的策略並不是通過大規模的手機銷售，而是通過穩定且不斷上升的價格，來保持利潤壓倒性領先於其他競爭對手。
Guthrie進一步觀察到，蘋果的成功是因為對供應商的巨大控制權。蘋果對供應商採取了一種“Apple Squeeze”的策略，通過與供應商密切合作，提供技術指導和設備支持，但卻要求他們在極低的利潤下運營。蘋果的工程師深入供應商的工廠，幫助他們提高效率，並且蘋果對每個細節都有極高的要求，這使得蘋果能夠製造出世界一流的產品並保持高額利潤。
蘋果的做法使得它無形中促進了中國手機市場的發展。蘋果的供應商將從蘋果學到的技術和生產過程應用到中國本土的手機品牌（如華為、小米、OPPO等），這些品牌迅速增長並在市場中佔據了越來越大的市佔率。儘管蘋果並不直接參與中國本土手機市場的競爭，但它對中國手機行業的發展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Guthrie還指出，蘋果在中國的運營方式與西方企業的傳統觀念有所不同，蘋果並不依賴傳統的合資企業模式，而是通過對供應鏈的深入掌控，成功地將技術轉移給了中國的供應商，這對中國的創新和製造業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他認為蘋果在中國的投資不僅僅是為了賺取利潤，更重要的是在幫助中國建立世界級的製造能力和技術基礎。
第31章：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
2016年公司面臨挑戰，包括中國營收下降26%。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閉了蘋果的iTunes和iBooks商店，這表明中國對外國公司運營的審查逐漸加強。
中國電動車（EV）行業中的鯊魚效應也類似，特斯拉進入市場成為促使國內公司提升產品和流程的催化劑。這與蘋果在中國的做法相似，蘋果在當地供應鏈的塑造和知識轉移中起了重要作用。
Chapter 32: Bureaucratic Protection第32章：官僚式保護
蘋果在2016年決定投資10億美元於滴滴出行，這筆投資是蘋果首次對競爭對手進行股權投資，顯示蘋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日益緊密。這筆投資除了幫助蘋果進入自駕車領域，還有助於它在中國的數字支付領域競爭。
蘋果的投資策略也被視為對中國政治的一種回應。在面對中國政府越來越強的影響力時，蘋果選擇以高調的投資和合作方式表達對中國市場的承諾，這也有助於提升蘋果在當地的政治地位。同時，蘋果開設了四個研發中心，試圖向中國政府展示其對本地創新和經濟發展的貢獻。
然而，蘋果的策略並不完全順利。中國政府在2016年底要求蘋果從中國的應用商店下架《紐約時報》應用，並強迫蘋果刪除674個VPN應用，蘋果在中國的地位逐漸受限。蘋果為了遵守中國的網絡安全法，開始在中國建立合資的數據中心，蘋果在政治與法律上對中國妥協。
蘋果的高層曾預測中國某些地方官員將會成為未來的領導者，但最終發現習近平並未如預期推出接班人，蘋果的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使得他們在中國的投資計畫面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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